《资治通鉴》370：王敦之乱，甘卓的行为需引以为戒！
学习内容：卷第九十二，晋纪十四（公元322年——323年，共2年） 王敦叛乱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曼，祜之兄孙也。曼、鲲终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将作乱，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体！”出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称：“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以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乙亥，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举动如此，岂得云非乱乎！处仲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之俱下，卓许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意狐疑。卓曰：“昔陈敏之乱，吾先从而后图之，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心常愧之。今若复尔，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该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正欲忠于王室耳。今王公举兵向天子，非吾所宜与也。”遂绝之。氶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氶檄长沙虞悝为长史，会悝遭母丧，氶往吊之，曰：“吾欲讨王敦，而兵少粮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辞，将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亲屈临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敦势必分。分而图之，庶几可捷也。”氶乃囚桓罴，以悝为长史，以其弟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舂陵令长沙易雄，同举兵讨敦。雄移檄远近，列敦罪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氶。惟湘东太守郑澹不从，氶使虞望讨斩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氶遣主簿邓骞至襄阳，说甘卓曰：“刘大连虽骄蹇失众心，非有害于天下。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向阙，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公受任方伯，奉辞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则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国，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但当按兵坐以待之。使大将军事捷，当委将军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当创业之初，故隗、窦可以文服从容顾望。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比也；襄阳之于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将军克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戍，绝荆、湘之粟，将军将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且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于义安乎？”卓尚疑之。骞曰：“今既不为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而我弱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以将军之威名，帅此府之精锐，杖节鸣鼓，以顺讨逆，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顾虑邪？武昌既定，据其军实，镇抚二州，以恩意招怀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于后为变，又遣参军丹杨乐道融往邀之，必欲与之俱东。道融虽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说卓曰：“主上亲临万机，自用谯王为湘州，非专任刘隗也。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失职，背恩肆逆，举兵向阙。国家遇君至厚，今与之同，岂不违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为宗党之耻，不亦惜乎！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自溃，大勋可就矣。”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露檄数敦逆状，帅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孙双奉表诣台，罗英至广州约陶侃同进。戴渊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武昌城中传卓军至，人皆奔散。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帅甲卒二万攻长沙。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阙，人情震恐。或说谯王氶，南投陶侃或退据零、桂。氶曰：“吾之起兵，志欲死于忠义，岂可贪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婴城固守。未几，虞望战死，甘卓欲留邓骞为参军，骞不可。乃遣参军虞冲与骞偕至长沙，遗谯王氶书，劝之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敦归路，则湘围自解。氶复书称：“江左中兴，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陨命。而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电赴，犹有所及；若其狐疑，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卓不能从。1 春，正月，郭璞再次上疏，请皇帝以皇孙出生为由，颁布赦令，皇帝听从。正月初一，大赦，改年号为永昌。王敦任命郭璞为记室参军。郭璞善于卜筮，知道王敦必定作乱，自己也会被牵连其中，非常忧虑。大将军掾、颍川人陈述去世，郭璞哭丧极为哀痛，说：“嗣祖（陈述字嗣祖）啊！焉知非福啊！”王敦既与朝廷离心离德，将朝廷名士都羁留录用在自己幕府。任命羊曼及陈国人谢鲲为长史。羊曼，是羊祜哥哥的孙子。羊曼与谢鲲终日酣醉，所以王敦也不委任他们具体的工作。王敦将作乱，对谢鲲说：“刘隗奸邪，将危社稷，我想要清除君侧之恶，如何？”谢鲲说：“刘隗确实是个祸害，但他是城狐社鼠。”（城墙上筑窝的狐狸，社稷里挖洞的老鼠，意思是投鼠忌器，动不得。）王敦怒道：“你是个庸才！不识大体！”将谢鲲外放为豫章太守，但又扣留他，不让他到任。正月十四日，王敦在武昌举事，上疏数落刘隗罪状，声称：“刘隗佞邪谗贼，作威作福，妄兴徭役，劳扰士民，赋役繁重，怨声载道。臣身为宰辅，不可坐观成败，所以进军讨伐，刘隗的首级早上悬挂于城门，则大军晚上就退兵。当初太甲荒唐无度，幸有伊尹之忠，殷商得以中兴。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平安，社稷永固。”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到了芜湖，又上表控诉刁协罪状。皇帝大怒，正月二十一日，下诏说：“王敦凭恃恩宠，敢肆狂逆，将朕比作太甲，要将朕幽囚。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朕亲率六军，以诛大逆，有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王敦此举似乎只是清君侧，并不是叛逆。”周顗说：“不然，人主自然并非尧、舜，不能没有过失，但人臣岂能举兵胁迫？举动如此，不是叛乱是什么！王敦狼子野心，他的企图岂有限度？”王敦初起兵时，遣使告诉梁州刺史甘卓，约他一起东下，甘卓许诺。等到王敦登船出发，甘卓按兵不动，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惊道：“甘侯之前和我约好如何如何，如今有变，是担心我危害朝廷吧！如今我只是清君侧，事成之后，封甘侯为公爵。”孙双回去报告，甘卓还是狐疑。有人对甘卓说：“不如假意许诺王敦，等他到了京城，再出兵讨伐他。”甘卓说：“当年陈敏之乱，我也是先假意跟从，然后又反戈一击，舆论都说我见风使舵，心中时常愧疚。如今再来一回，何以自明！”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告诉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之所以举兵拒胡贼，正是要效忠于王室。如今王敦举兵向天子，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于是拒绝。司马承叹息说：“我要死了！地荒民寡，势孤援绝，有什么办法！不过，死得忠义，夫复何求！”司马承征召长沙人虞悝为长史，正赶上虞悝母丧，司马承前往吊唁，说：“我要讨伐王敦，而兵少粮乏，况且我新到任，恩信未著。你们兄弟是湘中豪杰，如今王室危难，兵革之事，古人也不会因守丧而推辞，先生对我有什么指教呢？”虞悝说：“大王不因虞悝兄弟猥劣见弃，亲自屈就光临，敢不效死！然而湘州荒弊，难以进讨，应该收众固守，传檄四方，王敦的势力就分裂了。分裂之后，再图进讨，或许可以取胜。”司马承于是囚禁桓罴，任命虞悝为长史，以其弟虞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县令、长沙人易雄，一同举兵讨伐王敦。易雄移檄远近，列数王敦罪恶，于是一周之内，全都响应司马承。唯独湘东太守郑澹不从，司马承派虞望征讨，斩郑澹，将人头送到各地示众。郑澹，是王敦的姐夫。司马承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对甘卓说：“刘隗虽然傲慢失众心，但并非对天下有害。大将军却以其私恨，举兵向宫阙。这正是忠臣义士竭节之时。您受任为方伯，奉辞伐罪，正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勋！”甘卓说：“齐桓、晋文不是我所能赶上的，但我也志在徇国，当与您一起详细考虑。”参军李梁对甘卓说：“当初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之后得到福报。如今将军在天下人心中有重望，但当按兵坐以待之。如果王敦取胜，自然要委以将军方面大员之任；如果王敦失败，朝廷必以将军替代他的位置。何愁不富贵，而放弃此庙胜之策，到战场上去一决存亡呢？”邓骞对李梁说：“光武帝是在创业之初，所以隗嚣、窦融可以文服从容观望。如今将军之于本朝，不能以窦融来做比较；襄阳与太府相比，也没有河西之固。假使王敦攻克刘隗，还师武昌，增兵石城，切断荆州、湘州的粮食供应，将军还能往哪里去！势在人手，还说自己有什么庙胜，真是闻所未闻！况且身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这符合大义吗？”甘卓还在犹疑。邓骞曰：“如今既不为朝廷义举，又不接受王敦檄书，这是必至之祸，我看得很清楚。况且大家认为困难的，无非是彼强我弱罢了。如今王敦兵不过万余，留守的不过五千；而将军你的兵力是他的几倍。以将军之威名，率此府之精锐，杖节鸣鼓，以顺讨逆，岂是王含所能抵挡的！若王敦救援，必须逆江而上，他们逆流来战，自己都支撑不住，将军之举武昌，如摧枯拉朽，还有什么顾虑呢！武昌既定，取得他的军事物资，镇抚二州，以恩意招怀士卒，让士兵们像回家一样来归附，这就是吕蒙击败关羽的计策和形势啊。如今放弃这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能说是明智。”王敦担心甘卓在身后有变，又派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前往邀约他，一定要他跟自己一起东下。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但是对他的悖逆非常愤恨，反而跟甘卓说：“主上亲临万机，自用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并不是专任刘隗。而王氏擅权日久，突然看见皇帝有分权之举，就觉得自己有损失，于是背恩肆逆，举兵向宫阙。国家对您的恩遇如此之厚，今天如果与王敦站在一边，岂不违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为宗党之耻，不可惜吗！我为您考虑，不如假装许诺王敦，而驰袭武昌，王敦士众听闻，必定不战自溃，您则立下大功。”甘卓本来就不愿跟从王敦，听了乐道融的话，终于决断，说：“这就是我的本意。”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发布公开檄文，列数王敦叛逆罪状，率所部兵马讨伐王敦。派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到朝廷汇报，罗英到广州约陶侃同进。戴渊在江西，先得到甘卓檄书，上表朝廷，宫中皆称万岁。陶侃得到甘卓书信，即刻派参军高宝率兵北下。武昌城中传言甘卓兵到，人皆奔逃溃散。王敦派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和将军李恒率甲卒两万攻长沙。长沙城池不完整，资储又缺乏，人情震恐。有人建议谯王司马承向南投奔陶侃，或者退据零陵、桂阳。司马承说：“我起兵志在死于忠义，岂可贪生苟免，做那奔败之将！大事不能成功，只是让百姓知道我的心罢了。”于是环城固守。没过多久，虞望战死。甘卓想要留邓骞为参军，邓骞不愿意。甘卓于是派参军虞冲与邓骞一起到长沙，带信给司马承，劝他固守，等甘卓兵出沔口，切断王敦归路，则湘州之围自解。司马承回信说：“江左中兴，刚刚开始草创，没想到宠臣之中，出了恶逆之人！我以宗室受任，志在一死；但是智识尚浅，百事茫然。足下如果能卷甲电赴，可能还赶得上救我；如果狐疑不进，再来就只能在枯鱼堆里找我了。”甘卓不能听从。
01，成功之後需要总結，需要叩问本心，到底是技術上的胜利，还是道义上的胜利技術上的胜利，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智谋更丰富，技巧更更高，也可能是对手太笨道义上的胜利，可能是自己踩中了趋势，遇对了平台，跟对了老大卓曰：“昔陈敏之乱，吾先从而后图之，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心常愧之。今若复尔，何以自明！”最开始他想与陈敏图谋大事的，后面看到趋势不对了，然后反过来对付陈敏他的思维模式，是以利为主导的，第一念头是从利开始，从个人的利益开始所以，现在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出现了王敦之乱，他处在两军对垒之间，那么，他这个“以利为先”思维模式的特性又出来了自己稍微慢一点，两边不管胜与败，自己都能够取“富贵”敦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济，当以甘侯作公。”他既挂念着王敦许下的公爵承诺，又想要以此去向朝廷，向司马睿博弈更多的好处，司马睿的“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他看不上，侯爵比不上公爵啊邓骞的言论，有理有据，甘卓估计是认可的，只是他做不到谈国家大义，谈趋势，以顺讨逆，他当然也知道，但是，能够让他有所行动的，是看这个“利”是不是够安全，是不是够大，至于国家道义什么的，放在一边因为乐道融是从王敦那边来的，是王敦的内部人，这个内部人员的信息能够进一步证明，他站在司马睿这一遍的胜算概率更大，所以他行动了这就跟投资一样，既要看回报率，也要看投资风险，而首先看的就是投资风险拿着国家赋予的权力，兵力，却以此作为筹码来为自己谋利，一边与国家博弈，一边还想着与反叛分子交易他也不想想，不管是王敦成功了，或者是朝廷成功了，会不会找他秋后算账？03，一个遇事只想着从“钱”的角度思考的人，很难赚到大钱，换句话说，会赢几把小的，但是会输掉大的，最终很大可能会成为失败者当年蒋先生遇事总习惯于从商人的角度思考，用商人做买卖的思维，去应对大势，比如布局东北这个事情现在的甘卓，面对有人叛乱，有人在动摇国之根本，他手握重兵，却磨磨唧唧，也用类似于做买卖的思维方式去算计私利，这就是德不配位了凡是涉及到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的事情，一算计就落入下乘。所以，我们也要思考下自己的思维模型是什么样的，小事上糊涂点无所谓，不要在大事上想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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