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了《普通教育学》，标志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赫尔巴特被称为“科学教育的创始人”、“现代教育学之父”。为什么是19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为什么他们的说法给以一种恰恰相反甚至有点文字游戏的感觉？我们有各级各类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高中，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研究型大学等。有人强调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认为这是冲击高精尖的关键；有人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认为这是与制造业大国与保障就业相关的；有人强调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人一生的起点和奠基。学校里开设很多课程，比如中学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体育、劳动、信息技术，还有的高中有选修课。有人强调语文的重要性，这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人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这是科学的皇后，是一切科学技术的灵魂；有人强调英语的重要，认为这是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的基本要求。（由于跨专业，没系统学过教育学相关内容，可能和专业老师讲的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1666年是牛顿奇迹年，那年牛顿提出了微积分和万有引力，人类的科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以哈雷彗星为例，哈雷1705年预言1758年或1759年会有一颗很亮的“扫帚星（彗星）”和地球擦肩而过，人们觉得他在胡扯。结果到了1759年1月，天文学家真的看到了有一颗拖着长尾巴的彗星出现在空中。人们不禁哇塞，哈雷牛逼，牛顿牛逼，科学牛逼。也就是说，牛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的强大，人类可以利用各种科学知识发现宇宙万物的规律。于是，关注教育的一批人可得也会这么想。天文学有规律、生物学有规律，那么教育呢？肯定也有一些规律啊、定理啊之类的东西。
于是，结合当时心理学的进展，发现了人的兴趣、注意力之类的具备一些普遍特征和规律，教育学的科学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杜威和陶行知都是著名的教育学家，他们的理论不可能是随口说的文字游戏。
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到19世纪末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虽然暂时还不如英、德，但前景一片大好。当时美国的教育也发展的挺好，在各种繁荣的情境下，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学校教育的课程一般变化得慢，但当时社会日新月异，学生毕业后很可能发现学校里学的东西根本没用。
就好像你花四年学会了修理BB机，刚毕业手机普及了。
杜威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学校即社会”，强调学校不是象牙塔，不应该与社会有隔阂，顺应时代的需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民生凋敝，水深火热，20世纪初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也不太行，虽然有蔡元培、张伯苓等教育家在奔走，但国家没有精力、财力好好地搞教育，文盲率极高，学校数量严重不足。
所以呢？中国当时显然和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截然不同，美国是社会安定繁荣教育也发展很好只是课程内容有些脱节；我国是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没有读书的机会。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也就可以理解了。学校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儿童少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不能就此放弃，即使进不了正规学校，社会何尝不是一所大学校呢？生活何尝不是最好的老师呢？如果当时中国人能普遍树立这样的信念，不放弃、不抛弃，教育救国的理想是有希望的。
由此也就理解了，西方的理论确实不能拿来就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新任教育部长，年轻的时候做过几年的“特殊学校校长”，也就是身体有缺陷的孩子的学校。于是，他对特殊学校非常重视。
与财政科协商下年度教育预算的时候，教育部长想给特殊学校增加经费额度，财政科长不解，为什么突然加这么多？教育部长说，“特殊儿童多么不幸，他们的父母为了养大他们付出了多少”之类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听者啜泣闻着沉默。
是啊，这些孩子们太可怜了，国家加大特殊学校经费支持是不是很有必要？因为总经费是固定的，这里增加了，就要在别处减少，那么在那里减少呢？高中教育不重要？还是大学教育不重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教育是讲情怀的，但教育机构设置、教育经费分配、课程体系等都是有限制的，钱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不能单方面强调某一部分的重要性，只有系统把握努力寻找总效用最大才是合理的。而且，时代的需要往往是重要与否的判断标准，新中国初期为什么那么重视石油、钢铁、地质、化工之类的工科专业，新中国建设亟需啊！现在为什么格外强调拔尖创新、基础科学，冲击世界高精尖亟需啊！
因此，在教育讨论中我们不能过于强调单一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要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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