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出五服的弟兄有四十个,可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的就四、五人。入小学前,经常一起玩耍的是大哥、二哥孪生兄弟,他们长我两岁,与我家隔街相对。还有庆哥,长我一岁,他住西场。他们都属四队,都是我没有出五服的叔伯哥哥。我和庆哥名字最后一字一样,老家人叫人时一般只叫最后的字,这在一个大家庭算是同名了,于是家人就叫他大庆,叫我小庆。
那天早晨起来,天上的太阳很好,街上老槐树的叶子比昨天绿了很多。我和二哥到了前街才知道,夜里下的大雨不仅灌满了南大坑,雨水把前街也就是公社门前的街口冲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而且那里面还有水在流。
南坑边的庄户坡上有几棵大枣树,上边挂花红的小枣。树下坐着一个远门的殿青大娘看枣,晚上回家时她在那儿坐着,早晨起来她还在那坐着,叫人感觉她是不管黑天白日都不离开这里的。
二哥说,别怕,这个大娘耳聋,她听不到。于是,我们一人拿起一块碎砖块,对着她背后的树喊着一,二,三……扔!那砖块就向树上飞去。小枣噼里啪啦落了下来。大娘果然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假装没事人一样绕到大娘身后,偷偷把枣拾起来。一旦得手,就找来其他哥哥一起干,天天干。
那个大娘感觉树上的枣见少,地上经常有落叶,可是她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忘记了是哪个哥哥,一砖块下去,那枣几乎都落在大娘头上,她一转身明白了,原来都是我们干的。就跑到大奶奶(二哥的奶奶)那里告状,连我们和别人打架的事都告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一句半句的话,她说,你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你家这帮孩子,打起架来个个像虎羔子一样,别惹出大祸来。
记得大奶奶当时正在扫院子,抡起扫帚就打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哥哥。全是你领的头,他们这么小知道什么?当时我最小,打架真的轮不着我去上手,我也就没挨打。不过,我觉得大奶奶说得对。
那时粮食金贵,谁家也吃不饱。所有的玩耍都围绕一个吃字。村里有看青的(护秋员)个个长得凶神恶煞一样,都很负责任。他们不光要在田地里来回转悠,每个进村的路口都有两三个人把守,村里人下地回来,就要挨个把草筐检查一遍,看是不是里边装回了生产队的粮食,就像电视剧上日本鬼子搜中国老百姓身一个样。一旦发现,又罚又打。记得七队有个哥哥因偷东西被捆到大队,叫看青的把他的脸打得自鼻青脸肿,吓得我做了好几年恶梦。
我们到北洼大窑旁去玩。那时的大窑很火,大人们挖土、摔坯子、运煤、装窑、出窑……大人们嫌我们碍手碍脚,就撵我们到别处玩去。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哥哥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弄点棒子(玉米)来烧。我们就到窑旁的棒子地里,每人掰下两个嫩棒子,悄悄藏在衣兜跑到大窑顶上,用手挖个坑把棒子连皮放在热土里,假装没事就去别的地方玩了。过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找到自己的棒子,跑到没人处去吃,味道美极了。没想到这个秘密又叫在窑上干活的大人们发现了,他们比我们还坏,当我们往土里埋棒子时,他们假装看不见,可烧个差不多时,他们就挖来吃,等我们再回来什么也没有了。
于是我们就藏在棒子或者高梁地深处,在地里挖个小沟做为灶坑,上边搭几条湿树枝,把棒子、毛豆、山药(白薯)等凡是我们认为能吃的东西架在上边,在下边点火烤。虽说我们最爱吃的是花生,那时生产队里也种,可是那里看护得太紧,我们没有办法搞到。那时烤东西吃最难的是没有干柴,我们就掐棒子尖儿,那东西最好点着,还有一点最要紧,烧起来没有烟,不容易被人发现。毛豆最好烤,用火一燎就熟。最难烤的是山药,烧上半天只是皮热,里面还是生的,我们待不及,就生吃。有时逮几串蚂蚱一起烤着吃,有时摸几条小鱼也烤,因为没有盐,可能也没有真正烤熟过,咬一口腥气哄哄,赶紧吐了。
我们在外边偷吃东西,别说看青的看到不会放过我们,就是家里大人知道也不会轻饶的。感觉那时遇到看青的就象现在酒后驾车看见了交警,心里发虚。所以吃完以后,就开始销赃灭迹。先把灰埋上,把坑平好,再把那已经烤糊的树枝扔得远远,最后是处理个人黑黑的嘴巴。用手掌擦擦,相互问,还黑吗,黑,就再擦,岂不知这手比嘴还黑,越擦越不干净。后来就长心眼了,点火前先找个有小水洼的地方,洗一下就干净了。那时的喝水不成问题,沟沟坎坎都是水,也不懂得讲卫生,渴时趴在地上就喝,连大人也是这样,从没听说因喝水闹病的事。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有时听到有脚步声走来,我们撒脚就跑了。
现在想来,我和哥哥们并不调皮,除带着我偷枣,到大窑旁边烧东西吃,还悄悄弄出庆哥家西厢房的留声机用手摇着听戏,和外姓的孩子打过几回架,我们没有做过多少坏事。也许是哥哥们怕把我带坏,在做坏事时就故意没有叫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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