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出五服的弟兄有四十个，可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的就四、五人。入小学前，经常一起玩耍的是大哥、二哥孪生兄弟，他们长我两岁，与我家隔街相对。还有庆哥，长我一岁，他住西场。他们都属四队，都是我没有出五服的叔伯哥哥。我和庆哥名字最后一字一样，老家人叫人时一般只叫最后的字，这在一个大家庭算是同名了，于是家人就叫他大庆，叫我小庆。
那天早晨起来，天上的太阳很好，街上老槐树的叶子比昨天绿了很多。我和二哥到了前街才知道，夜里下的大雨不仅灌满了南大坑，雨水把前街也就是公社门前的街口冲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而且那里面还有水在流。
南坑边的庄户坡上有几棵大枣树，上边挂花红的小枣。树下坐着一个远门的殿青大娘看枣，晚上回家时她在那儿坐着，早晨起来她还在那坐着，叫人感觉她是不管黑天白日都不离开这里的。
二哥说，别怕，这个大娘耳聋，她听不到。于是，我们一人拿起一块碎砖块，对着她背后的树喊着一，二，三……扔！那砖块就向树上飞去。小枣噼里啪啦落了下来。大娘果然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假装没事人一样绕到大娘身后，偷偷把枣拾起来。一旦得手，就找来其他哥哥一起干，天天干。
那个大娘感觉树上的枣见少，地上经常有落叶，可是她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忘记了是哪个哥哥，一砖块下去，那枣几乎都落在大娘头上，她一转身明白了，原来都是我们干的。就跑到大奶奶（二哥的奶奶）那里告状，连我们和别人打架的事都告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一句半句的话，她说，你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你家这帮孩子，打起架来个个像虎羔子一样，别惹出大祸来。
记得大奶奶当时正在扫院子，抡起扫帚就打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哥哥。全是你领的头，他们这么小知道什么？当时我最小，打架真的轮不着我去上手，我也就没挨打。不过，我觉得大奶奶说得对。
那时粮食金贵，谁家也吃不饱。所有的玩耍都围绕一个吃字。村里有看青的（护秋员）个个长得凶神恶煞一样，都很负责任。他们不光要在田地里来回转悠，每个进村的路口都有两三个人把守，村里人下地回来，就要挨个把草筐检查一遍，看是不是里边装回了生产队的粮食，就像电视剧上日本鬼子搜中国老百姓身一个样。一旦发现，又罚又打。记得七队有个哥哥因偷东西被捆到大队，叫看青的把他的脸打得自鼻青脸肿，吓得我做了好几年恶梦。
我们到北洼大窑旁去玩。那时的大窑很火，大人们挖土、摔坯子、运煤、装窑、出窑……大人们嫌我们碍手碍脚，就撵我们到别处玩去。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哥哥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我们弄点棒子（玉米）来烧。我们就到窑旁的棒子地里，每人掰下两个嫩棒子，悄悄藏在衣兜跑到大窑顶上，用手挖个坑把棒子连皮放在热土里，假装没事就去别的地方玩了。过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找到自己的棒子，跑到没人处去吃，味道美极了。没想到这个秘密又叫在窑上干活的大人们发现了，他们比我们还坏，当我们往土里埋棒子时，他们假装看不见，可烧个差不多时，他们就挖来吃，等我们再回来什么也没有了。
于是我们就藏在棒子或者高梁地深处，在地里挖个小沟做为灶坑，上边搭几条湿树枝，把棒子、毛豆、山药（白薯）等凡是我们认为能吃的东西架在上边，在下边点火烤。虽说我们最爱吃的是花生，那时生产队里也种，可是那里看护得太紧，我们没有办法搞到。那时烤东西吃最难的是没有干柴，我们就掐棒子尖儿，那东西最好点着，还有一点最要紧，烧起来没有烟，不容易被人发现。毛豆最好烤，用火一燎就熟。最难烤的是山药，烧上半天只是皮热，里面还是生的，我们待不及，就生吃。有时逮几串蚂蚱一起烤着吃，有时摸几条小鱼也烤，因为没有盐，可能也没有真正烤熟过，咬一口腥气哄哄，赶紧吐了。
我们在外边偷吃东西，别说看青的看到不会放过我们，就是家里大人知道也不会轻饶的。感觉那时遇到看青的就象现在酒后驾车看见了交警，心里发虚。所以吃完以后，就开始销赃灭迹。先把灰埋上，把坑平好，再把那已经烤糊的树枝扔得远远，最后是处理个人黑黑的嘴巴。用手掌擦擦，相互问，还黑吗，黑，就再擦，岂不知这手比嘴还黑，越擦越不干净。后来就长心眼了，点火前先找个有小水洼的地方，洗一下就干净了。那时的喝水不成问题，沟沟坎坎都是水，也不懂得讲卫生，渴时趴在地上就喝，连大人也是这样，从没听说因喝水闹病的事。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有时听到有脚步声走来，我们撒脚就跑了。
现在想来，我和哥哥们并不调皮，除带着我偷枣，到大窑旁边烧东西吃，还悄悄弄出庆哥家西厢房的留声机用手摇着听戏，和外姓的孩子打过几回架，我们没有做过多少坏事。也许是哥哥们怕把我带坏，在做坏事时就故意没有叫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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