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岳飞传》把大宋重臣张邦昌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不折不扣的叛臣和卖国贼。但是，历史果真如此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做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我们的结论是：张邦昌不仅不能算叛臣、卖国贼，从某种意义上讲，张邦昌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甘做人质，被迫称帝，使大宋黎民免受战乱之苦，或许应该算是大宋的功臣。
资料记载：张邦昌(1081年～1127年)，进士出身，北宋末大臣，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徽宗、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金兵围攻开封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金兵攻陷汴京后，立张邦昌为“楚帝”，三十三天后被迫退位。康王赵构于南京即帝位后，张邦昌朝见请罪，赵构赦免了他，并封他为向安郡王，后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建炎元年五月，高宗令马伸列举张邦昌罪状并赐死，九月，张邦昌登平楚楼（长沙天宁寺）自缢而亡。
据民间传说，张邦昌是宋代钦宗皇帝的宰相，金人来犯，张邦昌与康王赵构一同出使（人质）金营求和。在金营，他卑躬屈膝，丢尽了大宋的颜面。后来，在金人的迫使下当了三十三天的伪楚皇帝。因为没有能力平定江南反抗，被金人赶下台。南宋以后，他贼心不死，又巴结宋高宗，把自己的养女和香进贡给皇帝。张邦昌父女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臣不满，纷纷上书弹劾张邦昌，孟太后便下令把他杀死。以上说法，虽然源于民间野史，却给张邦昌勾划出一副卖国贼、大奸臣的嘴脸。
纵观张邦昌的履历，从考中进士踏入官场起，先后经历了大司成、知州、礼部侍郎、尚书右左丞、中书侍郎等多个重要岗位的历练和考验，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期间长达数十年的为官生涯，几十年无所建树却一路官运亨通，可以说张邦昌是一个左右逢源、趋炎附势、善于献媚邀宠的人。
考察张邦昌的功过，必须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相联系。那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是怎样的呢？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联盟共同抗击辽国，协议金攻辽国的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宋攻辽国的燕京（今北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金兵攻破辽国中京，而宋朝二十万大军惨败。燕京由金人攻占，辽国皇帝天祚被俘。辽国灭亡后，宋廷竟然要求金人履行协议，金人以宋廷没有履行攻打燕京的盟约为由，要求宋廷用岁币换取燕云十六州，两国关系出现裂痕。1123年七月，前辽国将领、平州（今河北卢龙）留守张觉降宋，金人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宋廷。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攻宋。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由完颜干离不领军攻打燕京，西路由粘罕领军直扑太原。东路军破燕京，渡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不妙，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史称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东路军攻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营议和，被金人拘禁。在此国家危难之际，作为当时主和态度最坚决的宋廷大臣张邦昌被宋钦宗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毅然陪同康王赵构前往金营谈判并充当了人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京都，掳走徽钦二帝，金人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定都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史称“靖康之变”。
由此看来，大宋落得割地赔款、帝王遭掳此番光景与张邦昌并没多大关系，应该说是朝廷的软弱，是所有文武大臣的无能；张邦昌称帝，是金人的胁迫，是救国、救民于危难的权宜之计，张邦昌实在是无可奈何。这一观点，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
据史料记载，张邦昌陪同康王赵构入金营成为人质后，基本上展现出一位优秀的外交官所应该具备的风度和品质。当粘罕和斡离不二人召其单独议事时，张邦昌始终坚持自己与肃王赵枢（其时康王已被金军退货由肃王顶替）以及驸马曹晟等三人所组成的“人质代表团”是一个共同体，自己绝对不私自行动。最后，是金人使用武力才将其带走的。张邦昌从来就没想当皇帝，宋人徐梦莘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得很清楚，当被告知将成为皇帝候选人时，张邦昌是明确反对并坚决拒绝的，是粘罕和斡离不谎称只是让他当宰相，辅佐宋朝太子治理国家，他才勉强进入汴梁城。最终迫于大金国的压力和众臣民的“极力拥戴”，他才勉强成为理论上的“皇帝”。据传说，金人曾警告张邦昌，如果他不继位，朝中大臣不拥戴，就要先杀掉所有大臣，然后纵兵屠城。张邦昌为保全城中士庶性命，只得应允。这一点，在张邦昌委托蒋师愈带给康王赵构的信中有所体现。信曰：“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在这封书信中，张邦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和亲身感受，表达了他无可奈何的心态，字里行间体现了他爱国崇君的情怀。事实上，张邦昌当皇帝的任命经过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签名认可后，他本人也根本没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依据有四：一是他执意将办公地点设在文德殿（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辰殿和垂拱殿），将办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二是他坚决制止朝廷官员向他跪拜行大礼，当有的官员为了巴结讨好而对其跪拜时，他必定“东面拱立”；三是他与朝廷官员议事时自称“余”而不是称“朕” ，群臣称他为“相公”而不称“陛下”；四是公文往来时，一直用“手书”而不是“诏书”。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了他始终是与朝廷官员以同事关系相处的。东京(开封)留守王时雍是推举他成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说是他的心腹和死党，可是当王时雍以“陛下”称呼时，他丝毫不留情面的将其狠狠训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金国大军北返，已经身为“皇帝”的张邦昌却身服缟素，率领满朝文武，完全以为人臣子的礼仪亲自向其时已身陷金军牢笼的徽、钦二宗遥拜送行，并且伤心欲绝，涕泪俱下。
事实与后世一致认定为“叛臣”的结论相反，张邦昌自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就在为推翻自己的皇位、实现前朝的复辟而做着种种不懈地努力。在金军占领汴梁期间，他亲自到金营拜见粘罕和斡离不，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重要提议，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得到了金人的许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仅向金国缴纳的岁币一项就成功免除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负担（《大金吊伐录》），为赵宋王朝的成功复辟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他又亲自致书金军统帅，成功地将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以及徐天民、苏余庆、沈晦、路允迪、黄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放归汴梁（《三朝北盟会编》）。前京城留守孙傅、签书枢密院张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桧，曾经激烈反对他当皇帝，但他丝毫没有计较前嫌，同样致书金国请求将他们放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还殚精竭虑，请求遣还诸王夫人及诸帝姬，当时有部分夫人的腹内正怀有宋皇室宗族的血脉，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没有得逞（《南征汇录》）。当金军北归时，他又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粘罕留一万金军帮助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好意”，彻底消除了赵宋王朝复辟的外部障碍。正因如此，他才可以在金军撤退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就派出使臣谢克家带着传国玉玺赶到前北宋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请大宋王朝现存唯一合法继承人——康王赵构前往接替皇位。同时，他还恭请元祐皇后在康王到来之前先垂帘听政，暂时主持大局，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内东门资善堂居住，继而又亲自赶到南京，向赵构痛哭请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张邦昌在敌国大兵压境、君臣被掳的形势下，是个望风使舵的臣子（因为主张求和及割地）。但是，张邦昌在处置整个宋金关系上，没有发现他有叛变国家的行为。身处奇险之地，行无可奈何之事，也可以说张邦昌有失忠臣风骨。但是，我们假定他不是那么的愚忠和“厚道”，不去设法营救那些皇室成员和朝廷重臣，不拒绝金人为他派驻的一万军队，不去主动把权利交给赵构，理直气壮的去当他的皇帝，全身心的去经营他的大楚王朝，在金人的扶持下会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吗？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恰恰相反。对于这样的大忠臣、实在人、厚道人，后人却这么评价他、诋毁他，这公平吗？道义吗？对照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历经五朝八姓十一帝﹐总换“明主”，始终不离将﹑相﹑三公高位，甚至投靠契丹人给辽太宗耶律德光当了七年太傅，人们都没有把他定做“叛臣”“卖国贼”，而且称他为“官场不倒翁”，更有甚者称他是大至大圣的完人。与冯道相比，张邦昌的所作所为为什么没人理解呢？如果历史可以穿越，也许张邦昌有许多怨气要发泄，他可能有许多理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和开脱。我想说，在没有彻底弄清这段真实历史的情况下，希望文人墨客和史学家最好不要地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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