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苏鸣
止弋敬言
2023-10-03 08:51
发表于福建
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推进和军事思想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当时新军事概念及其指称研究的蓬勃兴起；而专门军语辞书的大量编纂，则是中国近代军语研究新潮迭起的典型表征。在对军语本体集中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军语理论逐步形成。军语知识的普及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军语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一、军语辞书的编纂新潮
中国军语发源和丰沃于迁延的战火硝烟，积淀和传承于浩繁的兵书武籍，扬弃和嬗变于深刻的军事变革，与中国军事概念、军事思想、军事学术的产生和发展相伴相随。但是，中国军语汇释专著却是在晚清的军事变革中才开始出现的。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以专门军语辞书编纂为代表的中国军语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约有50余部（含相同书名不同版次）专门军语辞书问世。
1904年（光绪三十年），北洋武备研究所编纂了《新编陆军战法兵语字汇》（以下简称《字汇》。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军语汇释，填补了中国军语专著的历史空白。其中收入各类军语619条，并按一定规则编排和训释，是专门军语辞书的雏形。参照当代军语汇释分类标准，《字汇》中收有战争和战略类兵语14个，战斗和战术类兵语267个，指挥类兵语42个，侦察类兵语23个，通信类兵语23个，训练类兵语65个，组织编制和管理类兵语84个，装备兵器类兵语25个，军事地理和测绘类兵语12个，后勤类兵语64个。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北洋陆军督练处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军语”命名的辞书——《军语》，共收入1075条军语，分为战事、队形、地形、行军、驻军、宿营、供合、工程、演习、军器等10个部分。此后，又有《军语类集》（1906年左右）、《军语》（1915年）、《军语类解》（1917年左右）、《军语释要》（1929年初版）、《军用辞典》（1931年）、《军语》（1934年）、《最新军语释要》（1934年）、《兵学辞典粹编》（1936年初版）、《军语解要》（1938年）、《军语释要纲要》（1940年）、《军语诠释》（1943年）、《陆海空军军语语汇编》（1943年）、《军语摘要》（1945年）等综合军语辞书相继问世，《军语释要·通信之部》（1939年）、《机械化军语》（1942年）等专业军语辞书也接踵而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诞生于1927年的人民军队建军伊始，就把军语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创造了一批与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相适应的新军语，还改造了许多旧军队的军语。1932年，刘伯承、左权共同翻译、汇编了《军语解释》，作为红军大学的教材。1940年1月，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编纂了《军语选释》（现存最早的我军军语汇编），供教学使用。
专门军语辞书和其他形式军语汇释的大量出现，既反映了近代中国军事实践、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化和军事概念、军事理论的丰富发展，也表明中国的军语研究已从依附于古代史籍和兵书中的随机注释及后续疏解，发展为独立于史籍和兵书之外的针对军语本体的专门训释。这是中国军语研究从近代开始迈入本体化、术语化、系统化轨道的显著标志。
二、军语理论的初步探索
中国近代的军语研究者在致力于军语辞书编纂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军语理论的研究探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军语与军事学术的关系。近代的域外军事入侵和文化渗透对中国军事思想的保守和禁锢形成强烈冲击，引发和推动了中国军事思想、军事学术的推陈出新。新军事概念和新军语指称呈喷涌之势，许多中国传统军语也经受着时代大潮的荡涤和扬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军语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军语理论的系统探索，成为当时军事学界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林芳在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编纂出版的《军语解要》“编辑大意”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军语是军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学科。就是一时一刻离不开的常识。”这段简短的话语第一次把军语定位于一种“学科”，并指出了军语常识对于军人和军事活动具有须臾不可或缺的极端重要性。吴石也认为：“军事术语乃一切军事学之根底，无论军事学专门之研究，或军事常识之涉猎，必将成语之概念了然于胸次，然后乃有纲举目张之效。”
二是军语与军事活动的关系。近代中国军事学界对军语在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更加深刻。周亚卫认为：军语“以一字之用，因不得其准绳，足滋平时之聚讼或战时之持议，甚而影响于胜败之所分，是不可不慎已。”熊斌也提出：“若军事术语解释稍涉穿凿，势必影响实际战争，贻害之烈，未可殚述。古今中外学术，讲之不慎即致祸国者，此类是也。”
三是关于军语指称形式。近代的军语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军语语形的研究。比如，《军语释要》一书的例言指出：军语应当“取之义正笔简为主。如鎗砲之鎗字采用金旁，所以别于刀枪之枪；砲字采用石旁，所以别于鞭炮之炮，而不用礟字则以其笔画太繁也。”
四是关于军语标准化问题。近代中国军语研究领域把军语标准化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吴石认为：“参考各国用语，顾虑本国惯习，斟酌适当，期为我国标准兵语之参考与草案，极为必要。”
三、外国军语的引进翻译
随着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化，舶来军事概念及其指称引起了军事领域的普遍关注，外国军语的引进和翻译也成为军语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编纂《新编陆军战法兵语字汇》中，就收入了不少的源自国外的军语，如“德律风”音译自英语，“舍营病院”转引自日文等等。
1929年初版的《军语释要》一书例言指出：“我国军事书籍多系直译外国文，惟采用名词则喜立异而耻沿袭，致名称复杂辨别为难”，应当“力矫此弊，凡中外文理可通之语，务求一致，以免纷歧。”吴石认为：“我国军事学东西洋并参，所有兵语往往移释各异，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张治中认为：“吾国军学多取材于德日两国，以为借镜，转译而来。对于术语名词每感不能统一，且不齐全。同一术语名词，因无确切概念致滋疑实。且译述人员因术语名词不确切齐全，恒失真义，鱼鲁相传，致学者难得要领，事倍功半，实深苦之。”
1939年2月，时任海军学术月刊总编的翻译家奚明远著《翻译管见》出版，其中第五章为“军语的翻译”，阐述了军语翻译的原则等理论问题。这是中国近代专门论述军语翻译问题的重要著述。《德华军语新词典》（1933年）、《英汉对照军语词典草编》（1943年）、《英汉军用语词典》（1944）等双语军语辞典相继出版。
四、军语常识的普及传播
中国近代的军语研究是与军事变革的浪潮齐头并进的。大量新军事概念及其新指称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军语常识的普及传播也面为一种必然的语言和文化现象。中国近代各类报纸期刊有不少连载、译介军语词条的文章。比如，1904年，上海的《大陆报》半月刊就曾专设“军事上之术语”专栏连载军语解释。该专栏首期导语中称：“日俄开战以来，我国人之留心战事者凡遇公报情报，无不以先睹为快。虽然报告书上凡关于军事之用语皆非中国固有之名词，所以手捧报告书竟有费尽脑筋终难索解者。即强解之，而误会意义亦十居八九，其不便孰有甚焉。兹特就关于军事上之术语中择其必要者以解释之，介绍于我国人。不仅为留心时局者之一助，而我国近今之兵学多借助于日本，则兵学家则阅此者，谅亦不无少补也。”
1933年，广西的《政训旬刊》连载“常用军语注解”；1936年，上海的《读书青年》半月刊连载“军事术语小辞典”；1936年，上海的《青年界》月刊在新术语浅释栏目中介绍新军语；1937年，杭州的《学校新闻》周刊连载“军事用语解说”；1937年，上海的《救亡情报》五日刊连载“军语摘要”；1939年，湖南邵阳的《征训半月刊》连载“军语释要”；1939年，浙江丽水的《进修》月刊以“战时常识介绍”为题解释抗战相关军语；1942年，安徽立煌的《战力》半月刊登载“近代军语释要”；1941年，上海的《远东画报》半月刊第12期附图详解“现代军事上之术语”；1944年，重庆的《法令周报》介绍《英汉陆海空军语字典》；1949年，安徽安顺的《兽医校刊》介绍了“中美兽医军语”。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创办的报刊也成为学习宣传人民军队军语的重要阵地。为了配合红军学习军语，《红色中华》专门开辟了“军语小辞典”栏目，以简明生动的问答形式，选载常用军语的释义。例如，1934年6月9日《红色中华》第200期第3版的“军语小辞典”栏目就汇释了“正面”“翼侧”“纵深”3个军语，1934年《红色中华》第201期第2版汇释了“基本队形”“应用队形”2个军语。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编印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也曾不定期地刊发红军和译自苏联的军语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