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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乃是宋代的又一大精品。到了宋朝，玉文化彻底告别神权与王权而进入了金石学的范畴，玉器已流向民间成为可以交易、收藏的文玩。宋代铭刻玉器盛况空前，由宝玺、简册发展到镌刻佛经和诗句。这件勒子原是悬挂在颈部或腰间的饰物，由于上面琢刻了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而成为一件极为难得的宋代铭刻玉器。勒子羊脂玉质，细腻润洁，高不过5.8厘米，
《大般若经》总共有六百卷,【心经】浓缩了《大般若经》的精华,成为广为流传的佛教经文，
般若意为智慧，波罗密意为到达彼岸，多是梵文的尾音，没有实际的意义。般若波罗密多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在于内心的伟大智慧，到达光明圆满的生命彼岸。由于需要经过翻译才能成为大众所能阅读的语言,不同的译者其翻译版本存在文字和结构上的差异,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这有着音乐般旋律的句子，吟诵起来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空”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观念，也是《心经》般若思想的核心要义。所谓“空”，不是指虚无或没有，而是说世界是处于不断变化与生生流转之中，因此才不要有所执着；而“诸法空相”并不是佛教最高的认识境界，般若这种最高智慧可用三个字来表达即“无所得”。《心经》中论述了佛教修行的不同阶段或曰不同境界，在“以无所得故”之后，即向我们展示了达到究竟涅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那时候才是摆脱了一切物质纠葛，脱离生死轮回，“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自由世界。
深奥的佛理，被宋人用铭刻玉器的形式制成《心经》勒子佩戴在身上，面对这件精致的玉器，如果仔细想一下，佛教引导众生通过修炼与开悟进而到达智慧的彼岸，然而有彼岸就有此岸，无此岸乃无彼岸可言。大荒山无稽崖下的顽石宝玉不就因为无才补天自怨自愧而登上了此岸——人间，那里的红尘冷暖令人眷恋得难以割舍，不看尽这人世间的贪、嗔、痴、爱，如何明白满眼繁华皆是镜花水月，又如何解得了那些痴心妄想？只有首先站在此岸，才谈得上登达彼岸。宋人显然意识得到这种道理，因此并不执着于对佛理要义的理解，而是更倾心于将它转换成一种艺术形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精致内容，时时抚摸一下那温润的羊脂白玉，默默吟诵几句《心经》的优美旋律，乃是世俗社会中的一大享受。这种心态与追求，那些世俗化社会的种种享受，已经成为精致生活的一种引导与楷模，这也许是令人倾心宋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玉佩是常见的饰物，作为佩饰缝缀在衣服上或挂在人的胸前腰间，有些则作为镶嵌物，嵌刻在器具上作为装饰。这枚宋
提到书画自然会想到文房用具。水呈是调色、磨墨时盛水的用具。这只水呈青玉质地，兽是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习性好水，它的腹部中空，背上的盖儿盖住注水用的小孔，嘴上衔一只小碗，腹中的水可通过嘴上的小孔滴入碗中。文人在调色、研磨时便可自小碗取水，一边吟诗作画，一边把玩器具。这只水呈造型十分古朴，身量有些像蟾蜍，特别是那对眼睛，老实巴交地看着作画人，毫无怨言地叼着那只碗，全无神龙之子的气派。追求古拙乃是文人的一大爱好，做古朴的画，还要古拙的文具陪着，宋人的精致生活可见一斑。
这只宋
直到高中时期，我才真正被宋词所吸引，但那时对历史一无所知的我，以为我倾心喜爱的那些文人如范仲淹、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都是纯粹的文学家、词人，整天悠游于长江之滨或山间亭下，后来才知道他们又是政治家、改革家、卓有成就的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他们不是生活在纯粹的大自然真空之中，而是时时处于政治漩涡、处于繁乱的世事之中，那么那些优美的文辞是怎么写出来的？换句话说，在那种环境下他们如何能拥有那么一份干净、单纯的感情？直到读了蒋勋老师的书之后，才有所领悟。
蒋勋老师说，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都在北宋，因为他们自己可以转换角色，转来转去一点儿都不冲突，所有的分裂忽然都和解了。他们在政治官位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想，在施政中不忘实施自己的理想；而“下班”后或被贬谪后，他们可以做回自己，这个做回自己不因政治地位的起伏跌宕而改变，始终表现为一个“自我”的人。宋人更多的是具有“有我之境”的境界，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因此外物都染上了“我”的感情色彩，而这颗“我”心，不仅是简单的、纯洁的，还是善于在主客观之间自由转换的，重视现实与人生，却能将其去粗取精地提炼，这种艺术上的浓缩与精神上的自我释放，使宋朝的文化展现出一种平淡天真的色彩，那种不做作、不刻意、率性为之的特点，造就了宋朝不朽的艺术成就，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极度世俗化的宋朝社会，能产生出具有极高艺术品位、及具优雅趣味的作品。
《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在自序中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多么令人神往的繁华与热闹，然而太平终被铁蹄踏碎，靖康之难的第二年，孟元老离开东京开封南下，避地江左，在寂寞失落中时常暗想当年东京的繁华，引起心中无限的惆怅。为了不使谈论东京风俗者失於事实，让后人开卷能睹东京当时之盛况，绍兴十七年，孟元老在怅然中提笔追忆东京当年繁华，编次成集，於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东京梦华录》。它与《清明上河图》一起，给我们留下了北宋丰富的生活画卷；而博物馆中的那些文物，也使我们后辈人等得以见证事实，并从中领略宋朝生活、文化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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