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恒钱庄
说起旧日东四牌楼商业，就不能不提“四大恒”。老北京有一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意思是头戴马聚源帽店的帽子，身穿瑞蚨祥绸缎庄的料子做的衣服，脚蹬内联升鞋店的靴鞋，腰带里装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不是说裤腰带。
“四大恒”，即位于东四牌楼附近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是京城曾经著名了几百年的连锁钱庄，现已不复存在。
“四大恒”是什么年代建立的？谁建立的？
徐祖光先生的“北京的宁波商帮”一文，记得“四大恒”由甬商所建。可是，在齐如山先生的文集中，却看到他说“四大恒”起源于明朝，为山西人所建。
齐如山（1865—1962年）世居北京，他即是商人，又是戏剧作家，对老北京的历史非常了解。先读读他的娓娓道来：北平自明朝即有四大恒之名目，一直传到了前清光绪年间，还是无人不知的。现在无妨把它的来源大略谈谈。在前清以前四五百年的时间，全国的财政都在山西人掌握之中，这差不多是人人知道的，四大恒便是山西人的银号。其实不止财政，若只以做了几百年京城的北平来说，其他的生意也都在山西人手中，尤其在明朝时代更是如此，到了清朝才有山东人大量加入，把山西人的生意夺了不少，这也都有原因。山西人所以能在北平握商业大权者，实始自元朝。元朝开国之初，汉人对它当然是惧怕而且有恶感的，但山西一省因为与它临境，人民早就互有来往，当然商业更有联系。迨元朝把宋朝赶到南方去后，在北方建起都城来，山西商人也跟着前来。彼时内陆汉人与元朝人向多隔膜或语言不通，不但不能融洽，且是不容易有买卖的交易，而山西人早就和蒙古人交往密切，于是蒙古人一切都靠山西人。无论公事、私事买卖，都是先与山西人接触，山西人便得了手，所以不但各省垄断汇业的票庄都是山西人，连北平的各种商业也都是山西人领先。那么到了清朝为什么山东人又能同他们抗衡呢，其原因大致相仿。因为在清朝入关以前，千八百年中早就有许多人由山东浮海到东三省，早就和满洲人来往甚多，买卖的交易当然更多。不但来往密，而结亲的人也不少，是满洲兵丁阶级的人家与山东的混合郑当以不少，所以山东人在关外已与满洲人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俟它入关，山东人当然也就跟着来了。创立的商务很多，如银号、绸缎店、粮行等都不少，尤其是与家庭有联系的生意，老米碓房、担水夫等等，更都是由山东人包办，山西人所受打击当然不小。
徐祖光先生在“北京的宁波商帮”一文中的引经据典：要谈宁波人在北京开设的银号，还得从清代的“四大恒”谈起。北京“四大恒”指的是开设在原东四牌楼的“恒利”、“恒和”、“恒兴” 和“恒源”这四家大银号。这四家银号是联号，相当于现在的连锁店。有的资料谈它是镇海郑氏十七房郑世昌（1644-1728）在康熙年间所建，有的资料谈它是慈城千年望族冯氏后人与亲友集资所建。不管怎么谈它都是宁波人在北京的大银号。由于“四大恒”名气大，清代的野史杂记、文人笔记多有所记载。如《清稗类钞》、《旧京琐记》、《梦蕉亭杂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书都有关于“四大恒”的资料。有的说：“当年京师钱庄，首推‘四大恒’，始于乾、嘉年间。”有的说：“‘四大恒’的创办人及伙计多为浙江宁波与绍兴人氏。”不少书对“四大恒”的记述颇为详尽，包括它的组织、业务状况以及流传的故事。清代北京是帝都所在，达官贵人多，富豪之家多，市肆繁荣，这对善于经商的宁波人来讲是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大市场。宁波商人起始于投资金店，交往的多是达官贵人，有权有势。后来“四大恒”开始放贷，逐渐由金店变成了银号，最后发展成操纵北京金融市场最有名气的机构。
查到百度的解释：“四大恒”由浙江慈溪的董氏在清朝乾隆年间所建。《梦蕉亭杂记》（陈夔龙著）（陈夔龙，1855-1948）：四恒者，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均甬商经纪，开设京师己有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清末民初蒙人崇彝著）：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旧京琐记》（夏仁虎著） (夏仁虎, 1874－1963）：银号首推恒和、恒肇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昔与某旗下友人约赴城外观剧，此友已更衣入内，久之，俄闻诟詈声，出则嗫嚅曰：“甚抱歉，需稍候也。”询其故，乃愤然曰：“帐房可恶，竟以烟蜡铺之票与我（彼时烟蜡铺亦兼兑换，并发行银钱票），故痛责之，已往易矣。”余曰：“误佳剧奈何？”友则曰：“此无奈何，余岂可以此示人？”久之，仆返，则崭新之四恒票，始欢欣而出。当时某枢臣好积四恒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已而不戒于火，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四恒家乃大获利市。有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其下者为钱铺，外城则专与汉宫往来。彼时朝官有定员，官之资格，铺人一一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又下则有所谓烟蜡铺，亦兼兑换业，并出钱帖，往往出帖既多，随时关闭。而有一种人游行街巷，曰收买关门票，以少数之钱收集之。及收集将满，则又报复业，此奸商之尤者。逮宣统定钞币法，此弊始除。汇兑庄亦曰票庄，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然失败者亦往往而有。庄之执事皆为财东之戚友，故不虞其逃匿。东家间岁一来查巡，布衣草鞋若村民，大抵数日即行。庄伙之衣服皆为公物，及去职仍以布衣归也。金店者初亦作金珠贸易，至捐例大开，一变而为捐纳引见者之总汇。其上者兼能通内线，走要津，苞苴之入，皆由此辈，故金店之内部必分设捐柜焉。其掌铺者，交结官场，谙习仪节，起居服饰，同于贵人。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然皆非其本业也。故讥者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
虽然我们现在仍不能确定“四大恒”的创建者为明朝晋商或清朝甬商，但随着改朝换代，老北京商业主力的变迁，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元、明朝代——山西晋商；清朝年间——山东鲁商；晚清、民国时期——浙江商人（甬商为主）成为后起之秀。
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的四家钱庄。恒利是主店，位于东四牌楼东大街，恒和号位于东四牌楼北路西，恒兴居于其北的隆福寺胡同东口，恒源号位于东四牌楼东路北。恒和号专司各大官宦富户的存放款业务，恒利、恒源两号专放当商款，恒利号在天津估衣街附设有首饰局，后改称为恒利金店，清末永安堂药店亦为恒利号的产业。恒兴的主要业务是服务于各大商号。由于资金殷厚，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发行了“银票”在市场上流通，解决了银两携带不便和安全问题，极大方便了消费。因此“四大恒”声誉大振，风靡全城。到了光绪初年“四大恒”发展到了顶峰。东四这块商业宝地，金融业务繁荣如现在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人因钱铺倒闭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银票成了废纸一张，而“四大恒”却未受到影响。《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可见四大恒在北京金融业地位举足轻重。
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抢掠，“四大恒”却遭受灭顶之灾，四大恒于1910年前后关闭，但仍留有恒利金店一家，北京的钱业也一蹶不振。
1928年董氏将北京恒利金店关闭，转移到天津同朱姓、周姓的浙江同乡共同合资经营，日渐使天津金店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不久将店由估衣街迁至日本租界旭街，由于制作的金银首饰成色好、重量足、工艺精、物真价实。尤其是包金技术更是高人一筹，包金首饰更受城市中下阶层市民、农民和少数民族的欢迎，成为婚姻嫁娶的必备之物，因此，在经营上颇有起色，每年的分红成为董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据《天津商会档案全宗》的记载，天津开设最早，而且久盛不衰的金店是恒利金店（见下图）。解放后金融资产归国家所有，至此恒利金店、老恒利银号依法结束了营业，所余资金全部用来偿还债务和遣散职工。“四大恒”的历史彻底结束。
东四三条，东西走向，东起朝内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二条，往北可通东四四条。全长722米，宽8米。明朝属思诚坊，称三条胡同，清朝属正白旗，沿用三条胡同。1949年后称东四三条。“文革”中曾改称红日路三条，后恢复东四三条。据《燕都丛考》载：“路北有海公府”，现已无存。东四三条77号被列入东城区第三批文物普查登记项目名单。
东四三条胡同东口与朝内北小街路东的吉兆胡同相对，西口在东四北大街路口东，往南不远就是东四牌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路西隆福寺大街东口内有隆福寺，街面上有德一茶庄、明星电影院、老字号便宜坊烤鸭店等。路东靠东四牌楼东北角有干果冷饮店，街面上有松竹百货、聚庆斋糕点铺、东四信托商店、东天源京酱园、东四邮电局、东四人民银行、鼎记药房等。胡同西口路东往北有北庆仁堂和宏仁堂乐家老铺中药店，与药铺比邻的是家古玩收购店。
除29号院外，东四三条的宅门有很多都是前门开在三条，后门开在四条的如35号、32、31、30号旁门、30号、29号、28号、27号等，这些大宅门深度跨越了东四三条和四条，是名符其实的深宅大院。
“四大恒”董家发财以后，在东四牌楼三条建宅置院，形成了以32号院为核心与31号、33号院相通构成东西向，坐北朝南横向复合型的四合院院落群，全家定居于东四三条胡同内。民国十年（1921年）董家大部分人搬到天津居住。解放后，31号称为东四三条小学，33号称为银行宿舍。
73岁的董文申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挂在位于东四三条家里大厅上的家训，“人和·情融·意顺·神畅福至”。
董文申说，董氏家族以德治家、经商、育人，在家庭内部儿媳妇的地位很高。他说，董家认为儿媳妇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要平衡好家庭的各种关系，就要将儿媳这边的天平砝码衡量好。以前董家的公婆在重要场合都要给儿媳妇足够的面子，买布料做衣服，吃饭的时候点儿媳妇喜欢吃的菜，尊重儿媳的娘家。方方面面做好后，儿媳妇会把家里的事情整理好，男人也就能专注于事业了。
除了对儿媳妇好，董氏家族对周围的邻居和穷亲戚也是礼遇有加。过年过节到街坊邻居家拜访，如果穷亲戚上门，又有外人在，他们会把亲戚的长处全部介绍出来，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尊重。
随着社会的变迁，董氏家族的一些传统已经不在了。三年前，董文申开始重新编写董氏家谱。三年来他经常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地收集家族的资料，同年代的家人还把家里的大事都告诉他，让他记入到家谱中。
现在，董文申写的家谱已经完成了道德篇、事业篇等几个章节，2010年年底就能完成。他说，要把家族的家训记录下来，让子孙都知道不能忘本，把家族好的传统都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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