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权势最高者，可以掌控他人的生死，但却难以把握后世对他的评价。一位有幸名传后世的帝王，即使在千载之后，也难逃口舌笔墨之灾。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和典型的一个皇帝，人们评价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说明汉武帝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汉武帝是中国在位第三长的皇帝（第一第二分别是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在这五十四年里，汉武帝做过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根据史料研究，当今学者们用十六个字评价汉武帝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这十六个字完整的概括了汉武帝平生的文治武功、内心世界和自我评判。
他做过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晚年也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怎么评价他，意见就大不相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汉武帝也是我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皇帝之一。
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谥法》说“威武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汉武帝最为重要的事迹，便是抗击匈奴，迫使强横一时的匈奴遁逃漠北，进而奠定了为后人称道的强汉风姿，因此，史书上常用雄才大略来形容他。
而让这个英雄形象更加迷人的是，骄傲如他，却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在人生暮年下了一道深刻检讨的罪己诏书。不仅对过往的穷兵黩武表示追悔莫及，乃至认为“所为狂悖”。普通人敢于认错，尚且艰难，那些名人伟人更是字典里没有“错误”二字。对比之下，汉武帝晚年的悔过就更让人钦佩与感动。
汉武帝的下《轮台诏》罪己，从积极扩张转向休养生息，最终使汉朝避免“亡秦之祸”。根据《资治通鉴》叙事，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泰山封禅之后，先是将身边的方士全部罢斥，三个月后又颁布停止轮台屯田的诏书，并集中表达了自己对过往的追悔莫及，司马光用了“深陈既往之悔”几个字渲染。此后，汉武帝全面放弃对外征伐，一心主抓民生工作。记得当年电视剧《汉武大帝》就有这么一段剧情，笔者看了貌似还哭了。
司马光《资治通鉴》以汉武帝颁布轮台诏书，表明汉武帝在其晚年已改变其拓疆用兵的方略，转而休养生息，其目的乃是作者司马光规劝宋王室，不忘前车之鉴，同时抨击王安石等变法之徒。当世有田余庆先生写过《论轮台诏》，支持《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谨严立场。但辛德勇却认为，所谓的轮台罪己与晚年悔过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建构罢了。辛德勇追根溯源，认为《资治通鉴》中的有关轮台诏书的史料来自于民间小说《汉武故事》，虽原书轶失，但参照同时代与后世其他著作的引用，表明《汉武故事》不过是仙家的志怪故事。而司马光之意，即用历代学人和统治者均为重视的汉史（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历史），夹带己见，完成政治上的规训。
追随司马光的论断，当代史学家田余庆写下雄文《论轮台诏书》，更系统地阐释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变。田先生认定汉武帝晚年有悔于以往穷兵黩武的政策，“轮台诏”的发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顺藤摸瓜，他发现戾太子为“守文”之主，汉武帝是“崇武”之君，两人在治国方略上有矛盾冲突。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针对田余庆的这篇论文做出反驳，认为《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年转变的形象是古人出于个人意志和政治的目的制造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汉武帝形象，所谓的轮台罪己与晚年悔过只是历史学家的构建而已，而始作俑者，便是砸缸出道的司马光。
辛德勇针对田余庆文章的反驳，主要有三个层次：首先，《轮台诏》史实的意义解读不同；其次，《资治通鉴》汉代部分的史料价值判断不同；最后，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矛盾是否因为治国路线差异，以及汉代政治路线是否在征和四年《轮台诏》后即发生转变，判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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