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帕莱福对明朝的灭亡给予极大同情
1644年之后，当中国南方的自由志士如张煌言，瞿式耜，何腾蛟，焦涟还在为汉民族不被征服而苦斗的时候，传教士们不断把远东大陆的战况信息传送到西方。
不久，在西方世界，几本描写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书籍就迅速问世，它们分别是：西班牙人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比利时人鲁日满《鞑靼中国史》与意大利人卫匡国《鞑靼战纪》，这几本书的中译本而今由中华书局出版。
西班牙人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佛朗哥时代后西班牙宪政自由得以实施，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帕莱福对崇祯和李自成的态度。在极权主义的世界观里，对君主的忠诚都是罪恶的，愚昧的，对极权帮派和寡头的忠诚是需要的；而在教条被极大质疑并且放之四海而皆不准的情况下，忠诚也被当作污水倒掉了。
帕莱福对崇祯和古中国被征服是给予极大同情的，对李自成则予以严厉谴责：“这个逆贼一生造成的极大的灾害，以致他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的祖国留给没有埋葬在它废墟下的异族。”
帕莱福记录了一位古中国追求自由的先辈和勇士，并认为他的勇敢坚毅远胜古罗马的卡图。卡图有勇气自杀，却没有勇气忍受其子受死。
而当鞑靼人用勇士的儿子来威胁这位古中国的勇士告发同谋者时，这位勇士说：
“当我知道他没有活在暴政下，而且确定他没有成为祖国的叛徒，不再经受故国在叛逆和压迫下的苦难，我将死而有幸！”
帕莱福赞扬那些在古中华帝国衰亡过程中为民族自由而战的人，写道：
“古史吹嘘的卡图，其行为远不如这员将官。·····卡图有自杀的足够勇气，但没有勇气忍受其子之死；相反地，他把儿子送交凯撒，向这个独裁者致以如下的训诫：至于他本人，他已经选择死，因为他自己长期生活在自由联邦中，不堪再生活在暴君统治下；至于他的儿子，年龄尚幼，可以逐渐习惯奴役生活；因此他把儿子送给凯撒，希望接纳他为部下。然而这位中国将官没有采取罗马人的做法，不愿其子受奴役，把他交给暴君。他决定亲手杀死他，以免他受奴役之苦。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最后的苦难中出来几个比卡图更了不起的人物。” 最后，这位将官未能自己杀死儿子，他的妻儿都被征服者处死。
现当代中国人对这位先民的价值观和做法可能会存在争议和不同看法；然而西班牙人理解这种不甘遭致奴役，不愿儿孙为奴的极端情感。
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官的真实姓名，帕莱福所记录的也是转述的材料，但我相信：从史可法，张煌言，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焦涟等民族英雄宁死不屈的故事中，我们完全能领会我们先辈的勇气。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限的自由也会全面陷落，黑暗会弥漫大地，甚至几代人十几代人会臣服在暴政之下，但他们不会永久臣服在暴政之下，迟早有一天，先民们留下的自由精神火种会重新燃起，他们会打响辛亥革命的枪声，推翻征服者集团强加给全体人民头上腐朽的暴政。
清王朝的铁骑已遍布东方大地，随着鲜血汩汩流淌和尸体如山堆，一个民族的服饰/发型积被强力改变；接踵而来的是征服者的文化全面禁锢，谎言，暴力，恐怖全面笼罩中国，这个曾经有着所谓强汉盛唐风范的民族即将永久改变其心灵和品格，直到虚伪文化和奴性人格打造成完美风暴，直到这场完美奴化风暴在行星被遗忘的荒凉大陆狂刮三百余年。
让我们随着前清的禁令，看看前清的牢笼作坊，看看他们的宣传攻心杰作——
1648年，清帝国政府禁止民间养马以及收藏兵器。迁京师汉官、商、民于南城。（难怪时至今日京城有民谚：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能得不贫乎？都扫地出门了！资源掌握在谁手中呢？）禁止内城寺庙留烧香汉人过夜。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是古中国自由衰亡史上关键的一年，帝国挥出重拳铁索，勒住集会结社的颈脖，出台严禁士子立社订盟的法令，此一历史时刻的前后背景，下文中还将详述。
1699年，清帝国政府禁传天主教。比较起来，蒙古大帝国时期尚容纳各种宗教自由，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看来：蒙古帝国时期远东和中亚地区信奉的基督教派聂斯托利教，已经沦落到异教的偶像崇拜边缘，与萨满教的档次差不多。
1727年，严禁传习拳棒。
1739年，禁止越省进香。对人民自由流动和迁徙权进行践踏。
1746年，禁止民人出山海关。
1774年，清帝国政府刑部定下“聚众结盟罪”，古中国人民结义（其实也是一种结社）权利就此灰飞烟灭。禁止民间私制藤牌。
1777年，禁止民众演习火枪。
1782年，命江苏查禁鸟枪。大贪官李侍尧上奏：河州以乡勇的名义，企图存留鸟枪，请取消该处乡勇，收缴枪械。乾隆弘历批示：“汝实解事之人”。
1803年，禁止民众带眷属偷渡山东海口。
1805年，禁止各堂西洋人刻书传教，在京刻书传教的西洋人德天赐，发到热河圈禁，“有关中国人发伊黎为奴，旗人并消去旗籍。”
1813年，禁止宗室觉罗子弟与汉人通婚。
1816年，命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也就是说发现社会闲杂人员，赶紧告密）。
1822年，申禁民间私藏鸟枪火器。
1834年，制定人民学习鸟枪罪。
······
1840年代，西方炮舰将轰开清帝国奴隶大杂院、大集市、大牢笼的大门．．．．奴隶和主子们一起昏然若失，南中国海面上的炮舰即将驶来，远东奴隶杂院还在禁止汉人奴隶们学习鸟枪，这确实是一幅辛辣的讽刺画卷。
在这些禁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清如何完美终结古中国有限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表达自由。
1652年，顺治九年，大清礼部揣摩上意到位，由礼部上奏，要给全国学校立条约——当然，这条约是单向的，官方宣布臣民和奴隶必须遵守，顺治同意，立条约八条，在全国的学府刻碑，这就是新卧碑。
这不是前清人的原创，但前清征服者们推陈出新。原创的版权归于1382年的明朝廷，那时为了宣传和教化，在国子监颁布学规，并颁布十二条禁令于天下，在各地明伦堂立刻卧碑。
但明代的卧碑仅仅“禁止生员干涉词讼及妄言军民大事等”，我们注意明代卧碑并没有把言论自由完全堵死，相反在社会实践中，敢言之士层出不穷，结社风潮越演越烈。
而清帝国的新卧碑八条把言论和结社自由完全堵死，其第八款是这样的：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松下杂抄》卷二）
然而清廷虽然立了新卧碑，南方的抵抗征服尚未平息，清廷忙着肉体蒸发反清义士，对强力禁止言论和结社尚未有余力顾及，到了1660代，清廷的文化打手杨雍建给顺治皇帝上建议书，提到明朝社事发达，士子如狂，复社盟会，动则千人，社盟之习，江浙犹甚。
这位杨爪牙请主子严禁社盟，知识分子往来文字中也不许有社盟字样，违者严加治罪。
主 子同意了，严禁士子订盟立社，将不再停留在立碑训诫上，而是进入法律酷刑层面。
一代人的风俗将因此改变，这个古老的国度与民族再次调整自己柔软的身段。不仅头顶上的发式全然改变，连语言和词汇也将进行重新洗牌。
我们现今普遍使用的“同学”一词，虽在杜甫诗中早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但风靡于口头称呼，正与前清强力扫荡结社自由有关——
“自前明崇祯初到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递交名片介绍信无不称社盟者。后忽然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在是从黄太冲开始。”（王应奎《柳南续笔》）
清人王应奎还引述黄太冲的诗歌：“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
想象1660年代，那些原本习惯结盟立社的江南士子，开口盟兄闭口盟弟，现今却落得开口提笔都怕沾上社盟二字，被迫改口称同学同学，这是征服者王朝多大的成功啊，恐怖的种子已经全面种植到被征服的奴隶们心田中，它们都已经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同学”称谓的普及就是这种恐怖和奴役的果实之一。
将近300年后，一位历史学家提起前清的强力打压和禁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时，有精彩的评论：
“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1660年代，为了言论表达和结社聚会，在古中国沦陷后的黑夜中失去生命的不仅只有金圣叹一人。
清廷还在进行他的战争，各地粮赋的搜刮尚未达到征服者的胃口。江南一地，自明帝国末年搜刮以来，养成抗税遗风，以为换了个主子还像老主人那般手软，法不责众，拖欠之人一如既往，成千上万。
江南巡抚朱国治向上奏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拖欠税赋的竟然高达13517人，包括文武乡绅，这都是“抗粮”。
皇帝旨意杀到，命把这些刁顽文武乡绅全部剥夺名位，发到本地用枷锁拿住责打示众。
叶方霭，曾经中过探花，摘取过科举阶梯上除状元/榜眼之外的殊荣，而今也因为欠了一文钱，被剥夺名号，显示出清廷雷霆迅猛，杀猴吓鸡的狠辣手段。民间因此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流传。
三千人被捕，最初命令押解进京，后来玩了手怀柔，得以放还。
1660年十二月，江苏吴县知县任维初到任。此人手段狠辣，在全国性催逼税赋的浪潮下，这位任县长命人劈开十几片大毛竹，用水浸泡着，对当地民众扬言：朝廷法令森严，钱粮是最急迫的事，是考察官员政绩的关键，赋税未缴纳者可以天天催逼。
吴县一时竹光四起，血肉横飞，欠钱粮的民众被竹板狠揍，有痛苦出声的则被衙役摁住脖子继续打。
终于，打出了人命。一人立毙在公堂之下，吴县士民皆恐惧气愤不已。
1661年，局势朝爆发群体性事件方向急速发展。任维初不仅暴虐专横，还贪得无厌，监守自盗粮税，消息传出，吴县百姓更大的怒火在酝酿。
二月初一，恰逢顺治皇帝死亡的信息传递苏州，苏州官府布置灵堂哭丧三日。
借着福临死去这股东风，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掀起了群体抗议。
二月初四，丁子伟等人搞到了钥匙，开启文庙门哭泣，一时知识分子蜂拥而来的有百余人，鸣钟击鼓，还冲击府堂，趁着朱国治在时集体请愿，跪进揭帖，听说这消息赶来的有数千余人，要驱逐吴县知县任维初。
朱国治大惊失色，命令衙役捕快迅速镇压，当场抓捕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驱散了大清帝国一场数千人的聚会和示威。
四月二十七日，金圣叹被捕。
历史显示金圣叹虽然起草了控诉前清残暴搜刮的《哭庙文》，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他赶上了哭庙的现场，在对他的审讯中，也仅仅问出他们在
倪用宾家聚会而已。
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最后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等十八人被判死罪，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凌迟处死说，从《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死亡的远远不止18人。据《辛丑纪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1661年七月十三日，刚到立秋，枫叶已红，血色更重，清廷就迫不及待要在南京三山街执行18位为民请愿聚会的义士的死刑。
这是古典有限自由彻底沦陷的标志性时刻。
即使这样，前清也没有彻底葬送敬畏天道的文化传统，古中国人不在春夏行刑杀人，因为春天万物生长，春天处决人命有伤天地之和气，所以清廷虽然急迫地要毁灭江南义士，震慑整个被征服民族，也必须耐心等候，捱到立秋。
凌迟，原作陵迟，意指山丘延缓的斜坡，延伸为缓慢的死刑，增加受刑人的痛苦。汉唐的法典所无的凌迟，发端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五代时，从游牧起源的辽帝国开始作为法典上正式的刑罚。
这人类残害人类的暴行，1661年秋在南京上演最血腥的版本。后世对金圣叹受刑有很多轶事典故式的传说，未免把屠夫的凶残化作轻松一笑。
我相信，在金圣叹年过五旬投入监狱，被绑上刑场之时，在他与亲人诀别之际，“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谐音：怜子心中苦，离儿腹内酸），他未必没有看透清廷虚伪的假面，他未必不在秋天的血色黄昏中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儿孙和未来。
我也相信：被清廷送上死亡刑场的18位义士，数百年来反抗强权/征服和奴役的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不相信自由沉沦的黑夜会永无尽头，他们一定会期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因为强大的暴力和谎言而屈服，但他们不会永远地臣服在暴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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