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失明症漫记》，[葡]若泽·萨拉马戈 著，范维信 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4年3月)
毫无预兆的，一个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亮起来的人看不见了。这是第一个失明者。送他回家的人成为第二个失明者。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直到所有人都失明了。除了医生的妻子。
所有失明者都生活在一片白色的瘴翳里，相比生活在黑暗世界里的原生态盲人，这些新晋盲人得学会生活从头开始，重新制定一个新世界的规则与秩序。这是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里对人类的未来所做出的具有启示录般的寓言。
小说在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里展开故事，通过医生的妻子这个唯一看得见的人作为叙事主体，勾勒出重建新秩序与新规则所必然经历的暴力与掠夺、侮辱与肮脏，以及藉由不适心理生成下的反抗与杀戮、流血与抗争。
失明者们被隔离在精神病院，由军方每日按时配给食物、饮水与卫生清洁用品。对生活必需品的配给一开始就出现了人数上的统计差错。医生的妻子作为第一批被隔离的失明者(医生的妻子为了陪着丈夫，巧妙地混进了精神病院。)，以看得见的眼睛清楚地计算出连自己在内被隔离的总共有十一人，食物却只有五个人的份。通过向警卫交涉，只得到送来隔离的失明者会越来越多的调侃式的答复。面对军方对食物配给的粗心以及警卫对失明者的警惕，医生的妻子认识到，世界对失明者的误会，“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正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看不见彼此的世界里，世界这个概念也就浓缩成彼此通过触摸方能感知到对方存在的方寸之地。“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来自看得见的人对生存处境的清晰的认识与妥协，任何时候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随着被隔离的失明者人数的增多，军方在食物配给的认识层面出现了质的转变。“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前者人数不多，食物缺乏也会忍气吞声，后者随着人数的增多，每个人秉性各异，为了避免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以及不可收拾的事件，食物每天不但按时送到，且数量准确。
军方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萨拉马戈开始了对生活层面残忍的解剖。
当二百六十张嘴咀嚼完食物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随着问题的展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比地狱更为恐怖的充满了污秽的画面。堆积了人类排泄物的厕所，粪水横流的走廊，粘满粪便的鞋底，排泄后无法擦拭干净的自己。很少有人像萨拉马戈这般不吝笔墨，细致、耐心的描写肮脏与污秽。污物在《失明症漫记》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它以医生如厕时弄脏了自己做为分野，揭示了人类从文明回归野性，直至恢复动物性本能的必然过程。
尽管卫生卷纸也随同食物被送进精神病院，却没有维修工敢进入精神病院修理厕所年久失修的水管。很快，厕所成了无法下脚的恐怖般的所在，失明者们更难以将卷纸放入厕所它们本该被放入的位置，这就给文明的崩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失明者们对生存处境清晰的认识则给文明崩溃的过程做出了合乎情理的佐证。这将从失明者们在认识层面上的转变开始。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失明者们把这些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明在崩溃前的苟延残喘。直到医生再也控制不住排泄的本能，他摸索着前往厕所，带着人类仅存的一点儿羞耻，踩在别人的排泄物上，完成了自己的排泄。医生没有找到卫生卷纸，代表人类文明的最后的象征彻底失去了踪影，悲愤中，医生提起了裤子。回到妻子身边，医生伏在妻子身上哭了。医生的妻子尽力擦干净丈夫，“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这是医生的认识。既然所有人都要失明，还要美观干什么，又哪里还谈得上卫生呢。
人类恢复动物性本能的过程是迅捷的，不仅表现在外在形态向兽类的回归(卫生卷纸的消失，兽类排泄本能的复苏。)，内在心理结构也呈现出对原始兽欲的呼唤(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对财富的占有、对食物等有限资源的掠夺以及交媾欲望的权力再分配。)。
新近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失明者中，有人凭借一把私藏的手枪，成为新世界握有权杖的国王。于是，臭气熏天的精神病院也就与自然界毫无二致，一个微缩版的丛林。丛林里，斑马、瞪羚、麋鹿和谐的生活着、共存着，啃食那片已所剩无几的草皮。这天，一群鬣狗出现在它们面前，在国王的带领下，重建自然界新的秩序和规则。
挥舞着手枪的匪徒首领，要求每一个失明者都要交出身上值钱的东西，如此，才有得到食物的机会。机会一词在萨拉马戈对生活残忍的解剖下，只是草食性动物得到食物的一种可能而已，而这种可能性与食肉动物反复无常般的随意取舍、个人喜恶有着成正比的依附关系。失明者们交出了财物，只得到极少的食物。没人质疑这种分配方式公正与否，在新秩序的运作机制下，“少总比没有强”，来自旧世界的习惯性麻痹被新世界的公民们一脉相承的继承了下来。
同样被新世界的公民们继承下来的还有对财富的贪婪。一个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中的原生态盲人做为匪徒们的会计，任何东西经过他的触摸，就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失明后，对财物无法用眼睛去感知的缺陷通过手感的触摸得以弥补，这就使得原生态盲人在失明症吞噬旧世界之后比黄金还珍贵。匪徒首领的贪婪充分调动了其聪明才智，在陷入白色瘴翳的绝望境地，搜罗到了这个凭借手感就能辨识黄金的原生态盲人，与之一道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和秩序的重建者。
通过匪徒首领与原生态盲人二者的结合，萨拉马戈隐喻性地揭示出在暴力恐怖与技术专制主宰下的未来世界的图景。这一图景下的未来世界，人类消解了理性，复苏了原始兽欲，成功地撕下了旧世界里遮掩在光鲜外表下的丛林伪装，将尽人皆知的丛林法则不受理性羁绊的搬演在新世界的舞台上。
丛林法则的一个核心构成要素来自于对权力的再分配。以狮群为例，一只成年公狮挑战已渐入老态的狮王，将其击败后，成年公狮成为狮群的新国王，被赶下宝座的老狮王则被流放，被逐出狮群，任其自生自灭。新狮王不但在狮群里重塑新的权威，更是权力再分配的新的掌控者，包括猎取食物的谋划与部署、对食物的享用与选择、对母狮的占有与分配，无一不在宣示自己做为狮群新国王的领地意识。
掠夺完失明者们的财物，匪徒首领传下话来，这一次他们要女人。若是不把女人送来，就得不到食物。匪徒们提出要求的口气不算蛮横，失明者们却主张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女人们反对过，并不激烈，这不是权利与义务层面上的意义，而是如何解决活着与供养二者平衡性的问题。自己活着的同时供养男人，不管亲密的还是陌生的。为了满足女人的报复心，男人们都想说出一句话，“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我们就去。”可谁都知道，匪徒们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尽管萨拉马戈承认，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可他也残酷的指出，一旦面临尊严丧失殆尽的境地，人性中的阴暗面会最大限度的聚焦在恶行上来。女人们在去接受匪徒们凌辱的前夜，将自己首先献给了宿舍里的男人们，“以便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当这些给予了男人们最高奖赏的女人臭气熏天、衣衫褴褛地站在匪徒们面前时，她们已失去了女人的身份标识，成为等待被占有、被分配的雌性动物。匪徒首领选择了戴墨镜的姑娘和医生的妻子，剩下的则由狮群中的其它成员享用。女人们牺牲自己参与了新秩序的建立，得到的回报则是匪徒们用食物做为对女人们服务的付费方式。受到命运嘲弄的女人为食物付了帐，却在取食物时再一次被厄运捉弄。本该由宿舍里的单身汉去取食物，厄运却偏偏选中了两对夫妻中的丈夫，夫妻的体面在新秩序的捉弄下脆弱的不堪一击。正是积累了如此繁多的心理上的不适，医生的妻子终于冒险杀死了正在交媾中的匪徒首领。
从旧世界沿袭而来的抗争在新世界反而没有那么多超拔于世的宣示，医生的妻子只是做了自己乐于去做的事而已。这一源自于骨子里的本能，让医生的妻子在余下的匪徒葬身火海后成为失明者们的首领，领着羊群踏上了重返家园的迁移。
迈出已没有士兵驻守的精神病院的大门，这些被隔离者们方才惊觉，所有人都失明了。自由的代价建立在永堕白色瘴翳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对失明者们来说，既是保障又是监狱。失明者彼此看不见对方，这一缺陷导致每个人都是弱小的，对安全的依赖不会过度的建立在对他人的戒备与防范上，可出于生存处境的现实考虑，失明者唯有多人集结在一起，才能在看不见彼此的世界里扩展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这就在彼此都是弱小的个体成为失明者安全保障的前提上，消解了家庭单位和个体的独立性，使群居生活成为原始部落聚居方式的回归。
从精神病院出来，医生的妻子领着最早被隔离的那一伙人朝家的方向走去。路上，失明者们一群一伙的集结成众多结构松散的团体，每个人都为了获取食物而四处寻找着。这些团体今天走散几个人，第二天又加入进来几个，新加入的能否被团体接纳以他随身携带的东西决定。生命在新世界里是廉价的，因为失明者团体的身后往往跟着一群同样在寻找食物的饿狗，天空还盘旋着一群群等待啄食死尸的乌鸦。如此一幅惨淡、蛮荒的景象，令医生的妻子难以忍住呕吐，她接连吐了好几次，却并非由于恶心的缘故，实在是这幅来自地狱的真实画面刺痛了医生的妻子那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的眼睛。做为唯一看得见的人，这双眼睛承载了失明后的人类所有的痛苦，人性的丑恶在这双眼睛的观照下原形毕露，杀戮的鲜血洗净了它所看见的屈辱，却难以洗却置身于白色瘴翳中自己做为唯一正常人的那一份永世的孤独。
这个唯一看得见的人，萨拉马戈赋予其女性的性别，通过女人柔韧的性情、坚忍的品质、适时妥协的特点、突然爆发的不确定性，对应作者叙述上用女人说话的方式有意为之的絮叨、啰嗦、冗繁式的长句、跳跃性的段落铺陈，以女性的视角审视失明后的人类剥离伪装后与生俱来的丑恶，用女人的细腻刻画出一个个没有确切名姓的人物身上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的共性。故而，医生的妻子成为荒岛上一个维持和谐的存在。
在看不见彼此的世界，戴墨镜的姑娘对戴黑眼罩的老人产生了理想化的爱情。姑娘主动向老人剖白，自己愿意与其永远生活在一起。姑娘有一个荒唐的愿望，就是不要恢复视力，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因为“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这里的看，体现出彼此的互助，彼此的扶持，在这个意义上，姑娘对老人的爱，并非考验，而是决定。
当光明降临，看见了光明，也就看见了真实。“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清晰的显现，秃顶真实的展露，老人告诉姑娘，这就是真实的自己。戴墨镜的姑娘仍然愿意与戴黑眼罩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无须怀疑，“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萨拉马戈用圣洁的文字书写理想的爱，反衬小说结尾教堂里塑像的眼睛被人为用布捂住了的亵渎圣物的恶作剧，揭示出疫病肆虐大地时信仰的绝望，“上帝不值得一看”，唯有普通人圣洁的爱才是回归理性的唯一途径。
当第一个失明者又看见了光明，恢复视力对大家说来只是这场时疫达到峰值后的必然结果。“我看得见了”，恢复视力的人简单地重复着。因为高兴而哭泣，源自于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不难理解，这般奇特的反应表现在每个人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疑问成了失明者们新的烦恼。已渐渐习惯了蛮荒世界新的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人类，在疫病去除之际，又着手准备个体身心向文明世界和旧秩序的复归。失明后的经历仿若一场梦，梦醒后，世界就这么扶正。世界或许原本就没有颠倒过，“城市还在那里”。在这场时疫的检视下，人类不过是“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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