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回乡，见到了尊敬的杨岱老师，杨老师已经很老了，他对我说：“文竹你能写文章，没打算写写老逄么”？我说：“我会写的”。
老逄叫逄亮洲。我这一生独往独来，基本没在什么人手下做过什么事，如果说有什么人可以被我称为老上级的话，那首先就是这个老逄了。
杨老师之所以建议我来写老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我的文笔可以，很大的因素是我对老逄最了解，而且老逄对我有知遇之恩。其实，我很早就有写老逄的想法。
可我毕竟不是记者，也不是专业作家，让我去采访搜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和事来写作，我干不来，我只写我熟悉的事情。老逄是我生命中出现的一个重要人物，可毕竟只和我生命的某个阶段发生重叠，因此我把他老人家放到我的人生历程中来写，更显得顺理成章。我写我生命里的老逄。
说来很早了，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这六年，我在公社战山河专业队做苦力民工，前四年里，我们的总指挥就是这位逄亮洲。表面上大家都称他为逄主任，至于他是那门子主任，倒也没人细究，反正叫起来顺口。他当时是公社党委委员，常驻战山河专业队，离开战山河后，又当过门楼公社法厅厅长、县政府招待所副所长、县图书馆馆长等小官。可不管他当什么角色，老熟人们还是习惯性喊他逄主任。背后提起，大家则都叫他老逄。称他老逄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这样更顺口，也更像他。
我到老逄手下出力时十九岁，那时他已五十开外了。此公五短身材，说话声音低沉沙哑，本来肤色就很古旧，再加上满脸的络腮胡子茬，整个一个黑脸包公。眼皮耷拉着，形成三角眼，再加上那仿佛洞察你内心深处的眼神，颇有几分威严，甚至让人感觉有点狡猾狡猾的，一幅老谋深算的样子，许多人都本能地怕他，私下称他为老鸠山。
写到这里，看官可能觉得，这个老逄一定是个人品不怎么样的人，错了，老逄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善良人。否则，我不会有写他的冲动。
其实，我到战山河专业队的头两年，和老逄并没有直接打过什么交道，第一年那专业队还不叫战山河，而是叫公社水利专业队，专门为修黑石水库和配套设施而成立的，我去出工的时候已经成立有两三年了。这个专业队人员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工程情况，每年向相关各村临时摊派招工。我去的那年，整个专业队大概有二三百人，分成一个壮工连，一个技工连，壮工连负责开山钻洞、掘土运泥等粗放工程，主要是用力气的。技工连则有大工和小工之别，大工负责砌墙抹灰，小工则负责挑水、和灰、搬石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后勤人员，厨师、木匠、拖拉机手和物资采购员等，归指挥部直接指挥。我只是技工连的一个普通小工而已，我们的工地转换不定，离指挥部远，当然和总指挥很少有直接接触。
那时候的公社水利专业队，劳动强度很大，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因此到这里来干活的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村里调皮捣蛋的不良青年，干部们鄙称这种人为“铁屎、炉渣、河里逛、沙格豆，”铁屎炉渣是指炼铁剩下的废料，河里逛和沙格豆是指河底历劫冲刷的石块，圆不圆方不方，垒墙铺地都不成材料，总之都不是些好料。这些人在村里不受待见，就被派到公社出苦力来了。
另一种人则是由于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等原因，在村里遭冷眼、受欺负，活得憋气，便主动报名到公社出苦力。要知道，那个年头，农村有点像没有围墙的劳改营，一般农民是没有外出自由的，只能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参加集体劳动，没有十分特殊情况想请假休息都不行。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村里倒霉、受气、干重活，只能低眉顺眼、忍气吞声，想外出换个环境躲躲都很难。不像我们现在，能否发达且不讲，起码有个外出打工寻活路的机会。
当时也有个别胆大的，偷着跑到外地寻找活路，但很快就会被公安机关发现，当作流窜犯抓起来遣送原籍。因为当年人口是不能流动的，实在有特殊事情外出的话，必须向村干部请示同意，并持村革命委员会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否则没有人敢收留接待你。另外，你还必须凭介绍信，拿自家粮食到粮管所换成粮票带在身上，你若不带粮票外出，连饭都吃不上，所有饭店都是公家办的，要凭粮票买饭，光有钱还不行。那个年头，各地群众的阶级斗争警惕性都很高，一旦发现外地人，立刻就会向公安部门举报，因此，一个人不经有关部门批准跑到外地，那会寸步难行。
这第二种自愿报名来做民工的人中，不乏优秀的人材，而且他们在专业队都干得十分起劲，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现好一些，能被专业队留用，不被打发回村去受气，我就属于第二种人。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上边号召要改天换地，大干快上，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那时候国家十分重视农业，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无粮难活，国无农不稳，重农业、抓粮食，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政策。直到如今，我们那里的一些水利设施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都依仗着那时候打下的坚实基础。
别的地区我不了解，当时起码我们胶东地区，各个公社都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统一命名为“战山河专业队”。官方还出台了鼓励政策，那就是凡参加战山河专业队的民工，干得出色者，比在家务农的农民享受四个优先，那就是“优先招工、优先当兵、优先入党、优先提干”。这招真灵，当时没有哪个农民不想跳出农村的，因此，许多原来对专业队嗤之以鼻的根红苗正的青年人，也纷纷报名参加战山河。还有一些内定准备提拔的青年干部，也都被派到战山河来任职镀金。战山河一时成了农村青年向往的“香菜饽饽”。
我们公社的战山河专业队，是在原公社水利队的基础上扩大的，队伍由三百左右一下子扩大到八百多人。记忆中好像设置了十个连队，其中包括一个后勤连和两个妇女连。连队设正副连长、指导员和辅导员。指导员都是党总支委员，掌握政治方向的，当时政治第一，因此指导员是真正的领导。连长负责抓生产，辅导员由识文断字有点知识的人担任，具体辅导政治学习和文化活动。各连又分六个班，实行军队式编制和管理。
我们战山河专业队当时定的正式称呼为“战山河民兵营”，但民兵营这个名字最终没有叫响，因为这些人毕竟只是干农活的民工，只是采取军事化管理而已，没有人真的以为自己是个民兵。不过“战山河”这三个字却实实在在叫响了，至今在我们那个地区，这三个字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当时的战山河“民兵营”，出工收工都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唱着红歌。每个工程都称为战役，如宏图滩战役、外夹河战役。工地上人山人海、车轮滚滚（手推车)、红旗招展、喇叭震天，倒也真有点战争片中那种战役冲锋气氛，场面煞是壮观。
此时的战山河，在乡人眼里的地位，已经不同于原先那个可怜兮兮的水利专业队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大“部队”集结那天早晨，我们村书记忽然说，“今年不要让赵文竹去了，换个人！”结果发现我头天已经出发了，于是便做罢。
好险！幸亏我提前一天走了。
因为我在前一年的专业队中表现出色，被老逄等领导选中，作为新年度专业队的骨干分子，点名通知到本人，提前一天报到。我高兴地接到通知，生怕有变，一大早天刚放亮，就背上铺盖卷出发了，成了当年民工报到的第一人。
这一天主要是组建班子。指挥部施工组的工程师李松廷对我很欣赏，点名让我进了他主持的规划班子，这可是很体面的技术工作。结果我刚高兴了一天多，政工组的领导又说我适合做文化方面的事情，于是我又被从施工组拽出来，安排到第五连担任政治辅导员。
我们五连的指导员叫初世国，是南台村的老书记，原来作为村里的当权派，也挨过斗争，当时已经解放了，也就是平反了，重新起用，被派到战山河来了。连长叫周汝超，上官老沟村人，副连长叫林文昌，正志夼村人。
为了显示战山河的重要性，专业队由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胡寿涛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副总指挥若干个，老逄是其中之一，但谁都知道，老逄是真正意义上的总指挥。还有一位副总指挥叫孙承仁，上官老沟村人，他是原水利队的老将，没有公职，是具体带领民工干活的。其他指挥部干部都是短期挂职，甚至有些是把战山河当跳板，临时落脚镀金的。
政工组和施工组是指挥部的两大班子。当时讲政治挂帅，曾有个著名口号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政工组抓政治，当然政工组为大。施工组则具体负责规划设计和指挥生产。
老逄是原水利专业队的总指挥，对于如何指挥民工，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侧重抓生产。
政工组那时阵容强大，最多时达到八个人，除了领导干部，还有专门的文字编辑和广播员。不久他们全都升迁，先后脱产进城了，后来由我一个人顶起了所有工作，详情后边再讲。
在我眼里，战山河是个理想国，虽然活儿苦，可因为人员来自不同村庄，没有什么历史恩怨，没有身份歧视，大家都平等相待，只要你有真本事，又真肯出力，就会受到尊重。在这个理想国里，我感觉不到在村里那种压抑，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生命能量。
可是，战山河毕竟只是个特定时期的临时班子，而且每年人员变换很大，不算一级行政组织，因此在入党、提干、当兵、招工这类决定命运的事情上，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还是要征得各自村党组织的同意才行。我在村里是属于黑五类子弟的，因此莫说四优先，就是八优先、十优先，我也不报任何希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满意这里的一切，力求做出最好的自己。
我这个人不仅工作十分卖力，而且有超强的恒心，我曾数年如一日，每隔三四个月，便向党组织提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成了惯例，内容也便大同小异。其实我明知自己根本入不上党，还是不断地写，不断地交，其执著精神那是很感人的。写不写是态度，批不批是命运。我不为别的，只是用要求入党的这个举动，表白我对党是热爱而且忠诚的，表白我是追求上进的，仅此而已。
由于我的工作向来非常出色，几乎无可挑剔，战山河专业队上上下下有口皆碑，所有领导对我都很好，因此我一直被做为党员纳新对象培养。整整六年的纳新对象，却又始终入不了党，仅仅是由于过不了村里党支部这一关，大家心照不宣，我也无丝毫怨言。
到了战山河后期两年，老逄岗位调动，由另一位公社党委委员胡发东接替了他的位置，胡总指挥仍然对我十分重用。胡发东是个挺幽默的人，有一年麦收季节，公社成立临时“三夏”指挥部，设了三个总指挥，一个叫夏永泰，一个叫栾学方，还有这位胡发东。胡发东就说，今年的三夏工作不大好办呐，一个瞎（夏）指挥，一个乱（栾）指挥，一个胡指挥，这能好得了么？当然这是笑话。
到胡发东主持时期，战山河的人数和和编制有些减少，活计也不像前几年那么紧张和高强度。可我仍然很忙，不但全面负责整个战山河的政治工作，而且又担任了总保管和总出纳，全面负责所有的后勤服务工作，连炸药库的钥匙都在我腰上挂着。除了不管生产外，什么都管。然而这么一个重要角色，竟然既不是党员，又没有明确的职务任命，这种情况恐怕在全国也很少见。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我这里虽然没有名份，却能一言九鼎，连圣人的规矩都突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起源于老逄对我的知遇和破格重用。
注：本文为赵文竹先生最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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