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丽瑰:荒地
小时候总是听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跟着跟着念,自以为明白了“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思。可是我想大概人们再也不笃信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了。
前些年上个好大学,在村子里,还勉强是值得光荣的一件事,但是书读多了,比如上了研究生,就很容易被人怀疑脑子会不会出问题。读点书可以,读太多书就有问题了。隔壁村同学的哥哥好不容易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家怀着羡慕嫉妒恨地眼光赞美了一番,这几年人们又说他是个傻子,“读书读苕了”。原因很简单,这个男生比较不喜欢出门,看见谁也不怎么打招呼,大家就认为他是个书呆子没用。经常一边笑一边说“他还去读什么研究生罗,浪费钱”。这里面有层意思是他不懂人情世故,不懂人情世故在村庄人看来就是没礼貌,就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不懂人情的人混不好,且平时都不顾人情关键时候也不会讲什么人情。不管是谁,进入这个村庄就必须遵守村庄的规矩,就像在大家庭一样遵循推己及人的礼貌,长幼尊卑有序,即使不知道喊什么遇上人总要说上两句话,不然就是不尊重。
住在村子里的人总盼望着能和城里的某某搭上什么关系,从巴结、羡慕开小车的外乡人到慢慢的冷淡、继续巴结,即使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只要听说谁家的亲戚比较有能力,大家就会自然地和谁家关系好一点。对于早些年的大学生,大家还是有很多憧憬的,巴望着万一有一天遇到不能办的麻烦事,有人能帮衬着点。人们尝试着搭线,至于线搭在谁身上,已经无暇预期。这些年村子里的人继续期望着教育,但是对于教育的期望值已经没有那么高,他们只是执着地觉得出去就有出路,只要小孩愿意读,多差的学校借钱也要让小孩上学。
读书从村庄人的事慢慢地变成了每家每户自己的事,从飞黄腾达的梦想变成自我实现的手段再到认字打工的敲门砖,人们对读书显达已不抱太高期望,对读书换钱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读再多书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换成钱也是没用的,也是个苕,书呆子,只有钱才是最实在的。谁谁读书疯了,谁谁读书还没有初中没读完的小孩赚得多,读书成本和打工收入之间的对比计算,很多家长在这些事例中动摇。临近的几个自然村村落,和我同龄的人读大学的人相对多一些,往上往下几岁高中读完的都很少,打工的一茬接着一茬,基本上读个小学或者初中没读完,甚至小学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虽说上大学的比例和出生人口数、出生性别比、男女观念等有一定关系,但结合村庄具体情况,从可能和事实的角度上来讲人们对于读书的态度已经改变。读书在本文中一定程度上指上大学,在目前村庄人的眼中则是上技校。没那么高的要求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教育慢慢变成一种维持现有生活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向上的跳板。学一门手艺就能自己养活自己,村中家境好一点的家庭就把小孩送去学裁缝、学修车、学护理,再好一点的就出钱上大学,挑专业时也尽量挑那种能直接工作的。总之家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打工的选择与层次。
人们的选择越来越现实,目标也越来越明确,那就是过日子或者说“混日子呢”。赚钱,买房,娶妻,生子,这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这里面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需要钱,人们有时开玩笑“媳妇是花钱买来的,小孩是花钱买来的”。这种任务不是单靠村庄力量就能解决的,比如买房。最近这几年小镇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商品房,好多堰塘、河流、良田被填,用作修建商品房,建房子会人为改变小镇的地势,如果发大水,小镇该如何排水。小镇街上的人口是有限的,但是现在小镇上重修的房子已经快要覆盖小镇原有的房子。现在结婚女方首先都会问房子,留在镇上的一般都要求到镇上去买房子,不打算留下的家里也要翻修房子,小镇上的人也尽量去县城买房。一个亲戚家徒四壁,为了去镇上买房,跑去银行贷了20万。只因为老婆想住街,镇上好玩些,房是买下了,白天在家养鱼,晚上去镇上。临近的另一个自然村,两个青年因买不起镇上的房子婚事接连告吹,还有一个当了上门女婿,还有一个读书时玩游戏疯了,还有个傻子,还有两个不要家里的房子。叔叔说小镇上的商品房差一点的要将近20万,差不多的则是二三十万,临近镇上的村子开始填地卖宅基地。前两天去镇上的卫生所,一位生病的妈妈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本来当时是想要个女儿的,生儿子是名气,生女儿是福气。生女儿,想带外孙就带,想不带就不带,生儿子怕结婚怕媳妇。乡里人与生俱来的男孩偏好是掩盖不住的,但是养儿子的沉重负担也让父母感觉到很累。
种瓜不一定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与其选择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如选择多赚钱,反正读完大学也是打工也是赚钱。父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让子女读书,但读与不读,读什么的标准则是赚钱,至于什么赚钱他们也只能估摸着来。教育是长线投资,它的效果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甚至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但是父母的要求是迫切而及时的,用他们的话来讲“我管不了那么多”。
去卫生所的那天,一位打扮较好的妈妈把自己的小孩领进药房对小孩说“这张桌子是妈妈花钱买的,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妈妈的钱,你仔细想想妈妈花的钱,好好做作业,做完给我检查”,出来就跟主治医生开心地聊起天来,看那个样子也许是亲戚也许不是。只要留心,镇上的补习班还是非常的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镇上的爸妈总是变着法的让小孩念书。网吧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地好,我问老板你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小孩在上网,她说哪有你看看都是些打工回来的在上网,再仔细看从个头和样貌来看年龄上分明是小孩。网吧里有吃的有喝的有烟抽有空调,也许打了工就不再是小孩吧?
原以为家非常大,后来才发现家非常的小,非常的脆弱。树木环绕的地方便是村落,当第一缕炊烟弯弯曲曲的升起时,肚子就莫名奇妙地饿了。记忆一串接着一串,但愿有牧歌给沉睡的火把捎去温软的祝福。所谓回家大概是那里有牵动自己内心的人的缘故吧,总以为故乡在远方,倘若故乡就在此处,那为何又称之为故乡呢?大概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大概浸润着时间的乡音才是最系人心的故乡。有家才有乡,可是无乡何来家,这里的家,这里的乡指的都是在我们的记忆年轮中生活过的人们。
最近这几年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开始打起工来,父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种田赚不到(dou)钱”,经常配着农药化肥就开始抱怨赚不到钱,这阵子又说田少了赚不到钱。年轻人一直在打工,这一点也不奇怪,而这几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人都在打工,但凡能动的都在打工赚钱。年轻人、中老年人打工一般都是进工厂,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每月工资一般情况下是两三千。印象中也只有妇女在农忙季节出去帮人插秧赚钱,我们这几个自然村靠近小镇,而小镇是交通中转点,来往客货车很多。借着交通便利村里的人种西瓜,种甜瓜,价钱好又好销,收入都还不错。加之水利条件便利,一年种三季水稻,油菜、棉花、花生、小麦什么都种一点。虽然不富裕但是不用打工,家里也不会过得很差。就这两年的时间村里的中老年人齐刷刷都出去打工,打工地点也从邻近市镇转到了武汉和外省。打工的多为女性,男性在家种地,女性长期在外打工的很少,一般农忙季节就会回来,与此同时插秧的工钱也已经从100、120涨到了150元一天。五十多岁在村庄里算是比较年轻的人了,老病残弱的人单纯种地,有点劳动能力的种地打工,年轻人打工。稍微有点能力的就小规模养猪、养鸡、养鸭、喂鱼,不管做什么地还是种着,但是现有的种田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家庭正常的开销,种地的多少都欠点种子农药化肥钱。假定这种收入不足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收入恒定的情况下是家庭开销过大,那么家庭的开销主要用于何处?人情和抚养小孩是家庭的两大开销,医疗和衣食住行都是相对而言的小头。在村子里除非病的不行了,否则大家是不会往医院跑的,花个几百块钱看病在父母辈看来是很奢侈的,小病也先拖着实在不行了才去打针,生了大病有钱就看、没钱就拖、实在不行就想办法快点死。人情是一礼去一礼来,对等买卖,换种体面的方式相互借钱相互支援,这里面并不是没有人情味,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它确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手段。除开不稳定的时节,一般来讲人情的收支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阶段性来讲,抚养小孩的影响比较大,当然在具体的家庭情况会有所不同。假定这种收入不足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应有的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农产品的价格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之间比例不协调,或者说农产品的生产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是不相协调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辛苦劳动却总是欠债还是动态的欠债本身是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由谁来继承呢?
今年像我们家这样只有三个人一起过年的家庭不在少数,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父母两个人在家吃年饭。也许是错觉,今年凌晨的鞭炮声好像也不及往年的厚重响亮,大人们讨论“出天方是骗鬼的”,隔壁家的叔叔就没有放。打工也好求学也罢,家里的田基本上就是靠夫妻一起耕种。万一哪一方身体不行了,田就种不下去了。上面湾子的叔叔在山上炸石头,把右手指头弄断了两根,不能干重活,他家的阿姨又当男人用又当女人用,今年她的胳膊疼,她说她只有等着饿死了。在平原地区使用机器耕种还算便利但成本较高,从下种子、打田、插秧、收割如果每样都准备使用机器,那么一年种上头就赚不到钱。人们一般只会在部分田上使用部分机器,种田仍然是个体力活,要扛稻谷的地方还很多,五十多岁的父母做这种体力活已经慢慢力不从心,扛稻谷的口袋只能越来越小。少数老人种不动了就开始抛弃少量旱地,开始将打谷场开垦为耕地。四五十岁的人还希望能多种点地,但是现有的土地就这么多了。种的好的家庭能赚个一万多块,自己用是够了,但照顾人情、照顾孩子已经非常困难,再稍微想干点别的什么就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了。在村庄里良田被填修建房屋、鸡场、猪场、鱼塘的现象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宅基地被推成良田的现象也有,听人说之前有人来测量了每家每户打谷场的面积大小。
父母希望子女离得近,但不希望子女留在农村,子女也尽量不留在农村,留在农村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没出息。父母竭尽全力地将子女推出农村,子女也竭尽所能地靠近城市生活,心态上、消费上、言行上趋近城市,除非实在混不下去,只要有一线生机都想方设法留在城镇。可一般年轻人、中老年人从事的是低端行业或者说风险性较高的低端行业。有句话讲“父债子还”,父与子的界限就好像农村与城市的界限,这债究竟该如何还?农村人做到死才会不种田,父母到死都要保证自给自足,我们该如何保证自足呢?谁是下一个父母?换钱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很多家庭都是种什么卖什么,除了留点口粮能卖的基本上都卖了,他们说自己吃不了多少,要吃就到街上去买。
曾经去过的鄂州某村田地大片大片地抛荒,村里漂亮的楼房到了夜晚却只有几盏微光乍现。我们还有几个十年,希望一切不要太晚。
舒丽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湖北京山人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