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桓台”

民国三年，沿用686年的“新城县”，易名“桓台县”。以“桓台”代“新城”，大家都认为这称得上是最佳选择。

可是，“桓台”究竟是什么台？作为一个词语，“桓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为什么最适合作为我们县的名字？

这些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现在见到的最早谈到“桓台”的文献是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写的《初建儒学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新城者，世传齐之驿马台也……又云牧马台也。”这里虽没有明言“桓台”一名，实际上指的就是“桓台”。

还有两种说法见诸县志，康熙版《重修新城县志·方舆志》作“系马台”，民国版《重修新城县志·方舆志》作“戏马台”，无论是“系马”还是“戏马”，其主语都是“齐桓公”，所以才简称为“桓台”。其实主语还有齐桓公与齐景公并提的说法，不过景公渐渐地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系”“戏”异字同音，想来民间很早就口口相传了。

驿马，牧马，系马，戏马，这四种说法皆与马有关，似乎道出了“桓台”的功用。

然而细究起来，仍是一头雾水。

台者，高而平之建筑物也。从史实和遗迹来看，“桓台”确实是高而平的一处所在，该台南北宽104米，东西长135米，高处达9米。（见齐鲁书社1992年3月版《桓台县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城》一书中说法略异，谓东西长112米）望文生义地理解，“驿马台”是养驿马的台子，“牧马台”是放牧马的台子，“系马台”是“拴马的台子”，“戏马台”是“戏马的台子”——问题又来了，根据生活常识，马更适宜放牧在地势平缓、水草丰美之地，干嘛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们牵上三层楼高的高台之上呢？

事实上，无论是养驿马、养战马，在古时候都是稀松平常之事，没必要特意为此建造如此规模的高台。

建这样规模的高台，很可能另有他用，比如娱乐，比如祭祀。我设想了这么一种情境：齐桓公时代，齐国在桓台一带有大片牧场，自然风光旖旎动人，齐桓公政务之余来此小憩，役使国人建筑此台，享受种种娱乐，其中之一，便是眺望牧场，看万马奔腾，甚或有赛马之举，当然也可能有其他与马有关的游戏。种种娱乐中，与马有关的游戏最为有特色，于是人们就称此台“桓公戏马台”了。所以“四用”之中，我更倾向于“戏马”的说法。

据我猜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桓台”应该很早（不晚于建县之初）就出现了，可惜尚未找到证据。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金石志》中记载了一件文物——王尚书铜镜，上有一小印曰：“桓台王子廓。”又有文字注明时间：“万历甲申年造。”王子廓即王象乾(1546-1630)，子廓是其字，王象乾做过兵部尚书。万历甲申年是公元1584年，这是目前我见到的最早使用“桓台”一词的时间。

作为一个概念，“桓台”最初是一个“物”，所指为上面提到的高台；后来则渐渐借作“新城邑”的代称。这应该不成问题，不过，现有的文献，无法支持“桓台”概念变化的这种先后顺序。例如作为“物”的“桓台”，举例需从清人著作中找；明人著作中出现的“桓台”或“桓”，反倒多指称“新城邑”了。

关于指称“物”的用法，不妨举徐夜的诗，徐夜有诗名《桓台》《九日登戏马台》《登城中戏马台》等，这里不妨抄录其中两首七律。

桓 台

城中楼阁散高寒，砧杵秋风亦大观。

霞接民烟成壮丽，雨随兵火见凋残。

人家燕去巢谁屋，官舍狐空社鬼坛。

独有一钟能醒夜，时飘清响落云端。

登城中戏马台

百年怀抱此登台，万古销沉向眼开。

漠漠秋天残照下，泱泱渤海大风来。

山川南望多陈迹，杼柚东空忆霸才。

苑草只今谁牧马，荒原极目晚生哀。

这两首诗题目中的“桓台”与“戏马台”是同一概念，两诗都写到了从台上眺望时所看到的景象，《桓台》侧重写经历战火后的民生凋敝，《登城中戏马台》侧重发思古之幽情。

与徐夜有交往的顾炎武，写过一首《酬徐处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诗：

桓台风木正萧辰，倾盖知心谊独亲。

季子已无观乐地，伟元终是泣诗人。

愁看落日燕山夜，畏见荒江郢树春。

踏遍天涯更回辔，欲从吾友卜东邻。

第一句中就提到“桓台”，不过顾氏所说的“桓台”，但是似已不再限于戏马台，而是产生了指代义，扩大到整个新城县城了。

“桓台”突破了“物”的限制，语义扩大，成为一县的代称，文献中这样的用法不少见。

上面说到王尚书镜，落款“桓台王子廓”，时在万历十二年。到了万历三十年，王象乾（王子廓）的父亲王之垣在其《炳烛编》《摄生编》中，都钤“桓台逸叟”之印，其序文中亦分别署“桓台七十六岁朽夫王之垣”“桓台悟玄子”。崇祯末年，王象乾之弟王象晋在叙述《三补简便验方》成书经过时说“……吾桓忽遭焚掠”。王氏父子这里写下的“桓台”“桓”，已经与“新城县”基本同义了。

联系一下王象乾、王之垣的署名，不难推断，万历年间，大家已经习惯以“桓”指“新”了。

后来，这种用法就流行开来。

例如稍后的天启年间，王象晋主持修撰《新城县志》，先在序文中说县令张必大“慨然欲噢咻吾桓而袵席之”，又在凡例中几次以“桓”代本邑，一则曰“邑中利害，惟水为巨。吾桓撮尔小邑，众水环会”，一则曰“不必以桓人言桓害”，一则曰“桓邑税额，旧不满二万”，一则曰“论国税于今日，微独吾桓，固天下之通患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出现了“桓邑”一词。无独有偶，顺治年间李采兰撰写《重修文庙记》，亦清清楚楚地使用“桓邑”说法：“齐鲁文学虽属天性，而桓邑弦诵之风为最。”后来，康熙版《新城县志》选举志中亦赫然写道：“桓邑先哲懿美略具简端”。

可以说，以“桓台”或“桓”指称“新城邑”的用法，从明末开始，已经是桓台人的一种共识。

不妨再举几例，生活于清朝前期的诗人成聿炌有一部小书名《桓台胜览》，其中就38种景事各赋一诗，这些景事，大多超出了作为物的“桓台”的范围，如青沙落雁、会泊红莲、铁山晚照、石桥晓月、马车桥、鲁连陂、牛固等。这里的“桓台”，只能作为“新城邑”来理解，否则这个书名就不成立。书末成聿炌有跋，其中说道：“桓台父母之邦，锦水、铁山，每溯洄而仰止；辕里桑梓之地，石桥金堰，时历览于周行。”“父母之邦”者，当然更不是作为物的“桓公台”了。

顺治朝进士傅扆有《桓台诗集》，道光朝举人陈克隽有《桓台百咏》。康熙朝进士耿克仁《崔公仁政记》言“余世桓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县令刘大绅谢任，桓台人把他的事迹绘成图册，名字就叫《桓台遗爱图》，张象津代写的图序中，开篇即写道：“《桓台遗爱图》，图刘明府爱之遗于我邑者也。”

不仅邑人如此，“外人”亦有此称呼。

明朝万历年间，新城县令马负图写有《决小清河辩》一文，其中说到自己曾给高苑县令回文，内中说：“南岸之南，系贵县地土，其有地人户利于泄水种麦，往往自行盗决，动称桓民以自饰。”这里的“桓民”显然是“桓台县民”的省写。马负图万历二十七年（1599）就任新城县令，最晚万历三十年（1602）离任。以县令身份称新城县为“桓”，马负图可能不是第一人。

清朝康熙年间，新城知县崔懋在《重修新城县志》序中有“即此蕞尔桓台，历数从前守土，不四十年更十七令”之句。任过国子监祭酒的淄川人高珩在《崔公仁政记》言“今何意竟密迩桓台崔侯乎”，又言“予邑与桓台接壤”。

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当民国三年（1914）为“新城”易名时，吾县士绅为什么那么强烈的主张以“桓台”代之了。

此文要结束了，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其实除了“四马”(驿马、牧马、系马、戏马）说，还有“驿台”说。这个说法据笔者所见又分两个版本，一是“长山驿台”（《元史·地理志》），一是“高苑驿台”(《大元郝公墓铭》)。“驿台”是“驿马台”还是“驿站之台”？我倾向于“驿站之台”，也就是驿站所在的高台。白居易《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一诗中写道：

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

知在台边望不见，暮潮空送渡船回。

现在问题来了，“驿台”说与“戏马台”说究竟谁更接近真实？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还真不好回答，有一点显而易见，倘若指实为“驿台”，就失掉了美丽的传说，未免大煞风景。笔者静思数日，想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先是因齐桓公来此筑台观马，“戏马台”之名因而出现；此外既成了繁华热闹之地，官家就把驿站建在这上面，因为驿站在此台上，人们又顺口把这里叫做“驿台”了。

真希望这不是我的臆测。

（本文编辑：逯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