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创作、确认、流传和影响 文/郭志昌 毋庸置疑，如果论及中国古代的传统家训中对民间和普通老百姓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清初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它是继《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所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家训式家庭教育材料。 一、朱柏庐生平 朱柏庐生于1627年，卒于1698年，享年71岁。本名用纯，字致一，是朱熹“三服”内的第十三世孙。 1645年8月，抗清失败后，朱用纯父亲朱集璜投水身亡，这时他才十八岁。父亲殉难后，战乱稍平，朱用纯礼葬其父，因慕“二十四孝”中王裒攀柏庐墓的故事，自号柏庐。并搭茅庐于墓侧，守丧三载。他忍受悲痛，上瞻母亲，下扶弟妹，备历艰辛。他是明末时的诸生，与顾炎武、归庄是好朋友，入清后，不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与清政府合作，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昆山的读书人。他一直在家乡侍奉母亲，设馆授徒，足迹只限于吴中。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并进。因不接受推荐、拒不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人们将他与徐枋和杨无咎并称为“吴中三高士”。康熙二十二年开始，在苏州东山席家执教十年。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病逝于昆山家中。死后，门人私谥“孝定先生”。著作有《删补易经蒙引》十二卷、《愧纳集》十二卷、《毋欺录》三卷、《柏庐外集》、《大学中庸讲义》等。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和《孝义篇》中，朱柏庐都无一例外的被列为“孝义第一”。但，使他名扬天下的，却是一篇只有五百余字的《治家格言》。 二、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创作 朱用纯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授课之余，他认真阅读朱熹的著作，特别是收录在《朱氏宗谱》里的有关家训类的文章，仔细揣摩朱熹建家立业的根本思想，总结前人的生活经验和教训方面的诸多生活哲理，并联系自己三十多年的感受体会，编出了一本《治家格言》。因为是要求家人特别是儿童必须背诵的，为使其读来琅琅上口，所以采用了对仗和押韵合辙的形式写成。起初，他认为自己的这篇东西基本上都是引用古人或他人的文句，不完全是自己的个人创作，所以没有将它称为“家训”，而是谦虚地称为“格言”。 朱用纯将这篇自己十分满意的文章冠以“治家格言”的标题，恭恭敬敬地以颜体楷书抄出，挂在客厅墙上“中堂”的位置，用以勉励家人。另抄一幅，挂在书房的最显眼处，用以要求和督促自己。 1666年6月，朱用纯40岁生日时，叔叔朱大满带着独生子应瑞由常州孟城亲赴昆山祝贺。看到朱用纯挂在客厅和书房里的新作《治家格言》，极力赞赏之余，流露出收藏之意。朱用纯立即用上等竹纸书写一幅，赠与将在第二天返回的叔叔。台端为“宗叔雅正”，落款“丙午孟夏·叔咐用纯书”。 看到朱用纯身体消瘦，亲戚朋友极力劝他开斋，他看大家情真意切，才含泪答应。但他仍然坚持每日晨起后先谒家祠，然后高声朗诵一遍《孝经》。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朱大满将《治家格言》带回到家中，立即请画坊艺人选用上等柏木刻制成匾，并亲自题写对联一副，刻于《治家格言》的首尾两端。上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下联：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这副对联是他对朱用纯学问和孝子之心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已经将柏庐格言抬到了与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传经一样高的地位。 叔叔回去以后，朱用纯思前想后，总感觉到自己落款写的“叔咐”不妥，对前辈不恭敬，于是，他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幅，并将落款改写成“姪用纯书”，然后亲自送到叔叔家中，表示诚恳的歉意。叔叔高兴地接受了，于是，叔叔家便有了两副珍贵的朱用纯的墨宝。四年以后，叔叔去世，朱用纯亲赴灵台送葬，并题写挽联一幅，其词至诚至哀。叔叔家的《治家格言》匾牌，一直保留到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烧毁。 “柏庐”虽是朱用纯在父亲朱集璜1645年夏天去世以后给自己起的号，但他始终谦虚地认为自己与王裒相比，还做得远远不够，所以生前从未用过。别人称呼可以，自己叫就有标榜和不谦之嫌，这次由叔叔直接叫出来，意义当然就不一样了 朱用纯在世时的已刊和未刊书目中，却无例外地均未收入这篇文章。这是由朱用纯的创作初衷所决定的，他认为这是一篇专供家用的文章，叫家庭成员知道就可以了，没必要流传到社会上去。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作为我国古代的家教名篇，三百年来历传不衰，无论是官宦士绅、书香世家还是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流传之广、影响之久远，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家训中的任何一部，它不仅被人们作为理家教子、整饬门风的治家良策，为人处己、规物范世的箴规宝鉴，而且还被作为私塾蒙馆的启蒙教材。 《治家格言》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得力于它独特的文体形式。 它整齐押韵，便于记诵。文字流畅，对仗工正，读来琅琅上口，使人愿学愿记，易于背诵。它语言生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讲道理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讲道理中，运用对比手法，善恶并论，是非分明，使人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什么是倡导的，什么是力戒的，泾渭分明。 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使得它比起以往的各种格言体、警句体的家训来，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以，它便能够在海内外的华人世界中广泛流传，被称为“治家之经”。 《治家格言》是旧式家庭训导子女的教育材料，内容涉及持家、伦理、自律、敬业等各个方面，用骈体文形式写成。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旧时官宦士绅、殷实富户以及书香世家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成为整饬门风、振作家声、光耀乡里，名垂后代的范例。 《治家格言》问世后，因其内容符合封建士大夫修身治家的标准，故曾风靡一时，不少人为其作注，或请书家抄录后悬之厅堂。清光绪中期，浙江乌程（今吴兴）学者戴翊，依据林则徐抄写的《朱夫子治家格言》，编写了一本《朱夫子治家格言释义》（两卷），除原文外引用，还用一万八千多字进行了详细讲解，国内外反复印刷，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远及一切有华人及其后裔的地方，影响遍及于全世界。 还有一位赵佑宸先生，也曾引经据典，注释甚详，并手书刊印发行。1925年，江宁名士朱煜慨于世乱，谋划重新印行出版，遂请当时名流魏铁珊、郑孝胥、伊立勋、吴衲士书成楷、行、隶、篆四体，又请吴昌硕署签、王震绘像、孟竹庵书传，并出资影印，分赠各学校，供学生诵读、临摹，借名家笔墨使之广为流传，在当时曾起到过积极的教育作用。 另外，清康熙朝开始出现的书法家杜就田、梁诗正、黄自元、黄易和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等，都十分虔诚和认真地书写过《治家格言》。先前有的小学生使用的墨锭上就刻印着“朱子家训”四个字，这里指的也就是朱柏庐的《治家格言》。 三、朱柏庐《治家格言》的确认 严格来讲，把这篇家训称为“朱子治家格言”或“朱夫子治家格言”都是欠妥的的。诚然，子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或尊称，也用作表敬意的对称词。但几千年间的约定俗成，人们一般只拿它来作为对于极个别受人尊敬、敬仰的圣人级的人的尊称了，比如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朱熹也就属于这一类应当受到特别尊敬的人中的一个，他是继孔孟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儒，所以朱子、朱夫子只能指朱熹，而不能指任何其他朱姓的人。 康熙年间的汤斌，在担任江苏巡抚时，曾严厉责备过让仆人给自己买鸡改善生活的儿子，并责罚他跪庭诵读《朱子家训》。这应该是1686年3月以前的事情，此时距《治家格言》的诞生已经有四十年了。因为朱熹所著的《朱子家训》、《朱子格言》、《朱子家规》、《朱子家政》和《朱子十诲训》等专供教育子孙后代之用的著作一直没有刻梓成书公开发行（因为族规禁锢，不许外传，至今也无正宗的《朱子家训》公开发行），因此可以肯定，这里的《朱子家训》实际上就是《治家格言》。 朱用纯生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柏庐”之号。 关于《治家格言》作者到底是谁这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朱柏庐生前和死后就存在着争议。针对这一情况，早在乾隆年间，有一位叫顾公燮（字丹午，号澹湖，又号擔瓠）的，是《丹午笔记》（原名《消夏闲记摘抄》，据作者自序）的作者，他在自己的书中就指出：“朱子格言，系昆山朱柏庐所作，非文公（指朱熹——作者注）也。”他是较接近于《治家格言》诞生之地和创作年代的人，是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人，但是，因他仅仅是一位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吴郡诸生，人微言轻，所以没有人听他的，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真正将朱柏庐确认为《治家格言》的作者的，是两个当过昆山县令的外地人。一个是同治年间的巴州人廖纶，一个是光绪年间的嘉兴人金吴澜。 廖纶，字养泉，增生，清同治七年（1868）十月署新阳县令，他特别崇敬朱柏庐，同治十年（1870），除了重建朱柏庐祠堂外，还特意恭敬抄录《治家格言》，令人刻碑镶嵌于祠堂墙壁，并为祠堂撰写对联。他在题跋中也谈到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此文为朱熹所作，直到道光年间楚北李瀹泉农部刻影本于都门，大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从而使“先生之名彰而百年之误正”。由此，我们也可以解开为什么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彭定求、顾维桢、于振、彭绍升、江藩、吴廷章等人在他们为朱柏庐所写的诗、传、行述、墓志铭等作品里，不提《治家格言》一词的疑问。 光绪二年（1876）五月到光绪七年（1881）四月，嘉兴优廪贡生金吴澜（字鹭卿，一字胪青）在昆山当县令，他是昆山历史上品级最高的一位知县，三品衔，补用知府。不久又奉命兼理新阳知县。在职期间，他打算将昆山三贤的年谱予以合刻，但终因找不到朱柏庐的年谱而未能如愿，最后只补写了朱柏庐一至三十二岁，并按年条次增益，又续成末二年，厘为三卷。他重新刊刻了《顾亭林年谱》、《归震川年谱》和徐乾学的《憺园集》三十八卷。组织人员准备重修《昆新合志》并续修各乡里志，以补邑志所未逮。光绪七年四月奉调吴县，有愿未遂。离昆半年后，他还为在职期间编纂、此时即将出版的《信义志》作了序。 政事之暇，金吴澜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搜集考证朱用纯的身世和著述，并补编《朱先生用纯编年毋欺录》，确认市面上广泛流传的《朱子家训》即《治家格言》确系朱用纯所作，应该正式定名为《朱柏庐治家格言》，首先彻底消除了他本人的怀疑。 金吴澜在书中专设一章进行解说：“《治家格言》篇幅无多，家弦户诵，昔人误为新安朱子所作，嗣又群信为先生作也。惟先生已、未刻各书，皆不选入，且先生之文，词旨浑厚，即用规诫语，不肯字字显露。澜窃有疑，然谒先生祠，见廖养泉太守撰联云：‘讲学法程朱愧纳毋欺义理直同性命，治家承节孝困心衡虑格言悉准人情。’似已确有所考，且澜莅此四年，习俗相沿，知之已稔，先生作挽回世道之语，皆人情对病之药也，世之群信为先生作也，可无异也。” 金吴澜表彰昆山先贤之苦心，真可以与朱柏庐的思想和著作并垂于不朽。 至此，《治家格言》作者的问题应该说是得到了确认和解决。但是，这还不足以扭转长期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和它所形成的顽强的惯性，出版商们仍然用旧有的书名来出版和扩散它。作为权威辞书的1999年版的《辞海》仍然将解释《治家格言》的词条定名为“朱子家训”。 直到1951年2月，周作人在其《治家格言》的短文中，仍然写道：“《治家格言》本是清初朱柏庐所作，世人却都说是朱熹的。”可见旧习惯的力量和影响是多么的强大。 四、朱柏庐《治家格言》的流传 朱用纯《治家格言》问世以后，得到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和广大读者的认同和赞许，大家争相传抄，个别亲友还荣幸地获其手书赠送，视其为可以流传百世的无价之宝。因年代久远，这些珍品至今尚存于世的已是凤毛麟角。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后世所得之文均依赖于读书人之间的互相传抄和民间“家弦户诵”整理所得，难免与原文有出入。 朱用纯去世以后，各地相继将此文刻梓成书，各种家训选本也无不选入此篇，善书者写成字帖，使之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朱柏庐的弟子顾易曾著《朱子家训演证》四卷，阐释其意;家训诞生地昆山及其周围苏杭锡常等地更有人将其编成词曲歌谣，到处传唱。据说康熙皇帝从第三次南巡（1699）开始，就经常听人说起此事，他很感兴趣，后来还经常将其中的一些名句抄写成对联送给满族的官员和他们的孩子，并将《治家格言》引入宫中，和《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一起，作为皇子、皇孙们的必修课。乾隆三十年（1765），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满族人德保将之译成满文，以教八旗子弟，他高度评价了此格言，称之为“物理人情之朗鉴，昏衢黑夜之清灯”。陈榕门在《养正遗规》中也说“其言质，愚智胥能通晓；其事迩，贵贱皆可遵行”。说它浅显易懂，极易推广开来。 昆山人也以各种方式来宣传和推广《治家格言》。道咸年间昆山诸生金鳌，效法朱柏庐晨诵《孝经》的作法，晨起辄诵《治家格言》一遍，终身不辍。同治年间，昆山当地的著名书法家彭龙光，以小楷写出《朱柏庐治家格言》近百幅，赠送亲友邻里。自清康熙后，众多的昆山善书者几乎都写过《朱柏庐治家格言》。 道光年间（1821—1850）四川奉节人潘焕书写《治家格言》，功力精到，笔画俊美，以柳融颜，楷书遒劲，结体严谨，体现了清代士子高超严谨的楷书技法和功力。二十世纪末建起的《白帝城碑刻群》中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碑》，将这篇作品制成高1.7米、宽4.7米，分刻四石的巨型碑刻，成为三峡人书法水平的一个最佳展示。这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此类碑刻。 光绪十五年（1889），湖州戴翊著《治家格言绎义》二卷，全面评析每句的含义。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山东书局刊行一本《朱柏庐治家格言诗》，对格言的每一句都以百字左右的五言诗加以解释，连原文一起，竟成厚厚一本，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上海三友实业社在出版《治家格言》时，还在书前登出一则《启事》供读者一览，可见当时此文的声望之高：“青年读此一遍，胜读他书百卷，可以增知识，明真理。如能仿唱歌时之高声诵读，每日五遍或十遍者，利益更大。盖声带运动，可以强利呼吸，吐故纳新，实足养浩然之气，功能顺气宽胸，化痰止咳，兼有助消化，润大肠，振精神之效。倘能推己及人，结合同志多人，同声朗诵者更妙。”竟然将它和健身运动联系到一起了。 前面谈到的清乾隆年间桂林陈榕门相国在编辑《五种遗规》时，高度评价了《治家格言》，但遗憾的是他误认为《治家格言》的作者是朱熹；金坛于鹤泉学士为朱柏庐作传，详其行谊，却未详其著述。两位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学者的这种做法，无疑又使作者是谁这一问题显得扑朔迷离。 《清史稿·孝义一》中，认定朱柏庐是《治家格言》的作者。然而这已经是民国初年的事了。林则徐虽然在道光年间（1839）到昆山来过，但他在书写《治家格言》时，却将题目含糊地写成了“朱夫子治家格言”，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不知他所说的“朱夫子”指的是朱熹，还是朱柏庐。 五、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影响 在书法作品的创作上，古人认为，形式必须服从、服务于内容，因此，家训之类的文章，一般都用楷书写出，以体现书写者恭敬、认真、虔诚甚至是诚惶诚恐的态度。如果用龙飞凤舞、迂回曲折的草书和篆书写出，则会影响和破坏阅读者的情趣，（《治家格言》的接受者通常是儿童）而只剩下了它的保存和传世价值。清人阮元、黄自元、林则徐、李鸿章，近代郑孝胥等都怀着教育和培养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虔诚地书写过《治家格言》，使它流传更久、更远。 民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凡书香门第和官宦富商之家，都会请文人书写《治家格言》贴挂在厅堂之上或书房之中，讲究一些的家庭还会选用高级木料请艺人刻制成匾悬挂于厅堂之上，作为家教训文、家规准则和端正家风、振作家声的教材范本。与此同时，以此为内容的各种版本的印刷品，在社会上也纷纷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文化又被唤醒，《治家格言》重见天日。昆山原朱柏庐祠堂墙上的八块大碑，今仅存其六。昆山有关部门将廖纶手书重刻于一块大型花岗岩石上，立在柏庐路的“柏庐园”入口处，供人瞻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