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有军管会主任指着母亲鼻子说，王成高解放初期红得发紫，至今却不思悔改。
母亲装楞，问道：在解放初的新中国红得发紫，有问题吗？
军管会主任语塞，本意是想说文革前全是错误路线，在错误路线下红得发紫自然罪不可赦，没想到母亲拿新中国说事，一时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父亲在解放初的那几年的确可以说是红得发紫，那也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几年。
在恢复生产期间，父亲是动力部主任，在恢复破坏最严重的动力系统方面做出了贡献。正常生产以后，父亲转为生产科长，开始介入工厂的主要业务，就在这个时期，父亲开始改行，放弃了自己所学的电机工程专业，改为主攻冶金，侧重于特种合金钢的冶炼。
中途改行看上去好像很难，但对于当时还不到25岁的父亲而言，并不觉得有多么困难，不懂就学呗，大学里学习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关键的是培养出自己的自学能力，有了这个，有何难哉。
父亲平时给人以谦和的印象，那是他的修养，内心其实是相当自信自负的，不过这一面大约也只有家人才能真正知道了。
文革后期，父亲对于自己贡献半生的二钢厂殊为失望，打算另谋出路，联系了广东一家化工企业，对方对父亲的资历很感兴趣，但提出需要的是一位总工程师，询问父亲半年内能否胜任。
父亲当时具体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但他在家里是这么说的：只要是姓'工’的专业，我都能够保证一个月入门，三个月独当一面，半年就能成为合格的总工程师。
这话听上去有点狂，其实不然，换个专业做总工，我都做得到，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比父亲长一点而已，但也超不过一年。
同为工业分支，各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专业知识不一样而已，工程实践的基本经验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而已，什么隔行如隔山，吓人的。当然了，如果你的知识视野过于狭窄，那就还真是隔了座山了。
果不其然，转行搞冶金之后，父亲很快就做出了成绩，这方面我没怎么具体听父亲说起，但从网上却查到一些，比如他用稀土原料代替当时稀缺的镍铬合金原料，炼出了无镍铬枪械钢，解决了军用急需；还有航空轴承钢，低碳不锈钢，高速切削钢等等当时急需的品种。
在我的眼里，冶炼合金钢有点像厨师做菜，主料是铁，碳元素的作用像盐巴，少了没味道，多了难以入口，需要掌握好分量，调味料就是各种各样的合金原料，比如镍铬锰硅等等，不同的组合比例，就对应于不同的钢材性能，就好比菜品的口味一样，最后，冶炼的工艺，比如冶炼温度和冷却方式等等，则好比做菜的火候，掌握的好，金属内部的金相结构就能够达到最佳，在同样的合金配比下得到更好的品质，就好比火候到位，食材的口感就会更好一样。
作为冶金专家，父亲肯定是特级厨师的级别。
取得这样的成绩，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时间精力，还有金钱。
大约是为了掌握第一手知识，父亲很少读中文书籍，书柜里基本上都是大部头精装版的外文原版书，俄文版占大多数，也有少量的英文版和德文版。
家里面积狭窄，只有一个书柜，里边放不下就堆在柜顶，一直堆到天花板附近，其实也没多少，估计也就百多本，这些书都是父亲自己掏钱买的，累计花掉一两千元，相当于父亲一年的工资。
临时自学俄文，还阅读了近百本专业书籍，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我都算不出来。
在书柜里，有一本蓝色封面的简装书，没有书号，是内部发行的出版物，那是父亲一生唯一出版的著述，《电渣重熔冶炼技术》，这是当时很先进的一门冶炼技术，用于冶炼高纯度钢的，40年代才在西方提出来的新技术，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但我知道父亲在这个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
五十年代，国内很多方面学习苏联模式，包括在工厂里实施总工程师负责制，由厂长兼任总工程师，真正对技术和生产负责的，则是副总工程师。
1952年，在总工程师培训班培训半年后，父亲被任命为第二钢铁厂的副总工程师，时年25岁。说起这个总工程师培训班，我还想起父亲讲起的趣事，在培训班里，学员大多是四五十岁的老资格工程师，父亲是其中最年轻的，在宿舍里，父亲满以为自己和这些半大老头会没有共同语言，哪知道熄灯以后，不知道谁带的头，一群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头子们居然集体比赛着讲起了黄色段子来。
回忆起这些时父亲忍不住笑道，不管是满腹经纶也好，德高望重也罢，男人们一说起女人，差不多都一个德行。
我很好奇父亲会不会也贡献三两个荤段子出来，不过没敢问。
担任副总工程师后，父亲还继续兼任生产科长职务，很难想象，一个职工上万的国防钢厂的技术、生产、乃至与生产相关的那部分财政开支大权，就这么落到了一个年轻人手里。
作为副厂级干部，父亲自然也成为了厂党委成员，这就算是进入了官场，对于父亲而言，这就是祸不是福了。
那几年是父亲最忙最累的几年，也是手握大权的几年，更是他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的高峰期。
按我的分析，当时的父亲之所以会那么红，仍然是'自己人’这三个字的原因，解放之初，国家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还挑不起大梁，技术方面主要还是依靠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而在这群人中，父亲作为可以信赖的自己人，他不挑担子谁挑？
人才其实都是逼出来的，没有那副担子在肩上，父亲估计也不会那么发奋拼命，同样的，没有那样的平台，父亲也不可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所谓时势造英雄，技术领域也同样如此。
也就在父亲担任副总工程师前后，国家开始在各高校调整院系，母亲就读的重庆大学医学院与华西医学院合并，成立了四川医学院，母亲也到了成都继续读书。
母亲在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在同济期间与父亲结婚，后来又因为院系合并之类的原因到了武汉医学院，一直到后来照顾关系调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父亲和母亲经历了两三年的异地恋后又加上两三年的两地分居，才终于又在重庆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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