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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张阿姨和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除开她叫我妈妈姑婆外,我不知道她是外公这边的亲戚还是外婆这边的,不过我估计是外公这边的,因为外婆这边主要的亲戚我好像都认识。
张阿姨的老公姓袁,有点儒雅还有点官威,想必是一个干部,他们有一个女儿,个头和成年人一样了,我以为她是个大姐姐,后来才知道她只有十二岁多,只是一个小姐姐,比我大不了三岁,当时我快要满十岁了。
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但袁姐姐并不和我玩,我也不找她玩,所以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人际交往方面我是很被动的。
袁家住在平房里,有点像四合院那种,出了大门是一个小巷子,顺着小巷子走,拐过一道弯,就是成都的顺城大街了,感觉就好像是从电影里的旧时代场景来到了新时代一样。
不过那个时候的成都也很老旧,顺城大街那里也是平房很多,楼房也都不太高,和五十多年以后的现在完全是两种感觉,我三十多年前来到成都工作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还和儿时记忆中差不多,现在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看到老成都的感觉了。
在袁家我有点无聊,袁姐姐不理我,就没有同龄人玩伴了,好在我在他家书架上找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叫《源泉》,主角好像是两个俘虏过来后加入的'解放战士’。
还记得一些情节,讲他们被俘后,说不加入我军就发路费自己回家,他们就觉得这是阴谋,拿了路费半道一定被杀,所以决定假意加入然后找机会逃跑,经过很多事情被感化,终于真正愿意做一个解放军战士了。
刚刚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一部小说,书名没错,讲的也的确是解放战士的故事,作者是丁秋生,解放战争时是纵队政委,55年授了中将军衔的,小说中写的是他的老本行,政治工作,看来我的记忆力真还不错。
那是我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花的时间应该不少,具体多久不记得了,反正那时我也没事干。
我爸爸妈妈那时倒是有事情干:打麻将。
那副麻将估计有点历史了,三分之二的厚度是楠竹做的,已经磨得油光锃亮了,前面刻字的部分是象牙的,已经发黄了,竹子和象牙之间,是榫头连接的,有没有用胶就不知道了。
在文革当中麻将算是'四旧’了吧,被红卫兵发现是会惹麻烦的,不过我看大人们好像并不怎么担心,玩得挺开心的。
上桌的有张阿姨,我爸妈,还有一个邻居老太婆,袁叔叔不会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也是那次我知道老爸是会打麻将的,后来再没有见他打过,妈妈在老年后倒是经常打,而且打得很好。
我那时对麻将一点兴趣也没有,观战了一次,一点头绪也没有明白,然后就再也不去旁观了。
在袁家住了多久离开的,完全没印象了,但离开的原因倒可以肯定,又把别人家吃穷了呗,证据是,我又经常觉得很饿。
袁家门口的小巷子通往顺城大街的口子上,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架着炉子在那里摆摊,有时候妈妈会带我沿着顺城大街走到体育中心去转一圈,路过路口时就给我买一个烤红薯,应该很便宜吧,两三分钱?反正应该还在我们家的经济负担能力之内。
我有点怀疑妈妈带我去体育中心散步,就是为了给我买烤红薯,让我填一下肚子,当然是现在的怀疑,当时才想不到那么多。
那个场景我记忆很深:没有什么人的街道,呼吸时会冒出一大团白雾,适合重庆的冬衣,有点扛不住成都的冬天,我的鼻尖挂着一点清鼻涕,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缩着脖子抵御着寒风,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烤红薯,一边走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那浓郁的香甜,一来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二来是太烫有点无法下嘴。
离开袁家后,是去了妈妈的亲戚四孃家,四孃老公是高伯伯,他们有一个儿子,我叫高哥,我听妈妈也叫他高哥,觉得好奇怪,后来才听出叫的是高鸽,那是高哥的名字。
四孃叫王文肃,是外婆弟弟的女儿,外婆也姓王,早年丧父丧母,作为长姐她一手把两个弟弟带大,自己还耽误了出嫁,所以两个舅公的子女们都很尊敬外婆,也和我妈妈走得比较近,尤其是这个四孃,我感觉她就是拿我妈妈当亲妹妹在看。
四孃家住在东城根街的支路商业街上,那里是省委宿舍,四孃和高伯伯都是高干,四孃是省高教局长,高伯伯是什么官我忘记了。
两个舅公的子女是按大排行算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谁和谁是亲姐妹,谁谁之间又是堂兄弟,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这边的这一大群表叔啊孃孃什么的,好像都很厉害。
除开四孃外,我还见过在重庆聋哑学校当校长的三嬢,见过也是省里干部的五表叔,见过在重庆医学院当教授的九表叔,还有一个没见过的十孃,王文浩,是电影演员,她身体不好,后来没怎么演戏了,不怎么出名,但她老公够出名的,名叫达式常。
四孃家是楼房,印象中比较新,但面积不很大,反正记忆中是住得有点挤的,所以白天我基本上都是跟着高哥往外跑,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四孃比较严肃,我有点怕她,虽然她对我的态度其实很好。
那时省委也是被夺权了的,但感觉上四孃和高伯伯似乎都没有受冲击,这个有点奇怪,她也是地下党出身的,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文革中通常日子都有点难过。
高哥应该比我大三四岁,这个年龄差很容易就让我做了跟屁虫。
我跟着高哥和省委大院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印象中这帮官二代们也没有什么新奇的玩法。
有一天晚上高哥要我早点睡,早晨起来和他一起去排队买主席像章,结果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就把我叫起来了,出门到离商业街不远的一个发行点去排队,那队伍已经排了好长好长,排前面的说不定是从头天晚上就来的,我看见他们大部分都在卷缩着睡觉,屁股底下垫着砖头。
从天不亮到蒙蒙亮,再到旭日初升,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发行点才终于开门了,发行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反正每人只一个,预先准备好硬币,拿到就离开,一点不耽误。
有点感叹中国文字的丰富,总能够找到替代说法,主席像章不能用买卖二字,那不恭敬,于是卖方称为发行,买方就称'请’,还都明白意思。
像章很精致,只有一分钱硬币大小,铜质抛光然后磨了细砂的,主席头像看上去金光闪闪的,背景部分则是红色珐琅质,红得很是鲜艳,发行价八分钱一枚,小孩子的零花钱就够,所以排队的人一人限'请’一枚。
记得早先的主席像章基本上都是这种小巧精致类型的,有一种珍品感,除开圆形的主席像章,也有长方形的主席题字章,比如我就有过一枚“为人民服务”的题字章,大小差不多是3x0.8厘米的样子。
一开始这些像章并不是官方发行的,那时的官方存在感也极弱,发行像章的都是各家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在像章背后是有发行方组织名称的。
后来就形成了攀比之风,像章越做越大,但工艺却慢慢变得粗糙,仿佛尺寸代表了一切。
我先后收集了几十枚主席像章,最大的一枚直径也就四厘米左右,是瓷质的,上面是印制的彩色照片,就是主席唯一戴着红军军帽那张。
后来不再收集像章的原因,是因为像章越做越大,也越来越粗糙,发行价还越来越高,我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新像章的发行越来越频繁,但排队等着去'请’的现象却再也没有了,发行点常常很冷清,最后这股像章风潮慢慢就消失了。
像章的发行风潮,是对领袖的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中的一个表现,有一段时间,在街上基本看不到胸前不别像章的人,不戴像章的人会不会受到指责和歧视就不知道了,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至于把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胸前的肉上,以表忠心,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也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即使在当时,这样的人也是被人所不耻的,认为是哗众取宠,所谓的忠心也没人相信,只不过都不说出来罢了。
在整个像章发行潮期间,我们一家要么在四处流浪,爸妈手里没啥钱,要么回到了二钢厂,老爸被关,工资停发,我和妈妈艰难度日,居然还收集了几十枚,实在是因为没有花多少钱,而我又特别喜欢,我所有的收藏品,要么是造型设计别致的,要么是工艺特别精致的,总之都很合我的审美。
可惜这些像章后来弄丢了,我记得刚到成都时还在我妈妈那里见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了。
四孃家两个高干,只有一个孩子,经济条件肯定不差,但还是不可能供得起我们一家长期吃白食,因为存在粮食定量这个限制。
最终四孃家还是被我们吃穷了,我们一家也只好离开了,去自贡老家投奔我大伯去了,那是1968年的春天,早春,这时我们离开重庆三个多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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