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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张阿姨和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除开她叫我妈妈姑婆外，我不知道她是外公这边的亲戚还是外婆这边的，不过我估计是外公这边的，因为外婆这边主要的亲戚我好像都认识。
张阿姨的老公姓袁，有点儒雅还有点官威，想必是一个干部，他们有一个女儿，个头和成年人一样了，我以为她是个大姐姐，后来才知道她只有十二岁多，只是一个小姐姐，比我大不了三岁，当时我快要满十岁了。
虽然比我大不了多少，但袁姐姐并不和我玩，我也不找她玩，所以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人际交往方面我是很被动的。
袁家住在平房里，有点像四合院那种，出了大门是一个小巷子，顺着小巷子走，拐过一道弯，就是成都的顺城大街了，感觉就好像是从电影里的旧时代场景来到了新时代一样。
不过那个时候的成都也很老旧，顺城大街那里也是平房很多，楼房也都不太高，和五十多年以后的现在完全是两种感觉，我三十多年前来到成都工作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还和儿时记忆中差不多，现在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看到老成都的感觉了。
在袁家我有点无聊，袁姐姐不理我，就没有同龄人玩伴了，好在我在他家书架上找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叫《源泉》，主角好像是两个俘虏过来后加入的'解放战士’。
还记得一些情节，讲他们被俘后，说不加入我军就发路费自己回家，他们就觉得这是阴谋，拿了路费半道一定被杀，所以决定假意加入然后找机会逃跑，经过很多事情被感化，终于真正愿意做一个解放军战士了。
刚刚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一部小说，书名没错，讲的也的确是解放战士的故事，作者是丁秋生，解放战争时是纵队政委，55年授了中将军衔的，小说中写的是他的老本行，政治工作，看来我的记忆力真还不错。
那是我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花的时间应该不少，具体多久不记得了，反正那时我也没事干。
我爸爸妈妈那时倒是有事情干：打麻将。
那副麻将估计有点历史了，三分之二的厚度是楠竹做的，已经磨得油光锃亮了，前面刻字的部分是象牙的，已经发黄了，竹子和象牙之间，是榫头连接的，有没有用胶就不知道了。
在文革当中麻将算是'四旧’了吧，被红卫兵发现是会惹麻烦的，不过我看大人们好像并不怎么担心，玩得挺开心的。
上桌的有张阿姨，我爸妈，还有一个邻居老太婆，袁叔叔不会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也是那次我知道老爸是会打麻将的，后来再没有见他打过，妈妈在老年后倒是经常打，而且打得很好。
我那时对麻将一点兴趣也没有，观战了一次，一点头绪也没有明白，然后就再也不去旁观了。
在袁家住了多久离开的，完全没印象了，但离开的原因倒可以肯定，又把别人家吃穷了呗，证据是，我又经常觉得很饿。
袁家门口的小巷子通往顺城大街的口子上，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架着炉子在那里摆摊，有时候妈妈会带我沿着顺城大街走到体育中心去转一圈，路过路口时就给我买一个烤红薯，应该很便宜吧，两三分钱？反正应该还在我们家的经济负担能力之内。
我有点怀疑妈妈带我去体育中心散步，就是为了给我买烤红薯，让我填一下肚子，当然是现在的怀疑，当时才想不到那么多。
那个场景我记忆很深：没有什么人的街道，呼吸时会冒出一大团白雾，适合重庆的冬衣，有点扛不住成都的冬天，我的鼻尖挂着一点清鼻涕，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缩着脖子抵御着寒风，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烤红薯，一边走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那浓郁的香甜，一来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二来是太烫有点无法下嘴。
离开袁家后，是去了妈妈的亲戚四孃家，四孃老公是高伯伯，他们有一个儿子，我叫高哥，我听妈妈也叫他高哥，觉得好奇怪，后来才听出叫的是高鸽，那是高哥的名字。
四孃叫王文肃，是外婆弟弟的女儿，外婆也姓王，早年丧父丧母，作为长姐她一手把两个弟弟带大，自己还耽误了出嫁，所以两个舅公的子女们都很尊敬外婆，也和我妈妈走得比较近，尤其是这个四孃，我感觉她就是拿我妈妈当亲妹妹在看。
四孃家住在东城根街的支路商业街上，那里是省委宿舍，四孃和高伯伯都是高干，四孃是省高教局长，高伯伯是什么官我忘记了。
两个舅公的子女是按大排行算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谁和谁是亲姐妹，谁谁之间又是堂兄弟，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这边的这一大群表叔啊孃孃什么的，好像都很厉害。
除开四孃外，我还见过在重庆聋哑学校当校长的三嬢，见过也是省里干部的五表叔，见过在重庆医学院当教授的九表叔，还有一个没见过的十孃，王文浩，是电影演员，她身体不好，后来没怎么演戏了，不怎么出名，但她老公够出名的，名叫达式常。
四孃家是楼房，印象中比较新，但面积不很大，反正记忆中是住得有点挤的，所以白天我基本上都是跟着高哥往外跑，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四孃比较严肃，我有点怕她，虽然她对我的态度其实很好。
那时省委也是被夺权了的，但感觉上四孃和高伯伯似乎都没有受冲击，这个有点奇怪，她也是地下党出身的，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文革中通常日子都有点难过。
高哥应该比我大三四岁，这个年龄差很容易就让我做了跟屁虫。
我跟着高哥和省委大院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印象中这帮官二代们也没有什么新奇的玩法。
有一天晚上高哥要我早点睡，早晨起来和他一起去排队买主席像章，结果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就把我叫起来了，出门到离商业街不远的一个发行点去排队，那队伍已经排了好长好长，排前面的说不定是从头天晚上就来的，我看见他们大部分都在卷缩着睡觉，屁股底下垫着砖头。
从天不亮到蒙蒙亮，再到旭日初升，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发行点才终于开门了，发行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反正每人只一个，预先准备好硬币，拿到就离开，一点不耽误。
有点感叹中国文字的丰富，总能够找到替代说法，主席像章不能用买卖二字，那不恭敬，于是卖方称为发行，买方就称'请’，还都明白意思。
像章很精致，只有一分钱硬币大小，铜质抛光然后磨了细砂的，主席头像看上去金光闪闪的，背景部分则是红色珐琅质，红得很是鲜艳，发行价八分钱一枚，小孩子的零花钱就够，所以排队的人一人限'请’一枚。
记得早先的主席像章基本上都是这种小巧精致类型的，有一种珍品感，除开圆形的主席像章，也有长方形的主席题字章，比如我就有过一枚“为人民服务”的题字章，大小差不多是3x0.8厘米的样子。
一开始这些像章并不是官方发行的，那时的官方存在感也极弱，发行像章的都是各家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在像章背后是有发行方组织名称的。
后来就形成了攀比之风，像章越做越大，但工艺却慢慢变得粗糙，仿佛尺寸代表了一切。
我先后收集了几十枚主席像章，最大的一枚直径也就四厘米左右，是瓷质的，上面是印制的彩色照片，就是主席唯一戴着红军军帽那张。
后来不再收集像章的原因，是因为像章越做越大，也越来越粗糙，发行价还越来越高，我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新像章的发行越来越频繁，但排队等着去'请’的现象却再也没有了，发行点常常很冷清，最后这股像章风潮慢慢就消失了。
像章的发行风潮，是对领袖的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中的一个表现，有一段时间，在街上基本看不到胸前不别像章的人，不戴像章的人会不会受到指责和歧视就不知道了，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至于把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胸前的肉上，以表忠心，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也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即使在当时，这样的人也是被人所不耻的，认为是哗众取宠，所谓的忠心也没人相信，只不过都不说出来罢了。
在整个像章发行潮期间，我们一家要么在四处流浪，爸妈手里没啥钱，要么回到了二钢厂，老爸被关，工资停发，我和妈妈艰难度日，居然还收集了几十枚，实在是因为没有花多少钱，而我又特别喜欢，我所有的收藏品，要么是造型设计别致的，要么是工艺特别精致的，总之都很合我的审美。
可惜这些像章后来弄丢了，我记得刚到成都时还在我妈妈那里见过，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了。
四孃家两个高干，只有一个孩子，经济条件肯定不差，但还是不可能供得起我们一家长期吃白食，因为存在粮食定量这个限制。
最终四孃家还是被我们吃穷了，我们一家也只好离开了，去自贡老家投奔我大伯去了，那是1968年的春天，早春，这时我们离开重庆三个多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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