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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知道那些子弹老揣在兜里不是个事儿，但我没有在大伯家里找到合用的钳子，也不敢问，怕解释不了用来干什么。
于是我只好在没人的时候用手来回掰子弹头，但毛用也没有。
我又在外边找了个地方，把子弹头斜着顶在一块石板上，然后使劲去掰子弹的弹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有一点松动的感觉，于是我换个方向又继续掰，折腾了很久很久，整个弹头终于有点松了，能够摇得动了。
于是我用一手握住弹身，另一只手的手指捏住子弹头边摇边往外拔，不记得反复了多少次，花掉了多少时间，总之最后还是把弹头拔掉了，把里边的火药倒掉，就得到一枚亮铮铮的子弹壳，那弹头也没有扔掉，也当作宝贝收起来了。
还真是越无知越胆大，压根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枚弹壳的底火还是完整的，底面看着是一个平面，不像用过的子弹壳底火的铜帽是被撞针撞瘪了的，后来我给其他小伙伴展示我的弹壳收藏时，这枚蛋壳总是被我特意拿来炫耀一下。
但我不想再这样去处理其他子弹了，弄掉一粒子弹的弹头，前后就用了两三天，实在太费事了，虽然很想要收集子弹壳，还是没那个耐心。
那怎么办？像二表哥罗辑教我的那样，用蜡烛烧子弹屁股把弹头发射出去吗？我觉得那样太危险，如果铁丝架子不稳定，子弹打出去变了方向，打着自己或者别人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处理信号弹就没问题，总觉得信号弹打出去后是没有杀伤力的，不危险。
老揣在兜里也不行，会被发现的。找个地方偷偷扔掉？舍不得，想要弄点动静出来玩玩。
这时我想起了住在大伯家不远处那个很讨厌的大妈，她特别泼辣，经常骂我们这些在她家附近玩的小孩子，不是嫌太吵闹，就是骂我们把她家门前的坝子弄得很脏等等，我也被她骂过，可以说怀恨在心。
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子弹报复她一下。
把两颗信号弹拿出来单独放一起，把剩下的几粒子弹揣在右边兜里，我就往那位大妈的家走去了。
很多平房人家的布局，都是进门就是厨房，再进去才是房间，这位大妈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我的报复计划就是趁她不在厨房的时候，把几粒子弹塞进她的灶台里，当然得是生着火的灶台。
所以说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我当时真没觉得这么干有多危险多缺德，我把那些子弹当作威力更大的鞭炮了，是的，这个想法是受到其他熊孩子启发才有的，他们就干过往别人家灶台里扔鞭炮的事情。
我是一走过去就发现厨房里没人，还是等了一会儿才找到机会的，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当时厨房大门是敞开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这样，说夜不闭户夸张了，但白天常常是不关大门的，通往里屋的门却是关着的，而且灶台上的铁锅里还煮着东西，正好下手。
当我掀开铁锅，把子弹塞进灶膛的瞬间，我就后悔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子弹进了高温的灶膛后多久会炸。
一点也没有犹豫，我立马一矮身，直接顺着地面滚出了厨房，然后贴着墙根就勾着身子往远处跑，没跑出几步，就听见'砰’的一声炸响。
完全没有停下来观察一下战果的想法，一溜烟就回到大伯家去了，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那位大妈骂街的声音。
后来我再没有敢走到那个方向去过，所谓做贼心虚就是这个意思了。
也没有听到谁聊起这件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所以不知道给那位大妈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想来那口铁锅肯定没戏了，里边煮的东西肯定也吃不成了，至于那灶台是不是需要重新砌过就不知道了。
表哥罗辑为什么敢把没有发射的子弹给我？因为他当时才十六岁，我为什么因为挨了顿骂，就这么缺德地去报复人家？为什么如此不顾后果？因为我当时才十岁。
年龄可以解释很多看上去不合理的事情。
后来我有没有用蜡烛去烧那两枚信号弹的屁股？脑子里好像有这么干过的印象，但又很模糊，却又没有扔掉它们的印象，所以是真的不知道了。
我几乎每天都往外跑，爸妈似乎也并没有整天呆在大伯家里，而是联系上了反到底派在自贡的联络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的。
有一天早晨，很早爸妈就把我从被窝里叫醒了，然后带我去到釜溪河对面的市里，在一条和河边平行的街上进了一栋房子，在那里登记了一下，领到了一大摞报纸。
我还以为爸妈是因为没钱了，要去卖报纸补贴一下，但听妈妈说起，那是干义工去了，为反到底的联络站筹措经费，卖报纸的钱是要全数上交的。
我们是往大安区方向走的，一直走到一个地名叫马冲口的地方，当时那里已经有点算偏僻了，在城区的另一边，离大伯家有五公里以上了。
我之所以能够把这个地名记得比较清楚，是因为我小学同学黄竹的妈妈是自贡人，而且也姓王，有一次我去他家玩时，他妈妈就问过我，你是自流井王家的还是马冲口王家的？我回答是自流井的，她就问我的字辈是什么？我就不敢回答了，因为我听出她也是自流井王家的，想要和我确定辈分呢，但她也是我们小学的老师，我知道她的名字，和我一样都是明字辈的，我的堂兄弟堂姐妹名字中间都有个明字，只有我和妹妹用的是单名。
如果我说出自己的辈分，岂不是和这位王老师成姐弟了？黄竹不找我打架才是怪事。
从黄竹妈妈的问话里我就知道了，在自贡本地人中，姓王的大家族应该只有两个，一个家族在自流井一带居住，另一个就在马冲口。
其实严格说来，自流井王家也不是本地人，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来的，到我这一辈算是第十三代，这是家谱上的记载，不过我并没有见过家谱。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爸妈分了一小摞报纸给我，叫我就在那里售卖，而爸爸和妈妈则从两个方向离开售卖去了，他们让我就在那一带不要走远，一定要在三岔口能够看见的地方，他们好回来找我。
我选择了和爸妈离开的方向不一样的第三条路上，距离三岔口大约几十米远的地方，那里没有住家户和店铺，两边都是工厂，按记忆中的样子，其中一家工厂应该是化工厂一类的。
路上行人不多，但始终能够看到零零星星的行人，也不算特别偏，不知道爸妈为什么没有去人多的地方，也许领报纸的时候就划分了区域？
我知道卖报纸是应该吆喝的，但我叫不出口，其实好像内心并没有觉得吆喝一声'卖报了’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却就是开不了口。
不过我还是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我是卖报的，我把报纸夹在腋下，手里拿着一份卷成筒状的报纸，只要有过往行人注意到我，我就对着人家摇晃一下手里的报纸，想必谁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还挺顺利的，经过的行人虽然不多，却有一小半都从我手里买了报纸，说起来我现在都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是派性报纸，怎么会有人愿意掏钱买来看呢？但就还有不少人愿意买哈。
记得每份报纸卖一个硬币，肯定不是一分钱，要么两分要么五分，当时就只有这样三种硬币，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两分钱一份，当时的五分钱购买力不低的哈，记得一斤散装酱油才一毛七分钱，还是好一点的，另一种好像还不到一毛钱一斤。
在我手里的报纸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时，路上的行人少了，有时候甚至整个视野里一个人也没有，也许是因为快到午饭时候了。
记得那天是阴天，虽然没有下雨，但吹着寒风，加上有点饿了，感觉身上有点冷，可手里的报纸没有卖完，爸妈也都还没有过来，我还只能继续熬下去，不是没有想过去和他们汇合，但他们也不在一起，如果我找到一个，另一个却回到这里没见着我，怕是会急坏的。
远处有一对年轻人走过来，我希望能够再卖出一份给他们，本来我手里的报纸就比爸妈手里的少些，如果到最后还剩下很多，我觉得有点丢脸。
那一对年轻人彼此卿卿我我地说着话，压根没有注意到我，我觉得有必要吆喝一声，试了好几次，终于从嗓子眼里冒出一声：“卖报了……”
可是声音太小了，人家压根没听见，眼看两人就要从我身边走过，我一下子急了，大声地喊道：“卖报了！”
那位大姐姐笑着对我摇了摇手，表示不要，那位大哥哥却掏出一枚硬币递给我，也没问价，却刚刚好，想必那时的报纸都是一个价吧。
他们走后，路上就再没有行人了，那是我那天卖出的最后一份报纸，也是这辈子卖出的最后一份，因为后来再没有过卖报的经历了。
其实我对这唯一一次卖报经历是有不满的，就因为自己不敢吆喝，我觉得那是自己的一个缺点，一个应该克服的缺点，所以我对最后能够大声地吆喝出来是挺满意的，总算是弥补了一点遗憾。
又过了一阵，妈妈才空着手找过来了，看到我手里剩下一些报纸，拿过去又离开了，叫我继续在原地等老爸。
看到老爸也空着手找过来时，我心里有点好奇，他卖掉的报纸比我多了不少，想必应该是大声吆喝的结果吧？严肃的老爸大声吆喝“卖报了！”会是什么感觉？真想看一看。
跟着爸妈在外流浪的那半年多，在我的人生里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差不多可以和之前的整个童年媲美，只因为那一段人生经历特别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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