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驼铃诗歌集》后记
余素爱文学，偏喜诗歌，尤钟情于格律诗。诗歌音韵铿锵，波澜起伏，可吟可诵，体小而容大，言有尽而意无穷。余以为，读诗、吟诗、写诗，乃人生一大乐事。余虽寒士，但如置金玉于前，令余舍弃诗歌之爱好，余将舍金玉而就诗歌也！
余爱好文学，尤钟诗歌，一因天性，二因家庭环境使然。余父自幼家贫，仅读私塾两年。区区两年，能读书几何？然凭其一点聪明和较强的记忆力，囊萤映雪，苦读不辍，在那文育充斥的年代，亦可称之为文化人。余父人缘极好。余年幼时，一到夜间，亲朋邻里便来家与其聊天，听其说书，余父亦乐此不疲。尝于闲暇，教余读些《增广贤文》、《三字经》之类。
余继外祖父，系新邵龙源一八股先生。余年九岁，第一次去外氏家时，尝于夜间，家人围坐炉旁，继外祖父抱余于膝，为余读诗解诗。余诗有“犹记炉塘灯火夜，‘为何人不看芙蓉’”之句，即记此事。
儿时之《增广贤文》、“为何人不看芙蓉”之类，对余而言，只是“清角之操”，灌之牛耳而已。但文学与诗歌之种子已深植于心底。只是俟期萌芽生发。
余1968年毕业于新化十四中（现市一中），尔后再无求学机会，但钟爱诗歌之心未泯。余毕业后上山下乡十年，时独宿于牛栏楼上一间小屋。寝前醒后，均要躺在床上背一阵诗歌。这为余今后之诗歌创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余从读诗到能诌几句下里巴人，盖得益于两人。一是余之恩师杨宗铮先生，一是余之挚友罗澍生先生。
杨先生任过市一中校长，亦曾任过余之语文老师及班主任，余毕业后常诣校拜访，其知余喜欢格律诗，即借给余一本王力著的《诗词格律十讲》。后该书不慎遗失，杨老师不但没怪罪，反而又将一本油印书借予余。余赖该书掌握了一些格律诗的基本知识，后依样画葫芦，胡拼硬凑过几首，自觉不成诗，即认为格律诗非余辈所能为，非大文人不可，故于1974年辍笔。
1993年，余有幸与罗君澍生相识，得其两副七绝横幅，惊羡不已。余忖之，罗君亦非圣人，彼能为，余何不能为？尔后不时与之交谈，获益良多。1995年初夏，街头白玉兰盛开，其花朵硕大无朋，皎如白玉；其枝干坚硬挺拔，铮铮如铁，心实爱之。一时心血来潮，写下《咏白玉兰》三首。呈之罗兄，获其鼓励。自此，即附罗兄之骥尾，时有吟咏。
余为诗，原则有二：
一、力求雅俗共享。俗即遣词造句尽量通畅明白，力避艰深晦涩之词，让只具一般阅读能力之读者，亦觉能明其大概。然俗则俗矣，雅却不知安在。
二、不勉强为诗。无论何等热门或何等该写之题材，如无创作之欲望即不为之。即便有了创作之欲望而无创作之激情，无灵感之闪现，亦不勉强成诗。因诗乃语言之艺术，有别于一般文章，如不能展现一片艺术天地，亦不可称之为诗。诗者，摹情绘景，咏志抒怀也！成就一首好诗，作者自可反复吟咏，乐在其中。然更为重要者，犹在示之于人，传己之情，达己之意，予人以美之享受。就主观愿望而言，余不敢以秕糠之作示人，误人之光阴，更不想费钱费力，供人并不适用之手纸。然客观事实如何，余不敢妄言也。如事恰与愿违，则全怪余力所不逮，还望包涵一二，或可弃之茅池，以逞一快。
需特别一提者，乃余诗之声韵问题。余所用乃保留入声之现代音韵，即《中华新韵》（十八部）（《诗韵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余既不主张古声古韵之平水韵，亦不使用新声新韵之普通话韵（目前尚无此通行说法，系余为述说方便所下定义）。因为，《平水韵》乃中古音韵，与现代音韵相去甚远，许多同韵字不在同一韵部，而许多不同韵的字又在同一韵部，韵部之间相互交错，芜杂混乱，同时，很多字音在现代音韵中已经革除。这些情况，均严重影响诗之用韵与音韵美。而普通话之声调革除了入声，四声只余三声（阴平与阳平实为一声），亦影响诗之声韵美（详细论述请见附录拙作——《现代格律诗声韵漫谈》）。余之做法，有诗友曾批评为“不伦不类”。但余仍旧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是耶？非耶？交给时间，交给写诗与读诗的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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