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江新竹枝五百首》是本人近年来积集而成的拙作。记得2002年我编著的《钓鱼诗词三百首》出版时，苏仲湘老师曾来信鼓励：“增城是民俗人文的一个阵地，很值得写作……”此后，转赠段天顺生先的大作《新竹枝词集》并引荐与段君结缘。2003年9月段君在《中华诗词》第9期《竹枝词与时代精神》一文中谈及：“最近，广东罗期明的《钓鱼诗词三百首》以竹枝体为主，配以书法、摄影和绘画，把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知识性熔于一炉，可谓雅俗共赏”。这样高的评价和赞赏，实在愧不敢当，但对我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2004年5月《荔乡诗词》总96期刊发我的习作《增江竹枝词百首专辑》，在此基础上我从2005年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将习作扩为五百多首，结此小集。
“增江”发源于粤北，罗浮山脉傍依其中，是连接增龙博三邑的东江支流。罗浮山北麓的博罗县公庄镇是我的出生地，此地与龙门县相接。我幼年读书就曾涉足过龙门县平陵镇，而公庄又地处增龙博交错的边远山区，建国前是游击队．“东三支”活动的根据地。我参队后的活动，就在这个边缘地带。建国后随游击队进驻增城，在增城工作四十多年，到1990年2月离休。滔滔的增江水，滋润着我的身心，我与增江结下不解之缘。据增城旧县志（明崇祯辛巳志）的“八景”有“罗浮翠黛”列入。1958年底，增城与龙门曾合并为一个县，后又分开。增博交界的联和水库是“大跃进”年代，增博两县人民共同用汗水建成的水利工程，足见增龙博地缘紧密毗连，民俗交往深厚，这就使我对增江流域的山川名胜，倍感钟爱。由于本人在增城工作的时间较长，诗集中反映增城地区的篇章也较多，但也有反映博罗龙门（属于增江两岸）的小部分诗作，这样，才名副其实地涵盖“增江”而命称诗的头衔。
“新竹枝”的取义是“新”字。从时限看，2000年前的仅列20多首，新世纪开元后所写的诗在500首以上，约占95％。特别是2004年以来，每年收入的作品在百首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踏入新世纪、纪录新事物，反映新风尚，具有现代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因而有较多内容都突出了这个“新”字。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响应了《中华诗词》的召唤，连续参加了从1999—2001年的三次笔会，并参加2001年9月——2002年8月的中华诗社举办的中华诗词创作研究中心研修班学习，函授一年结业并被评为“优秀学员”。这使我有较多机会受诲于诗词界的明师方家，接受诗词界学者诗友的直接赐教。由此使我在脑子里经常翻滚着“中华诗词是瑰丽明珠”，是“优秀历史文化”，是灌输“民族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国宝!从而调动起自我学习写作的兴趣。与此同时，增城和全国一样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捷报频传，又给我提供了较好的创作题材与氛围。
这册竹枝词的编目，分纪游、探访、纪事、咏物、酬唱和笔会等六项，主要以纪游为主，而在分目中的探访、纪事、咏物、酬唱、笔会等，虽按内容划分范围，实是互有交错，总的都离不开“游踪寄迹”，从这个意义看，也可以讲是一册“旅游诗词”。
在我国文学史上， 《竹枝词》简称《竹枝》。原是乐府《近代曲》的别名，起源于巴渝（今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歌咏三峡的旖旎风光，以及民间社会的各种情趣，其中亦曲折地在吟咏中流露出他遭受贬谪的心情。由于其作品真挚感人，故盛行于世。此后各代诗人写《竹枝词》的很多，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和谐。据北京段天顺总结的竹枝体格调有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歌谣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歌；三类是借竹枝格调而写出格律严整的七言绝句，仍冠以“竹枝词”或“效竹枝体”。我则附骥于后，冒昧学写《竹枝五百首》。因水平所限，难免粗俗浅陋，恳请方家不吝赐教，则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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