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明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 -包括宗教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并扩大其影响，都是很不容易的。16世纪中期，沙勿略等早期的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均遭失败。此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士，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才使得传教士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这些传教策略包括：
第一， 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 如他们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其代表人物当推利玛窦。利玛窦等人初入华时着和尚袈裟，至南京后改服儒士长衫，以优游于士大夫群中。为了借助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宣传天主教义，利玛窦从在澳门开始，便潜心于研究中国典籍。
我们从存留下来的利玛窦中文著述以及他与士大夫的酬唱应合之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经史文学已“登堂入室”，其中文写作水平不亚于当时参加了科举高阶考试的士大夫高官。利玛窦等传教士每到一地，即对当地社会、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官吏的政治态度作一番调查，因而对中国的政坛格局以及民间的风俗习惯，均有所了解，所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能以多样的巧妙手法开展传教活动：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士人社会，则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
第二， 利玛窦在对待当时中国流行的儒、道、佛三教的态度上，采取了联合儒教，反对道、佛教的策略。他们深知孔学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的势力深厚。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以及纲常名教等封建伦理，也采取了尊重、利用或不干预的态度。教士们还常常借用孔孟的修身之说来阐明基督教教义。他们以较好的逻辑和学识水平，多次在与佛教、道教人士的公开宗教学理辩论中胜出。
1595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初刻本在南昌出版，初稿本题名《天学实义》。1601年改为《天主实义》，并由冯应京整理作序。1603年经教会的审查批准，在北京正式刊刻出版，后来多次重刻。1604年译为日文，后又转为译高丽文。
《天主实义》，首次利用儒学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该书中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纪孔子早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文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他在对万历皇帝宣教时说，“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也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所谓“补儒”一说，既是从此而来。
利玛窦之后，艾儒略，南怀仁、白晋、孙璋等耶稣会士的宣教著作，都引用了儒家经籍，并论证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人崇拜的“天”是别无二致的。
利玛窦等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这种活动方式，曾遭到耶稣会总部的指责，认为是不忠于“圣道”。罗马教廷责备利玛窦过多地注重发展与儒生的关系，而忽略了发展基督教事业；在理论上，则指责利玛窦对儒学的评价过高。而利玛窦等人在活动中竭力做到“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恰恰正是他们取得胜利的法宝。
所以，当有人提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大相径庭，建议朝廷将他们逐出国门之时，就有得力的人物出来为之辩护，如时任翰林院检讨的徐光启便针锋相对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文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大，理想符合。”徐光启等中国士人之所以接受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与儒教相结合，可以起到“逐佛补儒”
的作用，在徐光启等人的支持下，耶稣会士终于在老大的朱明帝国站住了脚跟。
耶稣会传教士的第三个传教的策略是，以学术为媒，借助西方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并以此为敲门砖，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利玛窦等到达肇庆时，并没有急于向中国官员传教布道，而是采取一种迂回的手法，在客厅展出能代表欧洲文明的许多东西，让中国官员参观。如手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的油画像，各种精制的钟表，印工巧妙的画册，精美的西洋书籍等。
在最为震撼人心的展品中，是一张西文世界的地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未设想过世界的缩影是这样的。中国人过去所看到的地图，都是将中国本部绘在正中央，四周是大海，海中散布若干小岛，这些小岛便是中国人所知道的外国，而这些小岛的总面积还不及中国一个最小的行省。!教士客厅悬挂的这份“坤舆地图”，却绘制了一个庞然的世界，中国则被安置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看起来也不特别大，这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士人的虚骄心理。
南京博物院所藏摹本
利玛窦很了解中国人的情绪，他后来改绘世界地图时，尽力照顾中国人的习惯，其中许多地名都沿用中国旧图的名称，这使得中国人“虽欲不信不能也。”'利玛窦还深知，中国人不能容忍西洋绘图家把中国绘在世界东部的一个角落上，于是后来他绘制“万国全图”时，把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经过加那利群岛的子午线）的投影位置东移，将中国的位置绘在正中，以迎合中国人“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心理。
因地球是球形，这样做既适合中国参观者的脾胃，又未违背制图学的原理。
利玛窦在《入华记录》一文中，还谈到这张地图的另一作用：“此图表现海洋广浩，而欧洲诸国，去中国至达，徒等将不复虞欧人之东来侵略。此其坚拒信教要因之一，将不复存在矣。”
从此一事，可见利玛窦对中国国情和人心的深切了解。
同时，耶稣会还允许中国教徒进行祭祖仪式，避免和中国传统文化礼节风俗冲突。1628年，在华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耶稣会士，还有徐光启等数位著名的中国教徒。会议决定沿用利玛窦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Deus，保留“天主”译名。这是一个折中性的决议。
因此，在清朝前期之前，而耶稣会的传教措施虽然屡屡遭到内外反对，但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教会不尊重中国传统文化，肆意掀起礼仪之争后，康熙帝在1721年禁止传教，此时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徒据说已达近百万。
参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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