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1984年中秋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一处普通宅院里,一位老太太召集子女们前来,准备开一个家庭会议。
听到老太太这么说,晚辈们脸上都浮现出兴奋激动的表情,眼神里满是期待。因为就在不久前,老太太刚从日本继承了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遗产。
看来老太太即将分配这笔巨额遗产了,众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自打起了小算盘,想着自己到底能分多少。
“我要把这笔遗产的百分之八十,都捐献给国家,为我的丈夫赎罪。”老太太看了看众人,平静地说道。
什么?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老太太继承的遗产折合人民币高达30多亿元,百分之八十就是24亿元。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个数字比北京市一年的GDP还要多!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太就带着儿子来到政府部门,表明了要捐款的意愿。看到捐赠书上的数字时,工作人员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几经确认后才签署了捐赠书。
与此同时,老太太捐献巨款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引起了街头巷尾的热议。她的老街坊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老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平时生活非常困难,为何能从国外继承遗产?
这位老太太名叫赵碧琰,她就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跨国巨额遗产纠纷案的主角,要想了解她的传奇经历,首先还得从她的丈夫赵欣伯说起……
1890年,赵欣伯出生于河北宛平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了混一口饱饭吃,他青年时来到京城闯荡,成为了一名禁军士兵。
禁军主要负责皇宫大内的守卫,这种差事平时很清闲,除去吃喝外还能赚取俸禄,赵欣伯感觉十分知足。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溥仪的一纸退位诏书,苟延残喘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禁军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失业后的赵欣伯整日无所事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找不到什么谋生的手段,就经常跑到剧院看戏消磨时间。
赵欣伯人长得挺白净,剧院老板一看,心想这不就是天生唱戏的料吗?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旦角。
赵欣伯
赵欣伯虽然是半路出道,但他颇有几份戏剧天赋,演出时间长了以后竟也有了一帮铁杆票友。在这些票友里面,有一个人极为特殊,她的名字叫王碧琰,在一户富贵人家当歌伎,也是一个苦出身。
王碧琰被赵欣伯的表演深深吸引了,进而对他产生了好感,就经常等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去找他。久而久之,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发展为了恋人关系。
1913年,为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赵欣伯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决定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就申请加入了国民党。
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二次革命”很快就宣告失败,赵欣伯也被列入当局的通缉名单。为了躲避追捕,他只得化名逃到了大连。在这期间,王碧琰一直陪伴在左右,对他不离不弃。
但当时风头正紧,总不可能老是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东渡去日本留学。王碧琰身上有一笔钱,正好能负担留学期间的相关费用。
于是,两人乔装打扮混过了检查,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到了日本以后,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并双双进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由于当时日本的环境相对安定,小两口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生活。
但一场意外很快降临,身患妇科病的王碧琰在医院治疗时,由于医生的误诊,她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
赵欣伯与妻子的感情很深,对于这一令人猝不及防的意外,他感觉痛不欲生,甚至一度想要轻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从悲伤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但孤身一人的他,要面临最现实的生存问题。为了维持生活,他在陆军学校找了一份中文讲师的工作。陆军学校隶属于日本军部管理,主要负责培养军事管理人才。当时的日本社会上,主张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盛行,赵欣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日本军部的视线。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赵欣伯回国休了一次假。长期形单影只的他,看到街头成双结对的恋人时,心里自然产生了一种孤独和寂寞感。虽然他依然很思念亡妻,但人总得考虑现实问题,于是他决定给自己找一位伴侣,一同前往日本生活。
随后,赵欣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赵碧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他的视线。赵碧琰的本名叫耿维馥,她出生于沈阳的一个大户人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很漂亮。
耿维馥年轻时的照片
事实上,耿维馥和赵欣伯的妹妹是同学,两人曾有过一面之交,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得知赵欣伯孤身一人时,耿维馥就对他动了心,而赵欣伯也对这位气质端庄、知书达礼的姑娘心生爱慕。
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办理结婚手续。然而,赵欣伯这时提出了一个堪称奇葩的要求,那就是让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目的是为了纪念结发妻子。
已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耿维馥,竟然一口答应了这一要求,从此赵碧琰这个名字也伴随了她的一生。结婚以后,赵欣伯带着新一任妻子再次来到了日本。
之后,赵碧琰进入一家师范学校读书,赵欣伯则继续当中文讲师,他们的儿子也很快降临人世,取名为赵重光。
赵欣伯的头脑很聪明,又比较爱好学习,他很快就取得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等日本少壮派军官,对方通过功名利禄来笼络他,企图把他培养成亲日势力,为日后的侵华提供便利。
赵欣伯的意志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从此他对日本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欣伯在日本军方的推荐下,牵头成立“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后来又当上了奉天(今沈阳市)市长。
赵欣伯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关系,将东北军准备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消息透露给日本军方,还劝降了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为日本迅速占据东北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他还劝服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连“国号”和“新京”的名号都是他给亲自取的。
应该说,赵欣伯为日本侵占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此在“伪满洲国”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他趁机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
不过,由于他贪心不足,引起了日本商人的不满,逐渐受到了关东军的冷落。赵欣伯眼看在东北已经呆不下去了,就辞去官职,带着无数金银财宝定居日本。
为了让手里的钱增值,精明的赵欣伯做起了医药贩卖生意,还在东京市中心的繁华地段疯狂买地、买楼,仅几年时间就积累了大量的不动产。为了掩人耳目,他将这些财产都放在了妻子的名下。
抗战爆发后,被冷落已久的赵欣伯再次得到日本的起用,他被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继续充当汉奸的角色。
但回国之前,他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这些庞大的资产该如何打理,为此他找到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铃木,请求他给予帮忙。
铃木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赵欣伯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把最重要的产权证和地契都藏在了身上。
回国后,由于战事紧张,赵欣伯和家人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曾经卖国求荣的汉奸们纷纷被抓捕归案,臭名昭著的赵欣伯也没能逃脱法网。
狡猾的赵欣伯通过金条贿赂了监狱长,还没等国民党当局审判,就事先逃了出来。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关进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很快就因精神崩溃不治身亡。
赵欣伯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为了在历次运动中不受到牵连,赵碧琰将自己改回耿姓,同时把房产地契等一切能证明丈夫身份的资料全部烧掉。此后,她和儿子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房子里,过着低调清贫的生活。
由于儿子一只眼睛失明,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赵碧琰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差事,还帮人缝补衣服,每天起早贪黑十分辛苦。
与此同时,由于赵欣伯一家回国后多年没有音讯,当年替他保管资产的铃木也开始动起了心思,想把这些资产据为己有,因为它们的价值太过于惊人了。
当年赵欣伯在东京银座附近购买了两万多平米的土地,还有很多商铺和大楼。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地方如今已变得寸土寸金,总价值高达2万亿日元。
在这种诱惑下,很难有人不会动心,铃木将其中一部分房产偷偷卖掉,私吞了一大笔钱财。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非法侵吞赵欣伯买来的土地,铃木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赵欣伯的资产被侵吞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更多的人开始觊觎这块诱人的财富蛋糕。很多国家的人冒充赵欣伯的妻子和儿子,前往日本想继承这笔巨额的财产。
汉奸赵欣伯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警方变得焦头烂额,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关于假冒赵欣伯妻儿的报案,在假冒者的身份被一一拆穿以后,人们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赵欣伯真正的妻儿究竟在哪里?
后来,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鉴于这笔资产的数额巨大,又牵扯到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廖承志赶紧向有关领导人做了汇报。
按照上级的指示,廖承志通过摸排走访,最终追查到了赵碧琰的身份,认定她就是赵欣伯真正的妻子。
当廖承志带着工作人员找上门时,赵碧琰吓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以为政府要将她作为汉奸抓起来。廖承志说明了来意,并表示政府愿意帮助她讨回遗产。
廖承志
赵碧琰被政府的宽宏大量感动不已,但丈夫留给她的地契之类的资产证明早就被烧毁了,没有了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如何才能讨回丈夫的这些资产?
廖承志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性,他一边派人搜集资料,一边委托友人帮忙找日本当地的律师。但由于跨国财产纠纷在法律处理上比较麻烦,且中日两国当时尚未正式建交,铃木又仗着赵碧琰手里没有地契产权证明,一口咬定这些资产都是祖传下来的,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
一直到1973年,铃木因病去世,此案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方面给赵碧琰发来了电报,希望她能参加庭审,如果她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些资产将都归于她个人所有。
随后,在国务院侨办的资助下,已经76岁高龄的赵碧琰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日本参加庭审。但由于年纪大了,加上时代已经很久远,赵碧琰的记忆力出现衰退,对很多历史细节都回忆不清楚,关键是她手里缺乏有信服力的证据,法官无法认定她就是赵欣伯的妻子,案件又停滞不前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这起巨额跨国财产纠纷案再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在中央的关怀下,有关方面为赵碧琰聘请当时著名的律师傅志人,全权代理这起案件。
面对复杂的案情,傅志人详细梳理来龙去脉后,决定以证明赵碧琰和赵欣伯的夫妻关系入手,尽一切可能寻找当年的证人。随后,傅志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沈阳、长春等地,寻访赵欣伯当年的下属和熟人,搜集了19份可靠证人的证言。
金蕊秀(右)与赵碧琰见面
溥仪的妹妹金蕊秀也在这时候站出来为赵碧琰证明,因为在“伪满洲国”时期,她与赵碧琰经常在上流聚会时见面,彼此非常熟悉。两人随后在北京再次见面,聊了很多当年的往事。
但就在赵碧琰准备动身再次前往日本的时候,已经年过八旬的她病倒了,经不起长途颠簸了。此时,她的儿子赵重光决定代替母亲出庭,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通过登报的方式找到了十多位在日本上学时的同学。令人欣喜的是,他们都表示愿意为赵重光证明身份。
1984年4月,经历了漫长的波折后,案件终于再次开庭审理,出现在法庭上的赵重光思维清晰、谈吐敏捷,并提交了多份确凿证据和证人证言。
赵碧琰母子的合影
最终,法庭认定赵重光为赵欣伯的儿子,并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定赵欣伯名下的所有遗产都归由赵碧琰母子处置。
至此,这场新中国最大的跨国资产纠纷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判决,赵碧琰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3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的管理权。案件胜诉后,大涨国人士气,国内的新闻媒体纷纷做了报道,在社会上也一度引起了轰动。
在那个时代,30亿元是一笔天文数字,足以成为国内的首富,但身为清洁工的赵碧琰并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她心里很清楚,没有国家的帮助,自己是不可能拿到这笔钱的。而其中大部分财富都是丈夫当年做汉奸时靠着巧取豪夺得来的,可以说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血泪。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赵碧琰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这笔资产中的80%都捐献给国家。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她的家人们被这种深明大义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支持她的决定。
而剩下的20%资产,其中的大部分都被赵碧琰捐给了教育事业。做完了这一切后,曾经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她和子孙后代们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不再因为汉奸身份而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赵碧琰为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在她病重时,给予了她较好的医疗待遇。临终前,赵碧琰对儿子赵重光说道:“这一生,我很知足。”
赵欣伯作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赵碧琰将巨额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大义之举,也值得我们敬佩。
当然,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赵碧琰更不可能顺利拿到这笔钱。所以,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才能被祖国所庇护。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