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成立，周保中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4月，为打破日伪军6万余人对佳木斯地区的“讨伐”，组织指挥第2路军主力从依兰地区向五常地区西征，亲率留守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讨伐”。12月，周保中任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主席，后为省委书记。
1938年3月的一个风雪夜，我到边境线上去接护东北抗联军总指挥周保中和电报员卓文义，还有两名随行的同志。深夜，周总指挥背着他那外壳磨得发亮的“三用”(盛文件、当枕头和垫在大腿上代替办公桌)的皮包，从乌苏里江悄悄地越过边境线，来到抗联七军军部一饶河县十八垧地。
我焦急地向总指挥报告说：“您去苏联的事已被坏人泄露，敌人乘您入苏和五军失去其他部队援助的时机，向兰棒山五军密营大军进犯，现在五军差不多每天都和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和伪满军队发生激烈的战斗。守在五军后方密营外口哨所的李海峰等十二名同志，在苦战一天后全部牺牲了，五军几次派来接护您回宝庆的部队，都被敌人阻击回去了!”
“局势是这样!”周保中同志脱口说出似问似答的话来，遂又小声念叨，“要是我们再晚去总指挥部些日子，局势将会恶化到更加不可想象了。”这时，七军代理军长崔石泉(崔庸健)同志以及七军的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起来了。总指挥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特别是把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向他们作了传达后，同志们得到了很大的鼓舞。接着，周指挥便和崔石泉等人，研究起他怎样才能很快回到宝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去指挥反“讨伐”斗争，以改变五军的危险处境。
当时考虑五军很快派人来接护我们回去的希望是不存在了，崔石泉同志就要从他们七军派人护送。等其他人都已离去，周指挥对崔军长说了他的想法。崔军长态度严肃地说：“不要七军派人送，就要等五军派人来！现在敌人到处都在抓你，路上麻烦得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冒险一只带几个随从人员走！”周指挥不忍心置身数百里之外消极地听候斗争消息，他坚持要带随行人员走。经过一番好说歹说，崔军长总算是让步了，但是他仍是很不放心。
第二天，恰巧是个弥天大雪、狂风呼啸的日子。大清早，周指挥就和中共下江特委的许凤山、杨德龙、副官乔林贵、我和电报员卓文义等七人，离开七军军部，跨上战马，踏上旅程，顶风冲雪，向宝庆进发。风越刮越疾，雪越下越大。雄气昂扬的战马，在这样恶劣的暴风雪面前，已被迫低下头，练起踏步来了。至于骑在马上的我们，早已冻得脸色发紫，全身颤抖了。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许凤山同志勒住了马，总指挥几步跨到他跟前，许凤山几乎是把嘴贴到总指挥的耳朵上大声建议道：“现在风雪太大了，我们还是到西沟小屋子里去避一会儿再走吧！要不准会连人带马一齐冻死的！”
周指挥说：“没关系，小许！我们的骨头硬，冻不死的！再说雪愈大，就愈是不易碰到敌人，我们也就愈安全！”许凤山见周指挥赶路心切，又想说什么，只张了张嘴就把话咽了回去。我们继续前进着。路，窄狭难走，我们摔倒爬起，爬起摔倒，不大会儿就摔得腰腿疼痛。到了中午人饿马乏的时候，才赶了四十多里路。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风小了，雪已停下了。
我们在一个林边停下来，用雪带进几口干粮，又喂了喂马，大家马上精神振作起来。周指挥拍了一下许凤山的肩膀，装得一本正经地问：“喂！恐吓家！你不是说我们准会连人带马一齐冻死吗?”“我是说……”他见周指挥在笑，知道是和他开玩笑，便做个鬼脸。周指挥说：“赶快上马吧，天黑前必须赶到预定地点——荒上。”
行军又开始了。同志们有的在马上打着口哨，有的轻轻哼起小曲，也有的小声闲唠着。总之，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只有我这个做副官的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逢护送首长一起行军的时候，总是要警惕地四面张望着。
周指挥紧赶几步，跨到我的身边，小声地谈着荒上这个地方。他说：“荒上是我不止到过一次的地方，那里闭塞、幽静、险恶，北西东三面依山，南面是很大很大一片草甸子，里面水深齐腰。甸子北沿的山坡上，有我们盖的一个树皮房子，我军的过往通信人员，夏季在这屋里夜宿，冬天在这屋里生火取暖和躲避风雪。敌人从未到过那儿，所以比较安全，我们常把少数伤病人员送到那里休养、治疗。”我想：“要是今儿晚上赶到荒上宿住，可真是太理想不过的了。”
我们且说且走，下午五点左右便到了离荒上七八里路的地方。忽然前面山上跑下来两个军人，离我们三四百米就大声吆喝着：“喂!你们是送周指挥来的吧?我们接周指挥来了!”
“是啊！我们是……”心直口快的杨德龙，刚要向来人暴露实情，被周指挥一声“杨德龙！”喝住了。接着他抢先答道：“是啊！我们是送周指挥的先头部队。周指挥跟着大部队不久就到！”他边说边向前走去，故作镇静地问，“你到底是哪个军的?”
“我们……我们是五军的！”对方听说周指挥随大队不久就到，顿时，变得说话也不自然了。这时，我们已察觉到这是敌人的“讨伐”队。
周指挥趁这两个家伙还听得清楚，便把脸转向自己同志大声说：“嗬！周指挥幸亏走上了这股道，遇上了五军来接他的同志，要是跟随到宝庆增援五军的七军和四军的部队一起走，遇上了敌人，虽然他们有几千人，可也够麻烦的！”“可不是咋的！”同志们附和着。
果然那两个敌人上了当。他们停住脚听起来，完了便匆忙向山上跑去。我们估计背后可能已有追敌，周指挥便决定硬着头皮往前走。他把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向同志们说了一下，大家都信心百倍，坚定地说：“冲过去！”
我们刚翻过一个山冈，快要到刚才说的树皮房子的时候，又发现附近几个山头上，以及我们走着的这条山脊道路两边，全都站满了敌人。这时我们才算彻底明白，我们已进入敌人的“口袋”阵，脱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口袋”底钻出，沿着甸子边的平地向西南方向冲出去!
周指挥勒住马，向大家交代了向什么方向跑，然后怎么迷惑敌人等等。
刚说完，敌人就向我们合拢而来。其中还有个头目模样的家伙说：“周指挥到了，同志们赶快下去接周指挥来休息一会再走！”这时，周指挥命令道：“冲出去！”同志们在前面，周指挥督后阵，大伙机灵地朝我们规定的方向策马便跑。
敌人慌忙朝高空打枪，高喊着“要活的!要活的!”“后面的那个就是周保中!”忽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我们的耳鼓，周指挥马上明白我们是被叛徒出卖了。
这个叛徒曾经是抗联比较重要的负责人，现在他像疯狗一样在我们的背后吠叫着。日军与伪满政府早有捉拿周保中的奖赏告示：“活捉周保中赏洋七千元！”
周指挥判断他们不会打死他的，便放着胆子尽管往前猛跑。约两三分钟，我们全部从“口袋”底钻出，很快把敌人甩在两三百米远的后面。敌人还是拼命喊着：“抓活的!抓活的!谁要把周保中打死了，就枪毙谁!”周指挥说：“把敌人甩得更远些，让他们别说是要活的，连死的也不给他们得到!”于是，他向马屁股上猛捅一拳，马一挺身，不幸两只前蹄被坎坷绊倒，周指挥摔在雪地上，“三用”皮包压在马肚子下。拉马马起不来，皮包也抽不出。
因为马跑得快，就这么一分钟光景，除我之外，同志们全跑得离周指挥很远了。周指挥猛一拉皮包，皮包带断了，皮包还压在马肚子下……这时，敌人觉得有把握抓到他了，便得意忘形地说：“周蛮子这回你可跑不了啦！”
周指挥骑在马上一天，乍一下马，两腿麻木，没有敌人跑得快。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伸手来抓他的衣服。他急转回头一看，就是刚才的那个叛徒。周指挥简直要气炸肝胆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叛徒！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日寇的赏金来抓我！”
他照准这家伙的前胸“砰砰”连发两枪，因为距离太近，弹弹击中。这家伙“哎哟”一声，倒在雪地上亡命了。他又乘机向靠近他的其他几个敌人开了枪。其余的敌人全都在较远的雪上卧下来，因为他们还贪着“七千元”或者是奉命“一定抓活的”，依然无意打死周指挥，只是向高处开枪。
敌人越来越多，眼看又要追上周指挥了。当时周指挥连累带急，突然吐出了一大口鲜血！他跑着，大口地喘着气，汗流浃背，突然又吐了一口血，全身颤抖，两腿也抬不起来了。
此刻，六七个追敌已到了离他十几米远处。他看逃不脱了，心想万不能束手就擒，就决定自杀。他把子弹上了膛向前心移动。只要敌人抓住他，他就立即扣动枪机。
然而，敌人离他还有十几步远时，他竟被一个土坎绊倒了，手枪摔到前面一两米远的地方。就在这时，我大声呼喊：“周指挥！周指挥！后面我们的人到了！”他忙抬头，看看是我。我躲在马肚子底下，一面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面呼喊“援兵”到了。
敌人一阵慌乱，周指挥乘机爬起就跑。这时，离周指挥近一些的许凤山、乔林贵也飞马向追敌射击。就在敌人被迫停下追赶的一刹那，周指挥已经到我跟前了。“你快上我的马跑，周指挥！”我不是请求而是大声地“命令”他。
“你自己怎么办?”
我急得两脚乱跺，头上顿时冒出硕大的汗珠，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总指挥，抗联不能没有你！”
他见我如此坚定，情势也不允许他再推让，便翻身上马狂奔，向林子边的一条河道的渡口处跑去。而我则边打边退……
这是个约一丈多宽的渡口，是唯一的过河处。周指挥没来得及下马，就向河的对岸跨去。
三月的北满，虽然还常有大风雪，但是冰雪已经开化。这条小河朝阳，冰层很薄。人马一起重量太大，马蹄踏得又猛，还没等周指挥到岸边，冰块就已裂开。周指挥连翻带滚地总算上了岸。
正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我已到了岸边。我见冰已裂开，就毫不犹豫地和衣扑进冰水中，一只手把枪举出水面，一只手拨开围着我的冰块，两只脚三抓两蹬就游了过来。
天黑了，按照我们预先规定迷惑敌人的方法，林中枪声四起。周指挥和我也钻进林中一个较高的隐蔽处，窥视敌人的行动。
敌人站在河边，看看不易渡过小河，又因听到我们的枪声，不摸底细，个个像木鸡一样失望地站了一会儿就撤走了。
已是深夜了，周指挥和我在密林深处燃起一堆篝火。他烘烤着湿透了的棉衣，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这么晚了许凤山他们怎么还不过来呀?”
“我亲眼看见卓文义负伤了，是活着还是牺牲了呢?”
我先是声调低沉，渐渐地便哽咽了。周指挥虽然伤心，但还劝慰和鼓励了我几句，便闭起眼睛想着心事。
“首长，首长!”他刚打起盹，我机警地推他说，“下面有脚步声!”“赶快用雪把火盖灭!”
他告诉我，“可能是敌人摸上来了!”
我们立即躲到大树后面，来人已离我们很近，其中一个说：“周指挥是过来了呀！怎么不见了呢?”
我们听得很清楚，这是副官乔林贵的声音。
知道自己人找上来了，周指挥便激动地叫道：“乔林贵!”除了卓文义之外，我们全又会面了。
我们牵着仅剩下的两匹马，继续往前走着。
周指挥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林子里又不能骑马，行进非常迟缓。第二天晌午，才到了一个住着几户朝鲜人的沟里。会长一听说我们是抗联的人，热情地给我们安排住的，张罗吃的。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又舒服地睡了一夜。
天没太亮时，会长跑来告诉我们说，东山坡上有四五匹无人牵引的军马，怀疑可能后面有敌人。我们急忙出来一看，最前面那匹赤红色的就是周指挥的马，其余几匹也全是我们的。其中有一匹驮着无线电报机的花马，正是电报员卓文义同志的，只是电报机歪斜到一边去了。说来倒也神奇，马为什么会沿着足迹找我们来着，我们是没法解释的。
马一看我们，便嘶叫起来。周指挥第一个跑到马跟前，突然发现他的马嘴里衔着他的“三用”皮包。周指挥双臂搂着马脖子，热烈地吻着它。五匹马有四匹被主人领去了，只有那匹驮电报机的花马，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
周指挥走向前去，捧着它的下巴，抚摸着，像对孩子一样，说：“别伤心，小花马，你的主人他会回来的!”可是小花马却把头更低地垂下，一动也不动。我们马上意识到，它的主人一我们的卓文义同志，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为了拯救五军，为了扭转东满的危险局势，我们不分昼夜地向总指挥部和五军所在地一宝庆县境的兰棒山前进着。
这天，在离目的地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遇到了五军派来接护我们的部队。
原来在荒上截击我们的敌人，真的听信了周指挥散布的七、四两军有数千人增援五军的“消息”。敌人不知虚实，疑心“周蛮子”真的要来个什么“犬牙交错”的战术，谈什么“周蛮子狡猾，他既回来，必不能甘心挨打”，便匆忙撤离兰棒山区。
等到敌人弄清实情，被紧紧封锁在兰棒山区的五军的几千名战士，早已化整为零，绕到敌人背后展开游击活动了。
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大口气。周保中同志兴奋地对同志们说：“五军脱险了!”
陶雨峰（1917-1965）东北抗联五军副官。满族，1917年4月5日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江峰村。高小毕业，1935年10月1日参加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一师二团一连当排长、团部传令兵。1936年5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抗联五军部任副官。1937年调抗联二路军总部任副官、警卫队指导员、卫队班长等职。1940年后参加东北抗联教导旅四营八连当连长。1945年9月15日任牡丹江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同年11月至1946年8月改任副司令员，后调哈尔滨任团长、供应处长。1958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黑龙江省林业厅调查设计局、基本建设局局长、正阳河木材加工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65年7月10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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