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开始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大清国的灭亡，也宣示了帝制在中国的终结。然而，此时却有一位大清国的老臣奔走在荒漠戈壁，一心要北上库伦，请求援兵匡扶大清，这位老人就是大清国末任陕西巡抚多罗特·升允。
一、推动新政的干将
多罗特·升允字吉甫，生于1858年，是蒙古镶黄旗人。升允家族世代在大清为官，其曾祖富明阿，曾任通州副将；其祖色普真，曾领前铺参领；其父纳仁，官至工部侍郎。升允虽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却无纨绔之气，反而潜心向学，并于1882年中举，并借此走上仕途。升允的仁途一路顺风顺水，1900年出任山西按察使和甘肃、山西布政使，1901年迁陕西巡抚，1904年任察哈尔都统，1905年即官至陕甘总督。
升允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他刚中举时被分发吏部候补，当时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无人敢管，升允对此极为痛恨，于是便上一条陈说：洋人在中国太横，现宜仿照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里程，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实施的建议，因此下堂后一戴姓主事反诘升允：“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不久之后，升允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后以候补道的身份出使欧洲各国，见识了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交通、科技等，使他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之处。
1902年，根据朝廷颁布的《新政上谕》和《兴学诏》，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前身）正式开学，正任陕西巡抚的升允上书请求批准在大学堂内“设农务、工艺两斋”，很快就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升允立即拨出库银两万两做为扩建大学堂的经费，后工程超支万余两，升允也予以尽数冲销。
1905年，升允升为陕甘总督，他又在兰州创办了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令各府厅州县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学堂学习，一年后分派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做教习。同年，升允又在创设了甘肃全省巡警总局，并在兰州城关分设十个分局，置巡兵460名，分段轮流巡察，并承担维护治安、消防救灾、清扫街道、点燃路灯等工作。1906年，升允创设甘肃农业试验场，引进麦、豆、蔬菜等良种，试种后在全省推广。四月又成立甘肃农工商矿总局，下设农工股、商矿股，在全省各地推广实业。五月又让彭英甲开办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制造绸缎、铜器、铁器、玻璃、皮革等产品。这一年，升允还创办了矿务学堂、农林学堂、督垦总局、农务总会、官报书局、甘肃商品陈列所等机构。1907年又创办了《甘肃官报》、青第垦务局等。可以说在推行新政方面，升允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之间陕甘新政遍地开花，有声有色。
升允不但在推行新政方面不遗余力，在用人方面也不拘一格。升允所创设的各机构在用人方面不分地域，不分国籍，惟能者用之，比如兰州道彭英甲能力突出，一人即兼各局、厂职位十多个；而比利时人林辅臣父子、法国博士狄化纯、比利时矿学师贺尔慈等也受到升允的重用。
升允的新政虽加重了陕甘的财政负担，但也对陕甘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新型人才，开通了社会风气。
二、力争陕西石油矿权
陕西延长地区地下有丰富的石油蕴藏，使用石油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最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高奴县有洧水可燃。”高奴即今延长一带。1808年冬天沈括在巡察陕北二郎山时，发现当地居民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在延河两岸的地下开采出一种黑色液体，该液体黏稠似胶，但烧起来火却很旺，当地人称之为石脂水。沈括考察后，发现该“水”是从岩石缝隙中溢出来的，于是便将其命名为石油，并在《梦溪笔谈》中记道：“鄜延境内有石油，土人以雉尾挹之，采入缶中，颇如淳漆，燃之以麻，但烟甚浓，后必大行于世。”千百年来，当地百姓一直利用石油燃灯、制墨，而不知对石油进行大规模开采和利用。当西方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后，很快便发现了这一宝藏，于是，深谙石油价值的西方商人便开始密谋夺取延长的石油资源。
1903年初，德国世昌洋行雇佣大荔县人于彦彪带领德国水师提督汉纳根自天津到延长，与延长贡生刘德馨、绅董郑明德等私自订立了在距县城五公里的烟雾沟开采石油的合同，合伙开采石油。他们在向延长县衙申请备案时，有意隐瞒了烟雾沟山场系县书院公产官地这一事实。陕西省矿务总局派人勘查时查明了这一事实并禀告了巡抚部院。升允接报后上于十月初八咨呈外务部称：“陕西省矿产久为外人艳羡，以致率请开采者颇有人在。此次于彦彪等凭一纸空谈，引他人干预，更指书院公产为私相授受之计，按诸定章，诸多未合，于地方实有窒碍。”咨呈中还表时，开采石油完全是陕西省应办之事，他已下令矿务总局筹设公司，因此，于彦彪等人所请“应毋庸议”。根据升允的咨呈，清廷拒绝了世昌洋行的申请。于彦彪和世昌洋行不甘心计划失败，于是为断地向德国驻华公使穆默编造谎言，引得穆默三番五次函照外务部，外务部按升允历次咨呈辩驳后，穆默竟函照清廷说德国世昌洋行对烟雾沟油矿有“寻觅之功，请办之理”，如该行请办不被批准，则陕西官商亦不得自办。
1903年冬，陕西当局筹措白银一万两作为资金，在延长县设立了延长石油局。1904年11月，升允再次咨呈外务部，说明陕西省试办延长石油“事在必行，势难中止。”这是“以陕西自有之利，行商政自主之权。”随后，升允下令缉拿于彦彪。到这时，于彦彪与世昌洋行仍不甘心失败，又唆使穆默再次照会外务部，坚持“延长油矿应由德商世昌洋行承办”的无理要求。外务部当即予以驳复：“此事既经该省筹款，由官商自办，该行并无准办之据，不得再有争执。”1905年3月，外务部批准陕西省自办延长石油。随后，侯补知县洪寅作为延长石油总办前往汉口化验油品，并聘请日本技师阿部正治郎赴陕西勘察。1905年10月，陕西巡抚曹鸿勋会同已升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试办延长石油筹修车路以兴利源而资转运》折，光绪皇帝朱批同意。至此，中国陆上第一个石油厂诞生。
1907年2月，阿部正治郎带设备来到延长，在西门外确定井位，6月5日开钻，9月1日开到81米处完井，日产石油1到1.5吨。此井的出油，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
三、天下黄河第一桥
黄河是兰州的母亲河，赋与了兰州无限的生机，留给了兰州无数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同时，黄河天险也成为阻碍兰州交通的一道天堑。当地有民谣说：“黄河害，黄河险，凌洪不能渡，大水难行船，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
兰州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中枢，而如何安全渡河则是实现兰州中枢作用的关键，因此，自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兰州区域归属中原王朝起，历朝历代为经营西域，保障西部安全，都对黄河兰州段的渡河问题极为重视。但由于技术、经济、材料等方面原因，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哪朝哪代在黄河兰州段架桥成功，建设一座永久性桥梁安全渡河成为兰州百姓世代的期盼。
兰州人的期盼一直到明朝才得以实现，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在兰州城西7里处建了黄河浮桥，兰州才真正拥有了一座可以安全横渡黄河的桥梁。洪武九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10里处，改名为镇远桥。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杨廉将浮桥移到白塔山下，从此桥的位置便固定下来。虽然浮桥方便了两岸来往，但浮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浮桥每年春建冬拆，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对财政本就不宽松的兰州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汛期的时候，浮桥也常被洪水冲断，导致两岸交通断绝。到晚清时，随着兰州人口的增加，对外交往的增多，在黄河上建造一座永久性的固定大桥成为各界的共识。
最早提出在兰州修建黄河铁桥的是左宗棠，1880年，时任陕甘总督的他就建桥问题与洋商福克有过接触，因福克索价过高最终作罢。1905年，时任陕甘总督升允设立甘肃全省洋务总局，由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局总办。彭英甲受命后，在兰州办工厂、设书局、开矿山、抓治安，而在黄河上建一座铁桥也是一个重要的构想。
1906年，天津泰来洋行的经理喀佑斯到甘肃游历，，途经兰州时彭英甲与之多次接洽，最终双方于9月11日签下合约，约定兰州黄河铁桥由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包修建，工期18个月，工程总包价为16.5万两白银，分4期支付，铁桥的样式、结构、荷载等均按外国优等章程修建，保固期为80年。
合约签定后，甘肃洋务总局立即派人前往天津、郑州、西安等地采购、转运建桥相关材料。就在材料陆续运抵兰州之际，此举却受到保守派的攻击，举人庄献珠就上书，认为甘肃财政拮据，不宜修建铁桥，而应以修建木桥为宜。同时，庄献珠还认为工程由洋人总包，有出卖主权之嫌，应修改合约为中外合股，并将建桥材料转运到宁夏，把铁桥建在宁夏。增得彭英甲坚不放弃，驳斥了牛献珠观点的荒谬，工程才得以继续按合约实施，并于1908年5月9日顺利开工。经过艰苦的施工，1909年8月19日，铁桥顺利建军成通车。铁桥全长233.5米，桥面宽8.36米，车道宽6米，两侧人行道各1米，桥身上部为穿式钢桁架，共计5孔，每孔45.9米，铁桥下部由两座桥台，4个桥墩组成，设计载荷8吨。铁桥两端各建牌坊一座，分别悬挂“三边利济”和“九曲安澜”两块牌匾。由于大桥取代了存在500多年的镇远浮桥，成为兰州第一座铁桥，因此大桥被命名为“第一桥”。
铁桥建成后，升允和彭英甲等人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黄河天堑从此成为了历史，而他们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兰州黄河铁桥正式被命名为“中山桥”并沿用至今。
四、不满立宪自请开缺
升允虽然推行新政雷厉风行，但他骨子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他之所以推行新政，是因为这些新政只是集中在教育、经济等方面，对政治体制没有冲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待罪西陲已经四载，如提倡农业、振兴商务、讲求开矿、敦勤考工以及法政等项学堂，凡于大体无伤者，未尝不人云亦云，应有尽有。”而当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并命各省当年建立谘议局后，升允就开始强烈反对这种涉及政治体制变革的新政了。
事实上，清廷之所以推出预备立宪，不过是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从而得以保留皇统、皇权的一个举措。可就这样的举措，升允也无法接受，1909年5月，升允上书，强烈反对立宪，并在奏折中称：“立宪为时会所趋，非两圣（慈禧和光绪）本意。”摄政王载沣阅后大为诧异，朱批“殊不可解”，并命升允上书作进一步的解释。于是升允再上奏折，称伸民权就是伸“刁生劣监之权”“靖民气，而民气愈嚣”“名曰预备，其实一事不能预备”，同时，他对预备立宪期间推出的各项举措大加攻击指责，并断言这些举措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必将失败，“舍中国数千余年相沿之成法与我列祖列宗建国之方略，事事步武泰西，而又操之过急，窃恐所新章所练之陆军，他日皆成敌国，保甲所致之巡警，将来变为匪徒。”载沣阅后大为光火，以其“违反潮流，且抵抗懿旨”为由，在奏折上对其大加斥责。
按理说，一个人遭到这样严厉的斥责后，一般都会选择闭口不言，甚至乖乖地说几句皇上圣明，奴才愚钝等场面话以保住官位。但升允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刚直的人，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绝不会退缩。当年庚子西狩时，他在陕西见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就大力抑制，坚不妥协。后又弹劾庆新王奕劻，虽受报复，但凛然不惧。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各省纷纷献金祝寿，但升允不仅不献金，反而上书要求停止献金，让慈禧大为恼火。因此，载沣的斥责非但没有打消他反对新政的念头，反而让他恼火不已，于是上书称自己本患心疾，一直未愈，自从慈禧和光绪去世后，自己伤心过度，“常忽忽然若有所失，目熟视而无睹，耳倾听而不闻，口鼻犹不能辩香臭，粗粝肉糜啖之而已；又常中夜起立，绕室彷徨，喃喃自语，虽亦服驱邪定中之剂、安神降气之方，然医者第能察有象之寒温，而难喻无形之痛楚，药石徒进，毫末无功，窃念奴才忝领疆圻，虚抛四载，新政待举，旧病未瘳，念责任之匪轻，非病躯所能理，惟有吁恳天恩，俯准开缺。”
本就被升允气得不轻的载沣看到这篇讽刺自己不辩忠奸的奏折哭笑不得，不得不在1909年6月23日发布上谕，将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上谕中说，升允的奏折“迹近负气，殊属非是”，但念在升允久任封疆，并没有其他大的过失，姑且只将其开缺，不对其进行追究和严惩。
升允为官一直清廉，因此家无余财，被开缺后，贫不能归京师，于是他携带家眷移住西安满城（清时西安城中满人居住的内城，有城墙），奉命管理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的八旗士兵。
五、孤身勤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如升允预料的那样，清廷所练新军成了清廷的掘墓人，10月22日，西安新军起义，响应武昌起义。幸运的是，那天升允去草滩办事而未在满城，于是他带领三名随从匆忙西逃平凉。随后，他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在长庚的举荐下，清廷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平定陕西反清起义。
升允接到任命后日夜兼程赶到兰州，会同长庚迅速组织甘军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两路进攻陕西，由张行志指挥南路军进攻陇州、凤翔，自己率马安良、陆洪涛、马周仁等部从北路直扑长武。同时他电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自己“世受国恩，自当督率将士勤王。”袁世凯回电令其“认真防御，幸勿轻离。”升允大受鼓舞，率部连克长武、彬州等十余城，迅速逼近西安城。此时，南北议和正在进行，升允坚决反对与义军议和，他致电清廷咨政院，指责参加和议的唐绍仪与南方政府签订停战合约是“长寇志，慢军心”，要求清廷治唐绍仪等人“庇匪之罪。”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升允在军中隐瞒消息，率部更加疯狂地进攻义军。2月13日，以为升允不知清帝逊位的革命军派雷恒炎为代表前往升允军中，告知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逊位，要求双方停战。升允不仅不听，反而下令将雷恒炎斩首之后抛尸荒野。接着率兵攻占礼泉，进兵咸阳。驻守咸阳的革命党军派曾任升允卫士的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升允罢兵，升允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城东门，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
升允的倒行逆施激起各方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升允实为“民国公敌”，要求袁世凯派兵援救陕西革命军。于右任也致电袁世凯：“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共各，及今不除，后患滋大。”在各方压力之下，袁世凯下令河南毅军赵倜率部赴陕增援，南京临时政府也下令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革命军派兵援陕。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与升允有旧交的儒士牛兆濂、张晓山前往礼泉与升允议和。此时，甘军已得知溥仪逊位的消息，拒不出战。面对这种局面，升允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欺君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部下被他的精神感动，纷纷劝其撤兵，最终升允没有自杀，准备撤回甘肃，但这时甘肃也宣布共和，无奈之下，升允只得带着家眷逃往西宁。
六、为复辟梦而奔走
升允在西宁期间，甘肃都督赵惟熙为防升允在西宁再生事端，约请他参与筹划维持当地被裁八旗兵的生计。但升允一心要恢复清室，他要以西北为基地，联络旧部，待机行动。1912年下半年，他与躲到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等人取得联系，并密谋借用西宁栋科尔寺的财力起兵勤王。
1912年年底，升允一个人冒着严寒穿过阿拉善沙漠潜往库伦，试图劝说蒙古王公出兵勤王助溥仪复辟。一路之上，升允饥寒交迫，曾一度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幸得遇到路过的商人，才没有葬身大漠。最终，经过120余天的长途跋涉，升允终于到达库伦。蒙古的王公贵族尽管对升允热情有加，但都对时局持观望态度，没有一个肯出兵相助。于是，失望至极的升允在秋天时辗转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地区潜往日本。在日本期间，升允结纳宗社党人，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成为宗社党的重要骨干之一。年底，升允又从日本潜回青岛，继续为复辟活动积极奔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军队向驻守在青岛的德国军队进攻并占领青岛。日本内阁对中国的局势有两派，一派认为袁世凯较为恭顺，可以利用，一派支持溥仪复辟。支持复辟的一派以青岛为基地，积极拉拢满清遗老，有地位又有影响力的升允便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他们与升允多次密谈，支持升允与遗老们共同谋事。然而，想复辟，必须要有军队支持，西北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可依靠，可依赖的只有徐州的张勋，于是长允便给张勋写信：“弟知公忠义过人，此得恭邸（指溥伟）书，又盛称之。然则公其当代之伟人……”
1916年新年后，长允化名钱大猷，乘船悄悄来到上海，先后会见了郑孝胥和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郑孝胥又介绍了日本海军少佐八角三郎和宗方小太郎给升允，他们都认为可以借助张勋的力量倒袁复辟。于是，升允回到青岛后更加积极地与遗老们联络。4月，上海复辟派委派姚文藻到青岛秘密会见升允。因受到袁世凯的监视，所以升允委托姚文藻代表自己赴徐州面见张勋。不久姚文藻就从徐州带来好消息：张勋一心效忠于大清，决定择机武装起事，并已经开始联络各省军事首脑，多数都赞成复辟。这个消息让升允异常兴奋，他马上回到上海与郑孝胥和李经迈见了面，并结识了日本黑龙会头目佃信夫。佃信夫支持升允等人的复辟活动，他去徐州见了张勋，并愿意把张勋引荐给日本首相，于是张勋就委派升允代表自己前往日本。到日本后，正患感冒在家休养的首相寺内正毅接见了升允，并表示：“如有何需要援助之处，尽可提出。”最让升允感动的是，寺内向他承诺：“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本人亦将致函大谷表明此意。”寺内的话十分恳切，让升允不由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位尽忠守节的遗臣所感动，流下了眼泪。
就在这一年，善耆出资由日本人川岛浪速帮助招募和训练了一支由日本浪人组成的秘密部队，升允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岛赶往旅顺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检阅。检阅后，升允给蒙古公爵巴布札布写信，煽动他打起勤王的旗号率兵在满蒙一带进行策应骚扰。巴布札布接信后便起兵，曾一度进犯到张家口附近。
1917年，张勋借调解北京政府“府院之争”率兵入京，7月1日，拥立溥仪复辟，而为复辟奔走多年的升允被授为大学士。然而，仅仅12天，这场复辟丑剧就落下了帷幕。复辟的失败，对升允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复辟是他生存的理由，他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西北。1918年3月他抵达甘肃，遍访西北诸马旧部，但诸马都对升允虚与委蛇，谁都不肯实际行动，6月，他黯然回到了青岛。
此后，他的目光又投向东北，因为东北的张作霖一直对溥仪尊重有加，而孟恩远更是张勋复辟时惟一响应的督军。然而，升允写给二人的信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回应。
复辟梦的彻底破灭，让升允的身体每况愈下。1922年，在好友罗振玉的帮助罡，升允移居天德邻里罗振玉宅。在天津期间，他积极出入溥仪小朝廷，为之出谋划策。
1931年9月20日，升允于天津病逝，时年73岁。升允的后半生一直在为复辟而奔走，但一直在屡屡碰壁，但升允却似乎并没有后悔他的这一行为，他在《自述》中这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本插汉一老胡，云龙际会来燕都。身受国恩历七代，休戚与共无相渝。自读儒书服儒服，渐忘边外牛羊牧。美食鲜衣日不足，非复北来古风俗。单于犹是有君臣，中华乃为化外人。王者迹熄匹夫责，吾欲藉此明彝伦。呜呼礼乐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岂得已。”
升允死后，铁良在挽联中赞其“辛亥之乱，第一忠臣。”而溥仪则对其赠谥“文忠”以为褒奖，在其《我的前半生中》更是将升允与溥伟、善耆、铁良并称“四个申包胥”，其他三人皆为宗室，只有升允连满人都不是，而是蒙古人，因此，这个评价，对升允可谓是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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