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独立师机枪排排长李士怀在隘门关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到了大山之中的红军医院，医院附近有个村子叫七户沟。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李士怀的伤渐渐痊愈，不再发烧，可以下床聊天了。

主力转移后，医院工作人员加上伤病员共有五十多人，这些人的供给都要靠自己筹集。李士怀体力恢复后，医院的粮食药品已经没有了，院长召集大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李士怀建议迅速组织一支打粮队，到敌营去试试。于是，院长按他的建议成立了特务队，由李士怀和宋福安负责，领导夺粮工作。

在讨论如何夺粮时，大家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特务队外出袭击夺粮，必然会引火烧身，把敌人引到七户沟来，这样医院就成了敌人攻击的目标。

李士怀觉得有道理，近袭有后患，因此建议采取远程奔袭，到离七户沟远一些的地方去夺粮，这样可以避免敌人跟踪袭击。

但是，这样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如果去的地方太远，能不能绕回来?即使能夺到大量补给，怎么将它们运回七户沟?如果特务队变成了游击队，主动出击，那掩护医院的任务又怎么完成？

李士怀分析了种种利弊，又召集同志们共同研究，还是没有找到理想办法。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转眼冬天到了，医院已好几天揭不开锅，不能眼睁睁等死，必须迅速解决肚子问题。院长指名要李士怀赶快想办法。

李士怀仔细研究夺粮计划，最后决定由隘门关出山，沿阁家河北岸袭击三十五里之外的三河镇。那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营，还有一个野战小医院性质的卫生队，可以得到粮食、药品和医疗器材。

但是，如何判断卫生队的住址，如何进行突击，如何撤离呢？

李士怀主张在突击前抓个敌人哨兵，强迫他把打粮队引到卫生队，发动突然袭击。至于突击时间，李士怀不同意放在拂晓，因为即使突袭成功，天亮后也无法摆脱敌人；因此要选择在敌军刚刚入睡之后。

最后，李士怀再次声明，这次的目标不是杀敌和捕俘，而是夺取物资。得手后要分散突围，而后各自循原路回到七户沟。要临机应变，不要暴露七户沟这个目标。

很快，打粮队一行十七人(其中有五名运输队员)出发了，他们带了五支短枪、三支步枪、十枚手榴弹和五把鬼头刀，这几乎动用了医院的全部武器。

他们在黄昏时分接近三河镇，沿着一米高的土岭爬到村头附近。通过观察，发现村里戒备很松，显然，自从六月下旬进行第四次“围剿”以来，这里已经很少出现游击队，敌人认为已经无须“清剿”。

天完全黑下来后，受不住冷的队员们希望马上突击，不管有没有哨兵，来一个猛冲猛打。李士怀则主张熄灯后捉敌人的哨兵，让哨兵把他们带到卫生队。

三个小时后，敌人哨兵换岗了。又过了一个小时，虽然没有吹熄灯号，可营区里的灯光已经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只有几盏马灯还亮着。李士怀一阵激动，压低说:“是时候了，我们立即匍匐前进到村头，哨兵由我解决，你们跟在我后面。”

当李士怀提着短枪从岗亭下匍匐前进到后门时，哨兵竟然一点也没察觉，还背着向里灌风的暸望孔，悠然地吸着烟。岗亭里没有座位，一侧的板上有一盏灯头拧得很小的马灯，还有一只马蹄钟。

这时，哨兵听到街口有动静，把脸转向暸望孔。可他还没作出任何反应，脸就被一只手扭过来，被一支短枪抵住了喉头，成了李士怀的俘虏。

随后，哨兵领着打粮队，朝卫生队的住处走去，那是村西头的学校。一行人悄无声息到了卫生队门口后，发现大门关着。在李士怀的命令下，哨兵以送伤兵为借口，骗开了大门。李士怀立即控制住了开门的岗哨。

随后，打粮队迅速按照事先的分工，各自朝目标跑去，不管什么物品，只要是有用的统统装进麻袋。

宋福安带着一个小组到厨房，里面有几十袋面粉、两袋盐巴和刚杀的一头猪，队员们兴奋得欢呼起来。李士怀则吩咐两个队员去收集医疗器材，自己和四个队员带着两个被俘的哨兵，守在学校门外的街道上，掩护全队撤退。

这时，可能是大家的响声大了一点，惊动了敌军一个营副。他因受伤疼痛睡得不沉，听到声音，判断发生了事情，便掏出枕边的驳壳枪，对着窗外打了半梭子。游击队员马上反击，对准窗口将两颗手弹甩了进去，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

这下，整个卫生队顿时炸了锅，乱成一团，大部分医务人员躲在床前桌下，伤员们也被惊醒。很快，三河镇的敌军也全部惊醒，天主教堂钟楼上的两挺机枪盲目地四下射击。

李士怀让宋福安带着队伍快快撤出，他带着几个队员殿后。在撤退中，有个游击队员负了重伤，情况危急，他没让战友们救自己，而是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后来，敌营长悟出游击队的目标是袭击卫生队后，便命令部队追击。可是，他并不知道游击队来了多少人，朝什么方向跑了，怕中游击队的埋伏，追了一会儿便打道回府。

虽然，打粮队被迫分散撤出时，丢掉了两袋面粉和半片猪肉。可还是带回去了五袋面粉、半片猪肉、一袋食盐，保证了医院的全体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