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没多久，国民党上层传出了一条八卦消息。一个高官前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巡视，没想到居然看上了一个关押在那里的女犯人。一下子是爱得死去活来，表示非她不娶。
影视作品里的民国官员与女犯人
这个女犯人来头可不一般。她和丈夫都是共产党，级别还不低。四一二的时候，两人被抓了进来。此时，她的丈夫已经被国民党杀害。她在狱中历经严刑拷打，身患重病，奄奄一息，而且还已经有了身孕。
这样的故事就算是放在今天也是上头条新闻的爆款，更不用说在以前那个保守的年代了。这件事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以至于蒋介石都亲自介入进来了。
那位国民党的大官，也算是见多识广，以他的条件，找个大家闺秀、名门之后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怎么非要找一个来自敌对阵营的女子，而且还要接盘喜当爹。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居然把一个国民党方面的大官搞得神魂颠倒？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
刘尊一、本名贵德，1904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她的父亲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十分开明，提倡“男女平等”。因此，刘尊一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18年，刘尊一考入位于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尊一这个名字是校长给取的。在这里，刘尊一接受了先进思想。1921年，刘尊一前往北京求学。
1923年，刘尊一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是当时北大唯一的四川女生。
北京大学红楼
在北大，刘尊一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926年三一八事件前夕，刘尊一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被军警殴打至重伤。鲁迅先生后来专门在文章里提到了刘尊一。
组织上考虑到刘尊一在北京很难立足，安排她转学到上海大学学习。不久，刘尊一加入了共产党。
刘尊一到上海后，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她参加了中共江浙区委的工作，被选为区委候补委员兼上海妇联主任。
刘尊一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发动上海广大妇女，参加到武装起义的革命洪流中去，组织妇女救护队，参加了闸北大巷战。
1927年元旦，刘尊一结婚了。丈夫何洛是她的大学同学加四川同乡，也是共产党员。何洛担任上海市学联主席兼全国学联代主席。1927年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后，何洛担任上海市政府委员。
四一二事变的次日，刘尊一与何洛一同被捕。他们的身份，敌人一清二楚。何洛不愿意叛变投降，很快就被杀害了。临牺牲前，何洛买通了狱卒，见了刘尊一最后一面。他向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告别，“过去，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请不要怨恨我，希望你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何洛牺牲后，敌人加紧了对刘尊一的审讯，用尽了各种酷刑。可刘尊一始终没有屈服，她只是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对于党的机密丝毫没有吐露。敌人黔驴技穷，逼她写所谓的“悔过书”与“脱党声明书”，刘尊一宁死不从。
在狱中，刘尊一设法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组织上给她回了信，嘱托她好好养伤，坚定下来，还设法给了她50元钱作医药费。刘尊一从回信中认出了赵世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笔迹。赵世炎同志的亲笔回复，给了刘尊一莫大的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赵世炎烈士
刘尊一身边的好友也在设法营救她。她的北大同学张平江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四处托门路找关系。有一次，张平江找到了同为上海市党部执委的潘宜之，请他帮忙。
潘宜之、湖北广济人，时年34岁，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不浅。他和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还给孙中山当过待从秘书，是桂系里的核心人物。他当时还担任淞沪卫戍总部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淞沪警务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在四一二事变中，潘宜之是“清党委员会”委员，不过政治上他没那么反动，而且暗地里还帮过共产党方面一个大忙，这事后面会细说。
潘宜之
潘宜之一开始可能是碍于人情面子，同时也是好奇，介入到刘尊一这个案子里来。
没想到，看过卷宗，提审过刘尊一后，潘宜之彻底被这个女子所倾倒，发誓要娶她为妻，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下令将刘尊一押往南京。潘宜之也跟着到了南京，他四处活动，到处为刘尊一求情；对刘尊一本人更是海誓山盟、百般殷勤。
此时的刘尊一，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又遭到破坏，赵世炎同志被捕牺牲了。她与组织上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刘尊一答应了潘宜之。
很快，南京的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1927年8月，蒋介石被逼下野。接着，国民党军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南京近郊的龙潭镇周围进行了一次大战。
此战，国民党军一举歼灭了孙传芳部主力。这场战役中，桂系部队立了头功。潘宜之也参加了此战，并立了大功。战后，潘宜之趁机托关系将刘尊一释放出狱。
不久，刘尊一生下了何洛同志的遗孤。她给孩子取名刘则仁，要他以父亲为榜样，以杀身成仁为法则，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年10月，刘尊一同潘宜之结婚了。
1928年春，刘尊一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刘尊一联系上了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与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后来听说儿子生病体弱，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
刘尊一回国后，先是在武汉，后来又到了上海。刘尊一多次提出，希望回到党内工作，最好能去莫斯科留学。但组织上要求刘尊一留在潘宜之身边，尽可能的影响潘宜之，让他多做反对蒋介石的工作。
组织上之所以这样安排，还有一层不能明说的原因。前面不是提到过，潘宜之暗地里曾帮过共产党方面一个大忙吗？潘宜之到底干了什么呢，四一二事变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在撤退途中，于上海市西郊七宝镇被捕了。在敌人司令部，周恩来遇到了潘宜之。潘宜之念及旧情，悄悄的释放了周恩来。这件事情，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
刘尊一后面与赵君陶长期保持联络，提供了反蒋方面的大量材料。特别是赵君陶的丈夫李硕勋牺牲后，刘尊一时常在经济上给予接济。
赵君陶与李硕勋
接下来，刘尊一随同潘宜之参加了桂系的倒蒋运动。倒蒋失败后，1932年春，刘尊一与潘宜之一同前往英国留学。
刘尊一先是在伦敦大学师范部学习，后来又开入牛津大学教育学院，从事教育行政、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1934年，潘宜之提前回国，担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主任。1935年，刘尊一完成学业后回到广西。
刘尊一回国后，先后担任广西省立医学院英语教授、广西大学社会学教授、并在广西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参加教育研究工作。
抗战爆发后，刘尊一在桂林参加了救亡工作。她参与组织妇女慰劳队，训练救护人员，募集慰劳物资。同时，协助军政当局组织训练女学生军，为抗战前方储备战斗力量。
为了救济各地的流浪儿童，当时的妇联搞了个“战时儿童保育会”。刘尊一积极参与此项活动，在广西组织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桂林分会”，由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夫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刘尊一担任常务理事。
后来，又成立了“桂林儿童保育院”，刘尊一任院长。刘尊一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此项工作中去。她积极筹集资金，措办衣物、食物，同时安排解决孩子们的住宿事宜。考虑到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桂林，又安排汽车将难童陆续向后方转移。
1938年冬，在桂林的一次宴会上，刘尊一再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十分亲切关怀地对她说：“我们已有十一年没有会面了，但是你的情况，常常有同志告诉我，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我们今后见面的机会会多的，希望你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周恩来同志的这番话，对刘尊一是莫大的鼓励。
1939年，刘尊一全家来到重庆。潘宜之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刘尊一担任“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院长。
刘尊一来到重庆后，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周恩来对于刘尊一的工作十分重视，他指示：“保育院是培养教育后代的园地，要把这些少年儿童培养成为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坚强意志、有战斗能力和善于工作、身体健康的青年。”
重庆曾家岩周公馆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刘尊一除了在生活上尽量照顾这些难童外，还特别加强了对孩子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保育院开设了时事政治课程，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理念，还时常邀请进步人士来院里作报告。
刘尊一的工作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这一年冬天，她被解除了院长的职务。有人还向潘宜之提出警告，要求他管好自己的老婆。
刘尊一在这种情况下，找到周恩来，提出要和潘宜之离婚，希望恢复党籍，带着孩子去延安工作学习。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她说：“革命战斗总是尖锐而复杂的，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是属于当前斗争的一部份，只要研究斗争策略，坚持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可以把工作做下去的。一个人参加革命斗争，不管是在党内或党外，只要是在党内领导下，目标一致，不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战斗，不一定要去延安，不在延安同样可以为抗战、为革命而工作。”邓颖超同志也在一旁劝导她:“在统一线战的外围工作，也很重要，延安尚须要向外发展哩!”
至于何洛同志的遗孤刘则仁，周恩来与邓颖超将其收作干儿子，并勉励他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里好好学习。
1940年春，为了安全，刘尊一带着孩子们回到桂系的老家桂林。刘尊一继续为党工作，她利用自己官太太的身份，通过走上层路线，了解到不少国民党方面的内幕信息，并传递给中共方面。此外，还设法掩护了几家进步书店，使其免于被查封。当她了解到特务有抓捕地下党的情报时，总能及时发出预警。那些年，桂林没有一个地下党员被特务抓走。
1940年秋，刘尊一在桂林开办了一所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写信给刘尊一，要她继续战斗在教育岗位上，多为国家培养建设的人才。
1941年夏，刘尊一收到蒋经国的一封来信。刘尊一与蒋经国是怎么认识的，史料上没有说，但此时蒋经国显然是把刘尊一当做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人。因为在信里，蒋经国向刘尊一拜托了一件极为隐秘的事情。
时任赣南地区行政专员的蒋经国，与自己的秘书章亚若好上了。章亚若此时有了身孕，蒋经国安排她到桂林待产。蒋经国希望刘尊一能够照顾并保护章亚若。
章亚若到桂林后，租了两间普通的民房，非常低调。很快，章亚若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蒋孝严、蒋孝慈)。这期间，刘尊一常来看望章亚若。孩子出生半年后，章亚若突发急病去世(一说是被特务暗杀)。刘尊一出面，协助料理了章亚若的后事。
蒋孝严拜祭生母章亚若
不久，蒋经国来到桂林，让两个孩子认了刘尊一当干妈，由刘尊一帮忙监护照顾(有一种说法，当时算命的说这两个孩子如果要平安长大，要找个属龙的人作干妈，刘尊一正好属龙)。
刘尊一对这两个孩子可谓视若己出，对孩子的日常生活、饮食衣着、身体健康非常关注。直到1944年，日军就要兵临桂林城下，刘尊一这才与这对孩子分别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刘尊一的丈夫潘宜之由于仕途受挫，加之对腐朽黑暗的政局感到绝望，服药自杀了。潘宜之留下遗嘱：“穿上大衣，放进棺材，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
194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表彰抗战有功人士，授予刘尊一“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刘尊一在重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重庆草堂国专校董、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公学教授等职务。在此期间，刘尊一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油印散发宣传文件、营救被捕学生等。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经国专程找到刘尊一，动员她去台湾。刘尊一自然是拒绝了。
解放后，刘尊一任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系主任、教授、院务委员，并历任重庆市首届、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南妇联委员、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四川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革四川省委委员。
1950年夏天，刘尊一去北京出席全国教育工会代表大会。借着这个机会，她前往中南海拜访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非常高兴的接待了她，留她吃了晚饭，饭后还一同到中南海划船。
1978年夏，刘尊一被查出得了癌症，单位将她送往北京友谊医院治疗。邓颖超同志听说此事后，四次打电话到医院，关心病情和医疗效果，两次亲自委托全国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教授到友谊医院为她组织会诊。邓颖超同志还派秘书常来医院探看病情，当她知道刘尊一脱离危险，病情好转，已经能坐起时，十分高兴，特地让她的秘书把一个大哈密瓜送到病房，并转述邓颖超同志的口信说:“这是友人从新疆带来的两个哈密瓜，我们每人分享一个吧”。
1979年春，刘尊一受重庆市委统战部的委托，两次给蒋经国写信，劝蒋捐弃前嫌，两党再次合作，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共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使海峡两岸的各族人民，解除骨肉分离的痛苦……
这一年十月，刘尊一由于癌症复发去世，享年75岁。
晚年的刘尊一与子女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合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 合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M]. 1990.12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79.12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