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国民党元老陈济棠的妻子劝他想办法逃离，说：“你千万不能学汪精卫，落得晚节不保。”

当时，汪精卫派人到香港，拉拢陈济棠，而日本宪兵也开始大肆搜捕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济棠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从此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中，日寇搜索甚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决心逃离香港，重返国统区，但他不能带着妻子莫漱英冒险，又不放心将她留在香港沦陷区。

莫漱英十分理解陈济棠，催促他赶快离开： “你走吧，不要管我。日寇如此大肆搜索，万一落入敌手，你不答应做傀儡又有何用，对外如何说得清呢？你岂能落得晚节不保？”

莫漱英的深明大义，令陈济棠大为感动，亦坚定了出逃决心。他将莫漱英和子女托付给亲信江茂后，当即与友人沈以甘、邓瑞人、张之英、黄居素等人进行商议，最终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的香港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设法将陈济棠带出香港。

陈济棠跟随林绍荣至大澳岛待了6天，终于等来香港盐业公司开往中山的运盐船。这时，陈济棠出逃消息走漏，日伪布下天罗地网，搜捕陈济棠。

就在陈济棠乘坐的船在中山县民众埠一带渡河时，不幸被巡逻的日舰发现，陈济棠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猛冲，就在日舰奋力追赶陈济棠时，一艘满载客人的小火轮驶过，日舰遂转移目标，截搜这个更大的目标，陈济棠这才侥幸脱险，到达自由区塘下。

之后，陈济棠转乘肇庆到梧州的拖渡抵达梧州，又取道岑溪、罗定、信宜，回到莫漱英的老家茂名高州休养。

此时，莫漱英及其子女却正饱受苦难。原来，陈济棠走后，莫漱英亦决定携子女冒险出逃。一路上，他们乞食、露宿，又遭遇劫匪，历尽艰险，吃了不少苦头，最后总算回到茂名老家。

陈济棠得知妻子儿女归来，激动地赶到城外五里亭，迎接家人。当莫漱英和儿女们出现在陈济棠视野中时，他竟喜极而泣。

在历尽艰险之后，能与家人平安团聚，陈济棠感激上苍保佑，特为妻子赋诗一首： 君经万险抵高州， 身带惊风容带愁；初见喜狂肠暗断， 欲言无语泪潜流。

此后，陈济棠和妻子儿女们在茂名高州度过了一段悠闲快乐的时光。后至重庆闲居，以读书写字作诗度日。

抗战胜利后，已经赋闲七八年的陈济棠又迎来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奉命出任两广宣慰使，回到广州，他一面使林翼中谋取广东省参议会议长一席，一面和文武旧部们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海洋渔业公司和一个供失业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以此恢复势力。

1949年4月，陈济棠出任琼崖行政长官，此后他致力于改善海南岛落后状况，成立琼崖行政长官公署，内设军事、交通、民政、教育、财政、实业、农林、卫生和秘书等处，并将琼崖17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然而，到了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三个军，如潮水般退至海南岛，薛岳、余汉谋分别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大权旁落。这时，陈济棠将其嫡系部队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

1950年，海南解放时，陈济棠逃往台湾。在台湾，陈济棠担任多个闲职，他知道自己再无用武之地，便将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

但就在陈济棠准备在台北创办一所完善的大学，并于1954年11月3日到阳明山区勘察校址时，却在阳明山半山腰的玉皇宫中，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无效而亡，年64岁。

1993年清明节，陈济棠的尸骨被护送回湛江市湖光岩，莫漱英1947年病逝后被陈济棠安葬于此，当时，陈济棠在悲痛中为自己在莫漱英墓旁预留了墓穴，如今他终于得以躺在妻子身边，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

陈济棠之所以能够成就其“南天王”霸业，关键在于取代李济深主政广东。而这关键的一步，虽说有他本人的争取，却有着更多的偶然。在各方角逐之下，蒋介石选择了看起来忠厚老实、安分听命的陈济棠，在扣留李济深之后，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特派员，负责广东军队的整编，陈济棠从此迈向割据广东的人生峰巅。

治粤八年，是陈济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兴建了广州第一座钢铁大桥海珠桥，以及越秀山体育场、爱群大厦等一大批开创先河的建筑物，修建马路30多条，市政建设成绩显著，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公允的讲，尽管褒贬不一，但是陈济棠在广东期间，整顿经济、繁荣商业，发展实业，推动广东工、农、商全面发展，还是做出不小的贡献，当时就有人言：“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邓公曾在1980年接见陈济棠之子陈树柏，对陈树柏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此外，在民族大义上，陈济棠也是堪为军阀表率，1936年他失败下野后，将主粤期间购买外国的尚未到货的军火，以及1000万大洋全部转交给南京，并言明用于今后的抗战，这个举动可谓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