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49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单说每一件事都足以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
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蒋介石败退前。让我们跟随历史的镜头，重新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军乐团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新中国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此时，西南重镇重庆还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
作为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陪都，这个城市让他幻想成东山再起的“福地”。
渡江战役胜利后，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往广州；10月15日，广州又被解放，重庆被迫又一次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让我们看下蒋介石1949年下半年的行程。
8月24日，按捺不住的蒋介石终于还是从溪口飞往了重庆。
到了重庆后，蒋介石着手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并自任主席。
在此期间，蒋介石一直在大西南寻找能够驻扎军队，同人民解放军对抗的地方。
9月底，他又从重庆飞往广州。此次来广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服李宗仁、白崇禧，把部队布置在西康、云南、广西、海南岛、广州、福建、台湾岛等地，继续与人民解放军对抗，以图东山再起。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蒋介石慌了，他于10月4日从广州飞往台湾岛。
由于苏联在10月2日就承认了新中国，10月3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苏联断交。
10月10日，蒋介石发布了双十通告，内容主要是指责苏联，并声称要与解放军斗争到底。
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
为了保住重庆，蒋介石于11月4日从台湾岛紧急飞回重庆，但是到了重庆后，他才发现，李宗仁已于3天前离开，回了南宁。
蒋介石的到来，给摇摇欲坠的重庆带来了一丝希望，也给如惊弓之鸟的军队和特务们带来一些心理安慰。
在李宗仁离开时，他们内心的挣扎到达了顶点，是走是留，该往 何处，如坐针毡。
不过现在还好，蒋介石总算回来了，他们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
西南重镇重庆仍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这使毛主席忧心忡忡。于是，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毛主席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制定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其实早在1949年5月23日的时候，毛主席就发表过《关于向全国进军部署致各野战军首长》的电报，电报对我军渡江战役后的行动，作出战略规划。
这次，针对解放大西南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制定了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
具体作战方针如下：由二野第4兵团（陈赓兵团）配合四野（林彪、罗荣桓）解放广州，堵死国民党在东南方向的退路，并把福建之敌与广西之敌一分为二，进行各个击破；
广州解放后，再迂回西进，进攻广西和云南，切断国民党残部逃亡东南亚的道路。
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主力则从湖南、湖北直插到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南逃云南之路。
由贺龙元帅率第18兵团钳制胡宗南集团，死死咬住他，把胡宗南集团阻挡在秦岭地区。
贺龙元帅
11月15日，贵阳解放，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开始进军重庆，重庆战役打响了。
参与重庆战役的有三个军，二野的第11军和12军，以及四野的第47军。
第11军军长是曾绍山中将。
曾绍山，1929年参加革命，战斗作风顽强，为人机智勇敢，长征时，三次穿过草地；
抗日战争时，虎口拔牙，参与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歼敌100余人，毁伤敌机24架，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辉煌战例，后参加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陇海、定陶等数十次战役，后率三纵随刘伯承、邓小平千里跃进大别山，1949年4月，参加了渡江战役，之后又参与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第12军军长是王近山中将。
王近山，1930年参加革命，历次作战身先士卒，舍生忘死，骁勇顽强，人送外号——“王疯子”。
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襄樊战役、进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
所属部队为二野王牌主力。
王近山中将
王疯子，国民党部队听说他，直打怵，日本鬼子见了他，猛摇头；在长时间的对战中，大家都把他当成瘟神一般，唯恐避之不及。
这次由王疯子亲自带队打重庆，国民党特务们听说他要来，慌张到不行，大家纷纷做好逃跑的打算。
最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四野第47军军长曹里怀中将也是一只令人胆寒的猛虎。
曹里怀，1928年参加革命，刚参加革命时，就跟随陈毅元帅发动湘南起义，同年5月，率余部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1929年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前后连续5次参加了反围剿；长征时，指挥红五军团担负最艰苦的后卫工作，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协助萧劲光大将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大本营的安全。
1945年8月，率领干部团挺进东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其中在辽沈战役期间，指挥部队在虎山、大黑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在连续3昼夜的黑山阻击战中，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为我军全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宝贵时间，从此一战成名，成为我军将帅中为数不多的善守之将。
曹里怀中将
王疯子这样的猛将，一下来了仨，宋希濂慌了，蒋介石慌了，戴笠更是慌到不行。
为了早点逃跑，他们已经顾不上体面了，对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关押的党员、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下了屠杀令。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
11 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此后，蒋介石为对付共产党人及其他政治对手，大肆发展特务组织。
1939年春，军统头目戴笠亲自到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一带选址，最后选中了原四川军阀白驹的白公馆，并用重金买下，改造为监狱。
白公馆监狱背靠林木蔽日的歌乐山，四面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的制高点上设有岗亭和碉堡。监狱大门终年封闭，人员仅从侧面小门的狭窄楼梯进出。
狱内别墅的一楼主要用作牢房，共计20间；原来的地下贮藏室和防空洞，分别改为地牢和刑讯室。
在白公馆内关押的，均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例如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和妻子徐林侠及其幼子“小萝卜头”等。
小萝卜头宋振中---中国最小烈士
渣滓洞，原是一座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为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十分隐蔽。1943年，军统特务设法占有了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造为监狱。
渣滓洞监狱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个放风场，有男牢16间、女牢2间。外院则为特务的办公室和刑讯室。
20世纪40年代末期，重庆爆发暴动浪潮，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加强了镇压手段。
此后，白公馆和渣滓洞成为囚禁反抗者的集中营。
渣滓洞和白公馆里关押了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川东特委一直在设法营救，他们千方百计的筹措金条，打通关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才终于赎出了几名学生党员。
但是其他人员，尤其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人员，就算中共川东特委用尽了一切手段，也难以施展。
文得不行，只能来武的，中共川东特委积极创造条件，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8月，为了摸清敌人底细，中共川东特委先后派遣陈昌和徐云桓二人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武装交警第1旅，经过努力，陈昌被任命为交警旅的中队长，但是由于敌人的警觉性很高，陈昌很快又被解除职务。
徐云桓这边，进行得也不顺利，武装劫狱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王疯子带队进攻重庆
一方面来自二野大军的压力，重庆随时会失守；另一方面，国民党高官们争相逃跑，对原来关押的“犯人们”直接下达屠杀的命令，并让底层军官们留守，而底层军官和看守员也想逃跑，所以他们想早点解决此事，给自己留足逃命的时间。
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通过多方消息探听到，人民解放军要进攻重庆，他们高兴极了，一旦重庆解放，他们就有救了。
但没高兴多久，一条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原来国民党军队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纷纷打算逃跑，但在逃跑前，为了解决监狱里的“麻烦”，他们残暴而直接下达了屠杀令。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很明显，一是不想带着累赘逃跑，二是为了掩盖自己曾经犯过的罪行。
11月15日，贵阳解放，二野没有休整，直接向重庆进发。
驻扎在重庆的特务们当即决定，除了非“严重案情”的17个人正常释放外，其余人于11月27日全部处决。
白公馆监狱
11月18日，监狱里的同志们，经过多方探听，才确认了这个消息。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怔住了；但最终，大家还是冷静了下来，商量自救的办法。
时任地下党重庆市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决定写封求救信，交给党组织，让党组织赶紧派人营救。
11月19日，胡其芬写了一封署名为吉祥的求救信，完成后把它交给了看守员黄茂才，由黄茂才设法传递给重庆党组织。
黄茂才是一名监狱看守员，贫苦家庭出身，虽然委身于国民党反动派，但是内心里，一直关心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1月27日大处决的消息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告知胡其芬的。
接到信件的黄茂才焦急万分，由于特务们的警觉性很高，他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把信送出去。
黄茂才头上冒着斗大的汗珠，表面上却异常平静，眼睛冒着血丝，却没有一丝倦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3天后，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在趁着同伴换班之际，他揣着信件即刻赶往市区，当他到达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后门时。
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医学院进步女学生况淑华早已在此焦急地等候，黄茂才将信交给了她，嘱咐她，这是十万火急的事，关系到很多条性命，让她务必尽快交给党组织。
黄茂才
况淑华一刻不敢耽误，立马把信交给了中共滋沙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刘康见信后，心急如焚，他立刻组织同志们筹措经费，准备武装劫狱，此时已经11月22日了，距离11月27日还差5天。
刘康派人找到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两名师长，向他们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放开大路，让解放军顺利过江；
第二、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特务们狗急跳墙进行破坏；
第三、带领部队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里面的同志。
对于前两点，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点，两人都没答应，理由是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2旅，该旅武器装备好，实力太强，不易成功。
没办法，刘康只能另寻他途。经过一番努力，11月26日，参与武装营救的人员基本上已经动员到位，除了一部分地下党员外，大部分是来自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这些进步学生为了救出监狱里的同志，敢于牺牲，着实令人敬佩。
战士们在进攻
驻守机场的国民党军连长（中共地下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第十区区长兼反共保民军团长陈秉国，同意借部分枪支给刘康，支持劫狱行动。
营救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于要准备的东西太多，时间太急，直到11月27日下午，刘康和大家还在研究劫狱的部署和细节。
但令刘康没想到的是，在27日晚下半夜的时候，歌乐山方向突然红光闪闪，且时有枪声。
他心里一紧，突然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句“糟了、完了！”
果然，第二天，大家就获知了白公馆、渣滓洞发生的大惨案。
营救行动功亏一篑，刘康和同志们心中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而那封“吉祥”的求救信，刘康保存了好长时间，直到1955年才交给党组织存入档案。
大家听说这件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怪罪刘康营救不力，导致许多同志牺牲。
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这件事，才会发现刘康也有自己的无奈。
首先，营救时间太短；
在收到信的时候，已经是11月22日了，离处决日期满打满算仅剩5天时间，要在5天时间准备好装备和人员，难度太大。
况且，蒋介石和宋希濂还在重庆，国民党军的建制比较完善，如果动作太大，必然惊动敌人。
刘康直接去找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师长，已经是铤而走险了。
当然，到11月22日才把信传到刘康手中，耽误了3天时间，是由于黄茂才造成的，但是黄茂才当时只是编外人员，而且特务们的警惕性很高，他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将信送出的。
这个真不能怪他，而且他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来做的这个事。
渣滓洞
其次、战斗人员不够；
解放军正在进攻正面战场，抽不出部队帮助刘康攻打监狱，而且地下党同志本身人手就很短缺，很大一部分人正在忙于接应人民解放军，所以刘康在情急之下，只能动员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来参战。
这些学生虽然是满腔热血，平时也进行过军事训练，但是毕竟没有参加过实战，而他们的对手是内政警察第2旅，武器装备好，战斗力极强，连一般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再次、武器装备奇缺；
刘康在准备武装劫狱的时候，枪支奇缺，短期内筹集经费购买，根本来不及，最后还是从国民党起义部队那里借来的枪支。借枪和运送枪支弹药，无形中又消耗了他的时间。
最后，没有及时摸清楚敌人的情况；
到了11月27日，刘康终于把人员和枪支准备齐全，但是由于对敌人的了解不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全都不清楚，这使得刘康不得不召集大家，仔细研究劫狱的部署和细节，这又在无形中耽误了时间，使他们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以至于终生遗憾。
解放军战士过江
虽然营救失败了，但是刘康、黄茂才、况淑华以及牺牲在监狱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是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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