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来不及了。任弼时说自己走错了，敌人本来打算放了他，谁知里面走过来一个小孩，突然扑向了他。
9月的一天，任弼时去机关开会。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走了过来。
走到门口时，他发觉不对劲，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肯定是有情况发生。
他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走已经是不可能了。
任弼时只好说自己路过这里的，天下着雨，想进来躲避一下。
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
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准备放走算了。
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叫了声叔叔。
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趁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
任弼时被捕后，押进了西牢。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
打入敌人内部的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陈赓，陈赓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
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
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
于是，告知任弼时的妻子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第二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
敌人没有搜到有用的信息，对任弼时用尽了刑讯，希望能得到点什么。
然而酷刑用尽，任弼时半句有用的信息都没透露出来。
因为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最后只得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就释放了他。
任弼时出狱后，接中央指示，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他又风尘仆仆，踏上新的征程。
1948年春，中央进入河北西柏坡。任弼时血压很高，心律又严重不齐，却仍时时支撑着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
1949年3月，他随中央进入北京，主持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赴苏联治疗。
1950年4月回国后，他没按医嘱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去世时仅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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