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这样，虽然我们曾经并肩出发，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若干年后，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们站在天际，而自己依然在原地。历史也只能记住有限的几个飞上天的人，而更多的则泯然在时间的长河中，虽然历史的书写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平凡英雄。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大革命时期，他曾经与董必武、陈谭秋等人一起并肩战斗，他还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转入地下，根据组织的安排依然不畏艰险地进行革命工作。
解放后，他谢绝了董必武让他去北京工作的邀请，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默默地工作然后默默地退休，他身边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一段那么辉煌的经历。在困难时期，他宁可和妻子在武汉大东门合作亭摆摊，也没有向组织开口提过一次要求。
他叫郑凯卿，一个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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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突出郑凯卿的工人身份，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58名党员中只有他和李中（李声澥）两人是工人，而后者也仅仅是“工人身份”而已，实际上李中是根据陈独秀的建议进入到工厂工作的，他本人则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的同窗。
实际上，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亦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起者和领导者主要都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好像只有“知识分子”能通过读书开阔眼界后更多地考虑一下救国救民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之，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对其他阶级有所不恭，但事实似乎就是这样。
所以，读书改变命运。
郑凯卿1888年出生在武昌青山的一个穷困家庭，从小父母早逝，他和哑巴妹妹相依为命艰苦度日，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和沧桑。
18岁时郑凯卿进入武昌文华书院当校工。文华书院是美国圣公会1871年在武昌开办的教会学校，后来发展成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现在叫华中师范大学，一个很牛逼的存在。
美国的教会曾经在中国开办过很多知名的学校，为中国培养出很多的人才。当然，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我们一定要有意无意地忘记这段历史。
中国有句古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郑凯卿虽然只是校工，但是在文华书院里他认识了很多“有志之士”，这也为他以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初的武昌，革命气氛相当浓厚。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在文华书院设立了日知会阅览室，郑凯卿也经常到此学习识字，在此他也结识了青年董必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郑凯卿的女儿郑季霞在《我的父亲郑凯卿》一书中写道：“在文华学校校长余日章的带领下，郑凯卿和文华学校学生军迅速投入战斗。郑凯卿和康明德举着'九角十八星’的大旗冲在前面开路，学生军挥舞着平常操练用的仿真枪和指挥刀，高喊着口号跟随其后，呐喊声震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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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25岁的郑凯卿成了亲，新娘子是16岁的李雅卿。二人夫唱妇随，携手走过了一生。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恽代英在武汉成立的进步社团——互助社，之后恽代英成为了文华中学的主任，由此郑凯卿更成为了恽代英活动的直接参加者。“五四运动”中，恽代英、郑凯卿和武汉爱国学生3000多人齐聚阅马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随后举行了浩大的游行活动。
1920年2月4日，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他此行的目的是应武昌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的邀请特来出席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并作演讲。本来这次典礼活动文华大学原计划邀请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因事脱不开身，便推荐了陈独秀。
为了方便陈独秀的在汉生活，文华大学特安排校工郑凯卿负责照顾事宜。几天的朝夕相处，陈独秀非常喜欢这位憨厚的年轻人。特别关注武汉工人阶级现状的陈独秀临走之前，专门交给郑凯卿一个任务，即调查武汉工人状况。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建立组织，并特意叮嘱他介绍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入党。
1920年9月，通过陈独秀的发展、刘伯垂介绍，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在武汉产生。同年秋，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内，由刘伯垂主持，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党组织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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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大后，同年冬天，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包惠僧任书记，郑凯卿负责劳工运动。
由于郑凯卿的父亲当过人力车夫，郑凯卿熟悉人力车夫疾苦，因此他参与组织了1921年12月的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工，之后他还与林育南、施洋等组织成立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工会，由于组织得力、工人齐心，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罢工行动成功后，武汉地区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分别于1922年1月和2月成立了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郑凯卿担任联合会组织部秘书，与联合会其他同仁一起团结地方工人开展维权运动。
1923年初他又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组织京汉铁路全线铁路工人和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罢工，形成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此次示威游行后，军阀对武汉三镇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史称“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共党员、工人运动领袖施洋律师遭到北洋军政府被捕。郑凯卿和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筹划营救施洋，但未能成功。施洋遇害后，湖北军阀萧耀南一度下令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
武汉党小组随后暂时疏散，郑凯卿离开武汉前，对妻子最后的叮嘱是：要多去看望和照顾施洋的遗孀。后来，湖北督军贴出悬赏告示，15000元现洋悬赏董必武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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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谷，国民党反动派在杀害李汉俊后，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为安全护送董必武去上海，郑凯卿在严寒的冬夜，顶着呼啸的北风冻雨，冒着军警特务严查的风险，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装扮成人力车夫，把相处七、八年的领导安全护送到汉口江边船码头，待董必武上船后，他才放心离去。
之后，郑凯卿按照董必武的要求，避开敌人搜索，赴江西与时任江西省委领导的陈潭秋会合、协助工作。而在武汉的郑凯卿妻子带着孩子们艰难生活，其中3个孩子不幸染病身亡。
1934年初夏，郑凯卿接到秘密渠道信息，陈潭秋妻子徐全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组织委托郑凯卿将他们的孩子从武汉送往黄冈老家。打扮成流浪手艺人的郑凯卿带着孩子进入大别山，风餐露宿，历经千难万险，把孩子送到了陈潭秋哥嫂家中。
1938年3月10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收留1.6万名来自战区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难童，武汉沦陷前，董必武指示郑凯卿和保育会救援人员一起，将难童分批护送到宜昌，再换小船入川，分别安置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因时间紧迫，郑凯卿夫妇没有等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邦文、邦达回家，就忍痛踏上西迁的征程，从此和两个孩子失去联系近10年，在各方努力下，郑凯卿和保育人员历经千难万险，将“儿童保育会”的儿童安全送至奉节、云阳、万县、重庆等地，圆满地完成了救援转移难童的任务。
1946年秋，郑凯卿从四川回到武汉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总务处工作。为了反抗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里面安插的密探，郑凯卿号召学生建立了“新教协”、“新青社”等学生组织，在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的掩护下组织学习党的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以抵抗国民党的监视以及对进步学生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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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武汉刚解放时，党组织还未公开，组织上准备安排郑凯卿出来工作。时任地下党负责人（后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德峰派人到郑家看望，请郑凯卿出来工作，郑凯卿说：自己常以拉人力车做掩护，和施洋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如果要干，就给是施洋看墓好了。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派人到武汉看望郑凯卿，请郑凯卿前往北京工作，郑凯卿以年龄大、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为由谢绝了。
他此后就一直拿着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和退休工资，而他的妻子李雅卿在大东门合作亭摆一个摊，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的日常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但郑凯卿从来没有给组织开口提过一次要求，为了改善生活，李雅卿约上邻居黄婆婆，把自己编织的生活用品送到武昌火车站或人多的地方去售卖。
从家里到武昌火车站有一条小路稍微近一些，可以节省一些体力，这条路崎岖不平，与一条铁路交叉，且要经过一段上坡，非常危险，为了生计，两人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地在这条路上奔波。
1959年12月2日，悲剧还是发生了，黄婆婆的手推车在上坡与铁路交叉的地方，被卡在石头缝里，正好这时有一辆火车开过来，李雅卿为了救黄婆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对数十年与妻子相濡以沫的郑凯卿的打击是巨大的，但郑凯卿把这份痛苦埋在心里，依然没有给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1966年11月15日，郑凯卿在武汉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9岁。
他做了一辈子工人。
参考资料：《我的父亲郑凯卿》 郑季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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