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旅法华侨唐纳回国后，中共中央调查部专门抽调人员接待了唐纳，并将他安排在上海东湖招待所。
不久之后，唐纳又动身前往北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亲自出面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以及在调查部工作的叶选基、叶选宁。
按说唐纳一个旅法华侨，为什么会受到中央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更为关键的是，当时负责接见的人中还有罗青长，罗青长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是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当过李克农的秘书，在这些昔日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老领导纷纷去世以后，能够代表的就只剩下罗青长。
似乎这也在暗示，唐纳身上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
在揭开唐纳身份之前，不能不说的是他和江青的关系。
唐纳的本名是马继宗，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家庭，得益于家庭的关系，唐纳幼年时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还从事过抗日救亡运动，从三十年代开始，唐纳便以笔名季良、骥良，在报刊杂志上刊载影评。因为文笔犀利，唐纳很快便名声鹊起。
有意思的是，唐纳这个名字一开始作为笔名，是属于两个人的。
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佘其越，另外一个就是唐纳本尊。
佘其越以唐纳为笔名，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爱国文章，而唐纳则以撰写影评为生，时人都以为两人乃是同一人，不过到后来，佘其越后来更名为史牧。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佘其越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那么与之交好的唐纳的身份似乎可以呼之欲出了。
这里我们先略过不谈，稍后再揭秘这件事。
唐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相当活跃，他通过向报社投影评，然后又发展成编辑、记者，还当过战地记者，九一八事变以后，唐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还出演过抗日的话剧，并在电影公司担任过演员。
横跨多个专业的唐纳当时在上海、重庆等地都很有名气。
也就是在此时，唐纳与江青结识，当时江青还叫李云鹤。
江青是1933年4月下旬到的上海，当时他才经俞启威介绍入党才两个月，可因为俞启威被捕入狱，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上海兜兜转转了几年，期间也从事过“左翼教联”的业余话剧团体，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
1935年春，江青在上海金城大剧院出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唐纳当时看了这部剧，并撰写影评大加推荐，江青也因此而名声鹊起，事后在唐纳帮助下，江青进入电影通业公司。
从那时开始，唐纳与江青便已经走到了一起。
江青在上海时，租住的是上海一户姓许的人家家里，这户人家雇佣着一个保姆秦桂贞，因为时常打交道，江青同秦桂贞之间也产生了很深的交集，秦桂贞那时很照顾江青，因此江青也很感念秦桂贞。
当然，秦桂贞后来也没有想到，因为同江青这段缘分而倒了霉。
据秦桂贞回忆，江青住在这里没多久，唐纳也搬了过来，两人住在了一起。
当然，秦桂贞不知道，两人当时已经成婚。
1936年4月26日，江青与唐纳在杭州月轮山下的六和塔举行了结婚仪式，当时在六和塔下，还有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因为都是业界出名的人，加上请动了郑君里司仪，沈钧儒证婚，当时这几对儿新人的婚礼很是轰动，后来还被刊登在报纸上。
秦桂贞也是后来在许家主母的告知下，才知道了这件事。
不过，结婚仅仅只有两个月，江青与唐纳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已经大到了无法调和。
据秦桂贞在八十年代接受采访时称，江青与唐纳在一起时，三天两头吵架，她还曾几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角色。
大概也是因为吵的太多，感情也淡了，江青萌生了想要离开的想法。
一次，秦桂贞去江青屋子里打扫，发现她正在收拾行李：
“蓝小姐（蓝萍），你要搬家？”
那时江青很兴奋，还告诉秦桂贞：
“我要远走高飞。”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秦桂贞对当时的印象仍然很深刻，她记得江青对她说了一句话：
“要为妇女的翻身而斗争。”
江青离开时，曾嘱咐秦桂贞，不要把她的事儿对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她回了山东老家。
1936年5月底，江青踏上北上的列车，当时唐纳一直以为江青是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在上海等不及，去山东看望，才知道江青离开家已经十几天了，至于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
对这段感情，唐纳一直很认真，但江青对他的态度，也令他十分绝望。
也因为为情所困，唐纳后来几次自杀，但都被人救下，因为本身是业界名人，唐纳自杀一事被传的沸沸扬扬，后来还被登在报纸上。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江青离开上海，在济南小住了几天后，动身前往延安。
唐纳在离开江青以后，很长时间才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抗战全面爆发后，唐纳还曾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感情经历，但却始终不顺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受蒋介石三次电邀到重庆谈判，那时唐纳恰好也在重庆。
一次酒会上，毛主席与唐纳不期而遇，当时的气氛异常尴尬，就连唐纳也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毛主席打破僵局，主动握手：
“和为贵，和为贵。”
毛主席的雍容大度给唐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唐纳回忆起当时情形来还忍不住感慨：
“毛主席真了不起，不仅胸怀开阔，而且智慧过人......”
据说江青后来借口治疗牙病，曾赴重庆治疗，期间听闻唐纳也在后，还打电话约见他，但唐纳予以拒绝，并在事后解释：
“江青如今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1947年8月，唐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结识了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的三女陈润琼（当时任《自由论坛报》的记者），追求多年后，终于在1951年答应了唐纳的求爱，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
至此，唐纳的情感才有了一个最终的归宿。
新中国成立前夕，唐纳离开香港《文汇报》，动身赴纽约，后来一直定居在国外。
一直到1978年才首次回国。
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中央对唐纳的回国予以高标准接待。当然着不可能是因为他与江青的关系，这件事情一直到唐纳去世三十年后的2013年，作家叶永烈才公开称，唐纳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早在1986年，叶永烈就曾采访唐纳挚友夏其言，夏其言曾揭秘：
“唐纳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
这就要聊起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关键人物——佘其越。
佘其越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唐纳共用一个笔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唐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也得意于此，唐纳与佘其越结为至交好友。
不过到了1932年3月，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党组织被破坏。
为了掩护佘其越，唐纳找到了好友夏其言，希望夏其言能暂时收留佘其越在他家里暂住。
唐纳与夏其言认识，纯属巧合，夏其言一开始认识唐纳的弟弟马骥善，1934年两人同时考入中央企业银行，因为彼此言行一致，因此结为至交，通过马骥善的关系，唐纳与夏其言熟识。
据夏其言后来回忆，他认识唐纳时，唐纳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因为夏其言本身思想也很进步，当时也正在偷偷读马列著作，他与唐纳本来就交好，因此对他的提议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还有些高兴。
唐纳、佘其越对夏其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三人不仅是同龄，还是老乡，更为关键的是，夏其言是后来才知道，佘其越是中共地下党员。
之前佘其越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过，被关在苏州反省院，有意思的是，当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的“假释”制度，意思是先把犯人放出去，让他们体会一下自由，然后在抓捕回来，促使他们反省，可佘其越意志何等坚定，趁着假释的时间，竟然直接就越狱了。
佘其越逃狱之后，找到了唐纳帮忙，而唐纳又找了夏其言帮忙。
就这样，在国民党当局的眼皮子地下，佘其越就住在夏其言家里，而且不时地以笔名唐纳发表文章，一开始唐纳的笔名还不叫这个，他有很多个笔名，但后来为了掩护佘其越，也用唐纳做笔名发表文章。
久而久之，唐纳就成了专属于一人的名字，而佘其越因为受国民党当局逮捕次数太多，名字也挂了号，后来干脆改名叫史牧，一直用到了解放后。
更为关键的是，在佘其越、唐纳耳濡目染之下，夏其言思想进步也非常快。
1937年，夏其言在张承宗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
而据夏其言回忆，早在他之前，唐纳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整个抗战时期，唐纳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据唐纳的前妻陈璐回忆，当时他并不知道唐纳地下党的身份，只是记得唐纳曾对他说过：
“如果我被捕，牵连了你，你就说'我早就跟唐纳离婚了’！”
时隔多年后，陈璐接受采访时，还清楚的记得，唐纳后来秘密到了重庆后，她在家里还遭到过巡捕的审问与跟踪，当时陈璐按照唐纳走时交待的话，告诉巡捕自己已经与唐纳离婚。
因为陈璐本身并不了解唐纳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因此无论巡捕如何审问，始终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巡捕一连找了陈璐几次，甚至还把她关在巡捕房，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盯梢的在陈璐家里一连几个月，始终没有发现唐纳的踪迹，无奈只能撤离。
一直到唐纳后来又返回上海，陈璐说起此事，唐纳还笑着调侃：
“我给你准备的台词还是派上了用场。”
不过，当时唐纳并没有把巡捕为什么盯上他这件事告诉陈璐。
一直到后来，唐纳出于某种考虑，选择了离开国内，定居海外。
1978年，唐纳回国后，当时夏其言正在北京出差，中共中央调查部托人找到夏其言，希望他能到上海去，以组织的身份接触唐纳。
对于中调部找上门来，夏其言赶到非常意外，一直到后来他才了解到，原来唐纳回国后，点名要求见的好友就是他，所以中调部才通过上海《解放日报》的党委约见他，并嘱咐他：
“你在新闻界工作，尤其要注意，不得对外透露唐纳的真实身份。”
据夏其言事后回忆称，中调部的工作人员当时曾明确告诉他：
“唐纳又入党了。”
这也基本上可以表明，唐纳很早就入党了，只是后来脱党了，但这里的这个“又”字用的非常的巧妙。
那时，对夏其言见唐纳，中调部要求他称呼“马先生”。
唐纳回国以后，与许多当年的老朋友都见了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夏其言的夫人曾邀请唐纳夫妇到家中做客（夏其言夫妇是经唐纳撮合在一起），但唐纳一听顿时面有难色，支支吾吾没答应，一直到后来才携夫人前往。
这也似乎说明，唐纳本身行程是高度保密的，去哪里事先要向组织报备，得到允准后才可以前往。
1978年12月，唐纳动身前往北京，受到了叶剑英、罗青长的接见。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几人见面是高度保密的，并不见于公开的媒体刊登消息，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年的几个旧人均已经作古以后，消息才发出来。
2008年12月，《南方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叶剑英与唐纳的会面，但却用了一张照片，照片赫然就是1978年12月，叶剑英与唐纳会面时的情形。
而这张照片的图注这样写着：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上有叶帅、也有唐纳，但是唯独没有唐纳的夫人陈润琼。
根据叶永烈文章的描述称，这张照片之所以没有陈润琼，是因为叶剑英在接见唐纳时，并不是以接待旅法华侨的身份，而是以唐纳的政治身份进行会晤，如果是以旅法华侨的身份，那么唐纳的夫人陈润琼必定跟随。
所以就现有的情形来看，唐纳必然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还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1985年，唐纳又携夫人、子女回国，这一次唐纳在国内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除了与老友见面外，还同夏其言聊自己想写一本回忆录，并委托他搜集资料。夏其言也为此事专门托朋友，从各方面搜集资料。
不过很可惜，唐纳的回忆录尚在搜集资料期间，他本人就已经不幸撒手人寰。
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逝世，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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