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朱欣陶 （1898～1985）
朱欣陶~ （1898～1985） 上海人。1936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派遣打入日伪冀东政府搜集情报，对冀东武装暴动做出重大贡献。1938年至1940年，以伪昌平县县长身份为掩护，为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搜集情报。之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城内长期潜伏，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55年以北京市文物组主任的身份，参与定陵的挖掘工作，后在定陵博物馆、十三陵特区工作。1985年11月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
正文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到全国解放，我和我爱人张子余同志一起，按照党的指示，一共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了十三年。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这十三年中，我先后当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秘书、伪冀东道警务科长、伪昌平县县长和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八区公路工程管理局人事室章制组组长。在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我利用工作之便，为党提供情报、掩护干部和电台。现在回想起那段危险、紧张而又有意义的斗争生活，和“四人帮”横行时，颠倒黑白把我打成汉奸、走资派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
我本来是上海人（父亲是布店的“出店”），六岁那年，父亲患伤寒病死了，剩下母亲、妹妹和我，三口人相依为命，靠母亲给人家浆浆洗洗糊口过日子。
母亲为了给我找一条生路，拆死拼活地干，想多挣几个钱,供我念书，但我一共只念了私塾和不足三年的小学。十五岁时,老师看我实在可怜，就把我介绍到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部航政司姓胡的司长家里当佣工，并随他来到北平，干了两年有饭无工钱的杂活。后来经过恳求，姓胡的司长把我介绍到大理院（最高法院),当了一名工友，每月挣七块大洋，我给家里寄三元，母亲很欢喜。
大理院有几个好心人，看我年轻，记性好，人又勤快，就帮我补习文化，教我速记。我很快就学会了，当上大理院和旧国会的速记员。
在我二十岁那年，北洋军阀皖系的姚震当了大理院院长。他有一个侄子，叫姚依林，当时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清华大学读书。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的宪兵三团搜捕共产党，查抄清华大学，姚依林曾在我家暂住避难。
姚依林
姚依林（1917年9月6日-1994年12月11日），男，曾化名姚克广，祖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出生于香港。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就在那时，我和爱人受他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并参加了革命。
“七七”事变后，冀东伪组织下属的两个警防队哗变。为此，日寇撤掉殷汝耕的伪防共自治政府的政务长官职务，由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接任。池上台后，聘请姚依林的五叔姚国桢给他当高级顾问。通过姚依林的母亲介绍，我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当秘书，开始为党提供情报。例如，我利用夜间，把冀东所属二十二个市、县的警察和保卫团的编制、驻地、武器装备、干部姓名等等填表并秘密送给姚依林同志。
后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为冀东道。姚依林指示我，要乘机把冀东道警务科长的职务捞到手里。我便想方设法当上了伪冀东道的警务科长。
警务科表面上是管警务行政工作，实际上是负责收集我游击队活动情况，每天编一份秘密情报。这时姚国桢在天津养病。我就在送给姚国顾问的情报里多装一份，转给姚依林。有时遇到比较
重要的情报，我就亲自打电话通知姚依林来唐山，我去接他，面谈后再送他走。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冀东大暴动前，我把冀东各县的详细地图通过胡科长的老婆带到天津。胡的老婆是个摩登女人，熟人很多，交际很广，我请她去天津为姚国桢送“东西”。她高兴得很，因为这正是她巴结权势的一个好机会。因此，她按我的嘱咐，亲手把装有军用地图的“东西”交给了姚国桢的儿子，由他转给了姚依林。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我先后得到关于宋、邓支队挺进冀东,已打到长城边上和冀东党正在组织武装暴动的两份重要情报。随后又得知，日寇为防止暴动，就要收缴分散在冀东民间的二十三万支枪的消息。因此很着急，就火速约见冀东地下党负责人李运昌同志，把这三件重要情报汇报给他。
冀东大暴动
冀东暴动本来预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根据以上情况的变化，就提前到七月六、七、九日举行了。起义成功以后，各县纷纷告急，这里说“共匪”成千上万，遍地都是。那里说，八路军锐不可挡，得赶快派兵去“围剿”。这一件接着一件的消息，使日寇、汉奸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而一些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人，有时也学求乐祸地说一些风掠话，嘲笑日伪的无能和虚弱。记得当时冀东道的职员天天到警务科来打听消息。
冀东暴动
有一天，大家听到迁安县城被我攻克，姓朱的县长（绰号“猪八戒”）狼狈逃走，藏在一个叫“三仙洞”的土娼家里。还有我军打下卢龙县城，一个姓牛的县长（人们叫他“牛魔王”）也仓惶逃命。听到这些后，建设科科长杨恩蔚就编了一个小说的回目，叫做“猪八戒避难三仙洞，牛魔王败走卢龙城”，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说：李运昌是湖南人，卖篦子的（此系误传，李运昌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怎么对冀东的情况知道得那么清楚，打保卫团，拿警察局，一搞一个准儿？！他们哪里知道，有我这个“里通外国”的警务科长给李运昌通风报信呢！那一段时间，天天都能听到我军得胜的消息，加上伪政府里议论纷纷，讲八路如何如何，李运昌如何如何，就象讲神话一般。我虽然不动声色，但打心眼儿里高兴。
李运昌(中)
在工作中，我虽然没露过什么破绽，但鬼子还是怀疑我。开始让人监视，后来干脆让我到昌平当县长。我请示姚依林同志，他说：“可以去昌平，因为昌平可以沟通北平和平西根据地的联系。”于是，我到了昌平。
当上伪昌平县长以后，姚依林同志因工作需要，到解放区去了。因此，我有一段时间没和组织接上关系，心里很苦闷。有一天傍晚，传达人员老徐来报告，说外面有位先生要见我。
姚依林
吴德（1913年2月-1995年11月29日），河北丰润人，原名李春华，曾用名李若夫、李子实、孔四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吴德同志，我忙让进里屋。吴德一进屋，就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欣陶同志，我身上带着重要文件，组织命令你,务必在今天把我送进北平。”一听“同志”两个字，我心里一热，泪水涌到了眼边，我又一次感受到党的温暖。于是，我一面为他安排茶饭，一面想怎么把他送进北平。当时路上关卡很多，盘查很严，就是我亲自去送，危险也是很大的。后来我想，还是在日本联络员高桥清四郎身上打主意。
高桥清四郎是驻昌平县的日本军队联络员，大家都管他叫顾问。这个高桥是个贪酒好色之徒。他常去北平，在窑子（妓院）里肆意纵酒，狂欢一宿，第二天早上再醉醺醺地滚回来。我心想，这一点正好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去找他，当机提起：“你好久没到北平去了，又该喝一顿去喽？”高桥一听，来了兴致，他说：“怎么？县长的请客？”我说：“好，我请客，我请客。”说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元联营券（伪钞），他欣然接受，高兴得不得了。我就打电话给警务局，派车派人护送高桥去北平。等高桥一坐上县里的“福特”牌汽车，我就走上前去说道：“顾问，我有个老朋友，来找事做，咱们这里安排不下，我想让他坐车跟你去北平，你看……”高桥马上说：“好的，好的，县长的朋友，我的可以带去。”吴德同志上车后，我对他说：“我们这里人多，安排不下。这儿有二十块钱，您带着零用，到城里找点事干吧。”吴德同志不要，一个劲儿推辞。我怕露出破绽，就把钱收起来了。车开走了，我一直放不下心来，一宿也没入睡。第二天早上在大门口转来转去，忽然，看见护送高桥的警察。我问：“昨天还顺当吗？”他说：“顺当。”“我的那位朋友呢？”“他进西直门后就下车了。”一听这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以后，我又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四四年冬，我和张子余同志一起去解放区找党组织。找到后，我们要求留在解放区，但组织依然决定让我和张子余同志回到北平市里潜伏，并说不久就有任务。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我在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八公路工程管理局人事室工作。一天，组织派李才同志来交代任务，决定在我家设立秘密电台，并安排报务员张说明住在我家。
电台设立起来后，直接同我平西根据地联系。一天，李才同志在东四牌楼被一群国民党军警踪逮捕，抓到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军用卡车上。李才同志乘汽车发动之际，跳车逃走。但被军警拽下身上的皮夹克，同时，军警开枪射击，李才腹部中弹。可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皮夹克里还有文件和几个重要通讯地址，那关系到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呵！所以，他忍着剧痛拼命跑。跑了一段路，跳上一辆三轮，让三轮车工人拉他钻小胡同，答应加倍付车钱。于是，三轮穿街过巷，飞也似地跑到我家。他踉踉跄跄地跨进门，扑到桌前，抓起电话，通知有关的人，立即转移。我二女儿学过救护，一看他腹部渗血，就赶忙为他包扎。
我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家，马上安排报务员张说明转移，让张子余同志把李才送到西单石缸胡同另一工作关系处隐起来，并设法请医生为他治疗。经医生检查，为贯通伤，未打断肠子,只要不化脓，就不需动手术。这样，我和张子余同志轮流护理,给他注射盘尼西林。两个月后，他养好伤，由张子余送他到无津，后转入解放区。另外，我当时就把电台转移到一个朋友家，说是古董玉器，托他代为保存。他爱人高高兴兴地把“古董箱子”放进地窖。直到解放后，张说明同志会同公安部派人去取，她才恍然大悟。
以上，是我在敌人心脏里活动的几件小事。现在想来，我所以能在敌人内部安全活动十三年之久，完全是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全力保护的结果。至于我个人，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尽了一点力，但同战场上的英雄们比，这一点力是微不足道的。如今，我虽已年逾八旬，但仍要振作精神，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资料来源:
《河北革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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