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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新四军一师军工部部长程望回忆

引子

*本文原作者程望

程望(1916.7—1991.12.18),东省台山县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革命,同年三月参加新四军、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参谋处通讯参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处通讯科副科长。

一九四一年二月起,任新四军军工部工务科科长,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军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华东军区军工部副部长兼济南市军管会工矿部部长,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副处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局长。一九六一年六月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机械局副局长。

一九七八年九月起,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上海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逝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就是张渭清——电影《51号兵站》主角“小老大”梁洪的原型。虽然本文着墨不多,但其对新四军一师军工发展至关重要。

1943年,上海地下党的物资站51号兵站由于被叛徒出卖,运往苏中新四军的物资渠道被掐断。为了尽快恢复新四军的物资供给,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奉命到兵站工作,他以帮会头子范金生的门徒“小老大”的名义做掩护,展开了一系列地下活动。梁洪这个角色,也让他的扮演者——年仅22岁的上影演员梁波罗一举成名。

《51号兵站》海报

“小老大”梁洪的原型,正是电影《51号兵站》的编剧之一张渭清。当年,张渭清是新四军一师后勤部的军需科长,奉粟裕司令之命到上海开展新四军军需物资采办运输工作,影片中的不少情节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51号兵站》剧照

1943年,张渭清奉粟裕指令到上海建立秘密兵站,采办制炮所需的无缝钢管,以及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西药、油墨等战略物资。

《51号兵站》剧照

通过苏北青龙港洪帮“老头子”潘海鹏介绍,张渭清以商人身份,来到了紧靠着黄浦江边的吴淞镇同江路24号——宝丰渔行。渔行老板蒋永清看到张渭清生意大,人又机警灵活,善于打交道,就让他在宝丰渔行当了“小老板(代理人)”。

《51号兵站》剧照

至此,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上海地下物资采办组的秘密联络点,在宝丰渔行扎了根。

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上海采办组原址

1944年,张渭清采办了一批无缝钢管,并通过江南造船厂的地下党员协助加工了一批迫击炮筒和炮座等10多吨物资,需要紧急运往苏中根据地。为了顺利通行,张渭清买通了伪海防大队长胡老九,托伪海军司令的联络官买来一张出口证明,假装走私贩子,贿赂日本电讯株式会社的朝鲜籍驾驶员,得到了敌海军部的给养车和伪海防团的哨船。

张渭清(左二)

之后,张渭清利用这些关系做起了买卖的“生意”。他将苏北的黄花鱼、食油、小麦、玉米等运到吴淞镇来卖掉,再由其他同志到上海市区采购草绿布、白报纸、印钞纸、车床、生铁等军需物资,然后打着“和平军”的旗子一船一船地运走。张渭清每次同自己同志联系时,都是身穿黄色制服,头戴日本军帽,佩挂刺刀,以“和平军”的身份作掩护,闯过了海关、水上警察等多道关口,源源不断地向苏中新四军根据地运送大量军需物资。

张渭清夫妇

除了张渭清,新四军的“小老大”还有很多,他们都曾以不同的身份潜入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巧妙周旋,采购大批钢材、五金、化工原料以及机床设备,收罗技术人员,为新四军的军工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51号兵站》剧照

正文

我搞军工是从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到新四军军部军工部开始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时,决定成立军工部,由韩振纪任部长。我刚任军部参谋处通讯科长,参谋长赖传珠派我去盐城以西约十五公处冈门镇(现称龙冈)韩部长处报到。韩部长要我任工务科长。

四月,苏北解放区广表成片,环境安定。军工部的机构大体建立便发起“红五月”生产突击。我到制造手榴弹的两个队(分厂——铸造和车削木柄,制黑火药并装配)帮助工作,任务是协调生产并设法增大产量。因为两个队离军工部机关较远,它们分驻古基寺前后两个村庄。

七月初,日军对盐城军部猝然发起扫荡。日军占领五公里外的湖垛镇,两队知悉,仓皇停产,装船撤离,幸无损失。次日得赖参谋长指示:两队在该水网地区自主机动、应付日军、国民党军残部的扰袭。八月,形势渐趋平缓。军工部在黄河故道羊寨附近重新集结。我们两个队最后赶到。准备立即恢复生产。但因形势已不宜大集中生产,军部决定军工部撤销。人员、设备、材料分散到二师和三师以及三师的两个旅建立军工组织。

我原被派往一师,赴任时,两次未能通过封锁线,返回军部。赖传珠参谋长留我在参谋处任军工参谋,我提议去三师军工部孙象涵部长(原军工部副部长)处帮助工作,获准。

孙部长要我帮助工务科长田汝孚和科里同志搞研究试制:复装子弹的弹头;改进黑火药;和八二迫击炮弹。研究内容包括所用的轻型手动机械,在此期间设计制造了几台用管子为床身和导轨的小车床。这些研究试制结果,也是以后我到一师军工部的工作基础。所建立的合作情谊,也为以后几年三师军工部和一师军工部建立很好工作关系,相互帮助,交流技术,一直保持到抗战结束。

一师地区通往军部和三师的交通逐渐打通。一一师催我前去。一九四二年春节过后起程。三月到达通(南通)海(海门)地区一师师部(和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一同行动),向粟裕师长报到。叫我暂时在参谋处通讯科(包括电台)帮助工作。

四月初,粟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对我说,现决定组建军工部(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军工部),派顾吉祥(原师供给部属织布厂厂长)同我一同工作。我们考虑军工部是个新机构,起点只有师供给部一个修械所,开始筹建,人员生活,供应警戒和行动指挥,都必须依托一个老单位(比较正规的机构)为好,于是我们到师供给部(海复镇外近海边一个棉垦公司里)见罗湘涛部长,他诚恳地接待并表示军工部可以和供给部一起活动。

我未到之前,罗湘涛已经为军工生产做了准备。如:派刘志祥去上海招收技术工人。派张其畏(奇伟)、吴同兴和一姓张的知识青年去某旅军工科学复装子弹和制手榴弹技术。可以看出,军工部未成立之前,各旅、地方县团已略早地建立起军工生产单位。供给部移交的修械所人员中,有几位是苏区时期的“枪工”(修造枪工人)、有我军进入江南之后参加的乡镇手工业作坊工匠。更多的是被击败的顽固派军队或者起义军队带过来的修械工人。这些工人虽未受过机械加工的基础训练,制造工件尺寸也不够精确,但他们有利用简陋工具完成任务的技艺,如只要在地上打一根立柱,就能装上台钳和手摇台钻;可以随时随地用几根炉条和砖头砌成锻炉,用手锯、馒头状的小铁砧、手拉风箱、自制的锻工钳加工锻件;凭着锉刀、钻头、凿子、锯条、铜丝、砂布等就能配制枪支另件;用琴钢丝绕制经淬火、回火制造枪簧;制造枪托和驳壳枪盒等。这是他们长期创造所掌握的制造才能。

同令部又指示,调几个修械工人组成小组随作战部队机动。还有个别不坚定的人,任其自行离部出走,这时剩下的只有三十多人。

另一部分是刘志祥刚从上海动员来的。他们是纺织厂的机电维修工人(刘志祥本人是纱厂保全工),还有两三位木工、电工,他们是产业工人。但也从未接触过武器修造和弹药生产。这样总共只有四十多名工人。

从供给部调来了生活管理、财务、材料干部,军工部就从供给部分立出来,罗湘涛为了使供给部同志(包括在已起的被服厂和会计训练班)知道军工部分立出来。利用一个晚上开了两个单位的全体人员大会。介绍军工部的成立。

粟师长对军工部的任务一开始就有明确交代。即:生产各旅不能生产的迫击炮弹(当时,团里威力大的就是82毫米(包括81毫米迫击炮),复装子弹,修理技术较复杂的连发枪。到一九四三年才有制造小迫击炮的要求,同时免去复装子弹的任务。这方针一直到抗战结束。粟师长认为枪支可以靠缴获补充。子弹的消耗是大量的。而缴获的子弹先要满足轻重机枪的消耗。步枪用子弹可以用复装的。

粟师长深知军工部成立后,还处在积聚技术人员,收集原材料器材,创立生产条件的过程。当时条件只能继续修理枪械、维持手榴弹小量生产。

那时一师的后方已巧妙地利用草滩、滩涂的特别地形,沿海水域、小河港口航行停泊便利,发挥船只能载重又机动的特点。有时载上重伤员,无线电另件(编者注:应为零件,下文不再另行说明)、印刷、军工等部门物资,大批储备钱钞的金库,连随军转移有困难的一门75毫米山炮都放在木帆船上,组成船队。一师还有一个海防团、是征用木帆船武装起来的,任务是打击海匪,保护船民、渔民海上生产作业。同时对军工部的保卫工作和采购物资的安全运输起了很大作用。

我初到船上看,除了一批待修的枪支,修理枪的常用材料外,意外地看到有一批电雷管引爆(电池已取出)的T、N、T(三硝基甲苯)和另外一批工兵用T、N、T块状药。这对制迫击炮弹是极宝贵的。据知它是在皖南事变前从军部撤出,经沿途兵站辗转运来,可见艰辛。甲板上有一台车床的床身,没有其他部件。

五月初,粟师长特吩咐张渭清来棉垦公司找我。说粟师长派他到上海为军工部采购,要我开出货单。我开出车床、刨床、锯床、刀具量具、化学试验常用的玻璃器皿、温度表、比重表、水银和其他难买的材料等。还根据一本龙门书店影印书目录开出机械、铸冶、化工、火药、武器等中外书籍。我虽然开单子,开始并不抱多少希望。后来我陆续认识他们小组的五个很得力的同志。在长达三年多时间里,他们出生入死,智勇辛劳,完成了主要任务,这个小组还经机械厂和船厂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了几批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来军工部,成为生产技术骨干的主要部分。为军工部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粟师长关照参谋处队列科(人事部门)黄绍杰,注意给军工部配备读过大专学校的知识人才和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最早来的是张云白和徐厚梓,他两人是上海中专和大学生。后来陆续来的共有七、八人,大都是大学念了两三年,抱着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压迫,寻求真理,辍学找关系投军的。他们充实了工务科,是工务科主要成员。从开始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一同看书、研究、讨论、试验、检查生产、负责炮弹组装和保证质量。他们按各自的知识专长,主动分工研究,协同工作。他们一样参加劳动,并且做别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科内内部和谐团结,在生活和工作中起到了模范作用。

顾吉祥副部长组建总务科(生活、医疗、供应、机关、管理)和材料科(原材料的采购收集、分发、统计、管理)。到六月这三个科已具雏形。

李桂英

这时李桂英调来做政治思想工作,先任指导员、支部书记,后来任协理员。她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后参加长征。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也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她对同志有对待亲人般的耐心,富有感情的工作方法。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这时参加工作的技工中有擅长钳工的冷纫兰和有经验的白铁工王云龙,他们曾在上海当小包工,因战争失业回到海门、南通乡间,知道新四军要工人,来参加工作的。他们见识广,熟悉上海小工厂情况,能在简陋条件下提出简便可行的建议,并动手去完成任务。我们为了充分发挥冷纫兰的作用,给予他技师称号,配给助手和学徒,让他能自主地去完成他提出的建议,这个做法也用于其他人员,对军工部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军要对通海地区“扫荡”。为便于战斗部队灵活地同敌人周旋何机歼敌。军工部得令同各后方机构一起北撒。这样大规模从海上转移,据知一师后方部门以前有过,有经验。尤其罗湘涛很有组织指挥才能。

除织布厂和被服厂留下外,其余是集结行动,共有三十多条海船。临时配备3部电台,派来作战参谋(王欣科长),船队由罗湘涛指挥同司令部保持联系接受行动指示。

当装船准备出发。司今部通知:南通大生二厂(纺织厂)被焚,剩下了机器废铁。敌人可能占据该镇。应抢先把废铁运出。解放区生铁来源靠废铁。这是难得的机会。但大队行不能受影响。我和一位年青工人带一条海船南去。冷纫兰说汽车传动轴的钢质适合造刀具、工具,他有使用经验。他认得一个车主有辆废汽车,要与我同去找车主转让。当废铁装好船。他也办好事回来,离约定开船时间已近。冷纫兰说要上岸挑几担淡水,挑完后归还借来的水桶。

天色渐晚,望远处,大队船只已经扬帆启航(在晴朗海上,船工们五六十华里可以看见帆影)。多时不见冷回来,又怕天黑之后追不上大队。我怀疑冷借故离队。因此扯帆赶上大队经过夜航,到弥巷一带上岸。

冷纫兰后来说,那天回到堤上,望见船已远去,他不知转移目的地,只得沿海岸步行查问,身上又没有钱。沿途是在居民家借宿就食。约十天后,终于归队。时已消瘦不堪,又以能找到自己的单位高兴自豪,但对我撤下他流露埋怨。一个参加工作才两三个月,又是当地人,不怕艰难和危险,坚定地要找到队伍,可以说明队伍的团聚力和人员素质。

这时查明船上那台车床的车头、拖板、车尾、长螺丝存放的村庄名称。我同采购员张振邦去寻找,问到部件是丢进一家居民宅后的水塘。幸主要件没有丢失。用独轮车把它运回来,虽然大件找回,但仍缺车头轴瓦,轴承盖、长螺挂脚,刀架拖板螺丝等。军工部没有另外的车床加工所缺另件,也不能铸造合用的铜铸件。这恢复任务就交给冷纫兰、陈阿芳、杨芳德,他们商量用檀木(硬木)代替铜配制轴瓦,用铁板锻制轴承盖,改用锻件挂脚,并设法在这台车床上车制刀架螺,车床终于能使用。以后我们到了盐阜区,这几件另件才请三师军工部重新做。这台车床先在切削迫击炮弹,以后在自制专用机床、车制大件都起了很大作用。

九、十月得司令部指示转移到盐阜区。全部器材装上内河船,穿过敌占大小城镇的公路和敌重点把守的申场河。司令部令部队两侧掩护接应,几十条船夜间顺利通过,最后到达叫“姜家碾米厂”的村庄。

我同罗湘涛分别去军部和盐阜区区党委(三师师部)报告。军部给我们补充了一批干部,罗湘涛去区党委见书记、三师师长黄克诚,他拔给我们钱和粮(苏中和盐阜各有自己的粮票和钞票不能通用)。对我们在他们地区生产是这样诚意的支持。

我去三师军工部向孙象涵部长和田汝孚叙述分别后我们的工作和困难,我带去些当时难以买到的锋钢(高速工具钢)、白钢刀条(能切削较坚硬的加工件)和氯酸钾。

三师军工部对一师军工部很支持、派徐健和蒋技师到一师军工部工作,徐健到后任队长,蒋技师主持子弹头的冲模具工作,还送我们一台自制的小车床。

姜家碾厂是个停工的工厂,沿河有仓库、码头、工场,生产场地比在海边是集中了,环境也安定。我们生产中关键工艺——铸造技术未解决,铸造不出灰口铁铸件。连手榴弹壳成品率也很低。因为铁水温度低,流动性不好。队长吴同兴工作努力,亲自动手,但他原是乡镇锻造农具的工匠。请来的化铁师傅是乡镇冶坊(铸造犁铧铁锅)工匠,用尽他的手艺经验还是没有结果。这一段时间,工作还是难以进展。只是在当地采购了苏中不产的土硝等物资。

十二月,又接指示,要循海路返回苏中。出发前不久,六师十八旅军工科部分人员同我们一起行动。但保持原建制。

到废黄河口后,向地方征用海船。经过几年的战争,产自江南的桐油、木料货源近乎断绝。船只失修、破漏,帆缆等技术状况极差。本不宜于远航。而且这次航行是有危险的。并且需征用大量船只。罗湘涛考虑到应请当地人士协助指挥当地船工比较稳妥。他是很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成功地商得地方有名绅士同意,指派名绅的弟弟随船队同行协助。

那次航行天气恶劣风浪很大,就我乘的一条船来说,一些同志呕吐,倒卧不起,船体渗漏,必须几人不停地从船底水。深夜,回顾后续各船,似有一一条船火光特殊,相距又远,不能判断是否作为紧急联络信号,又不能放慢速度等候。不久火光熄灭。后来才知是十八旅有一条船失火,幸被扑灭。

第二天全体到达北坎(现如东县)靠岸。正值大风大潮,有一条船被刮上滩地搁浅。动用二、三十条水牛仍不能拖下水。要等几个月后另一个特大潮水。送我们回苏中的船只都结队北返,唯独这条船须在这里孤独守候几个月。这就要丧失生产谋生的时机。

到此,十八旅军工人员同我们分手,回归原建制。一师军工部过了一九四三年元旦,换上苏中船只转移到长沙(现如东县)海边。我同罗湘涛同去司今部报告工作并请示下步行动。全体人员留在船上由顾吉祥、李佳英负责就地待命。

我们到司今部的时候,粟司今正忙于大的军事行动部署。有部分部队已开始向江南转移。老弱和部分女同志,除工作确不可少的之外,有条件回家的暂时回去(包括从上海等市来多年的女同志)。有的就疏散在地方做民运工作。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找罗湘涛和我谈话:日伪军将对我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军工部必将难以在原地坚持。为了保存力量,要暂停生产到我军做过争取工作的敌据点里去隐藏起来。因为在他们眼皮底下。越是敌人意想不到,可能更安全。

罗湘涛坚持不肯去。我了解罗的感情和反应。在三年游击战争时,他同间民党军地主武装斗争,在深山丛葬中野营坚持。皖南事变。他是军需处副处长(即供给部副部长)被冲散后,他同李桂英带少数几个同志,在山上同国民党军周旋到敌人退走之后,找到地方党员。得到帮助才到盐城返回军部。这些经历使他刻记,只能牢牢抓住手中武器,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到敌人手掌里去。他同钟争论很久。我同他们两位革命前辈相比资历浅得太多,我不敢插嘴,也不便发表意见。

相持不下,钟突然转而向着我说:你也做过政治工作(一九三八年在先遣支队钟是政治处主任,我是服务团小组长),你说说你的意见。我被迫无奈说:我听说有部队去浙东。我们在海上行动是有经验的。可否趁一个顺风,一夜之间,冲过长江口南下到浙东同部队会合?

出乎意料,这条意见他们都能接受。但钟一再交代,无论到敌据点或是去浙东都要精简机构人员,从政治上严格考察,审查遗散政治上不坚定的人。不然进入据点后在政治形势严峻时就会有人变节出事。告别时候钟还再三嘱咐,一定要整顿好,待命!

我们连夜赶回长沙,在岸边一个渔村住下。第二天见到那里等候的新来任副政委的李中。同时听村民说:昨天有一批人从海船上岸住在邻近的村里。过去看才知道:船队遭到寒流和大风,被吹散。船只连抛下备用锚也抗不住,锚缆拉断,随风顺流漂散。好在刮东北风,船往岸边漂,落潮时停在沙滩上。但想到再涨潮时如果转了风向,船被吹到海里,损失更大。顾吉祥同李桂英商量,顾决定自己和必要的少数人留船上看守应付更大意外,其余人员由李桂英带领,带着现金上岸。

他们追述:那天刮起异常寒冷的狂风。大浪摇晃船身,激起的浪花飞溅到船帆索具和船面舱盖板上立即冻结成冰。舱口是进出和透气的通道,它被冻住,顶开也很困难。落潮搁滩之后,仍然刮着寒风。上岸去的人搀扶着弱病同志,踏着海滩的松碎冰凌,朝着岸边有房屋轮廓的方向,迎风前进。那是好几里的艰难路程。海滩坦荡没有遮挡,寒风刺骨,顶风步行,长久吸入冷空气使人头晕,体弱的人更难支持。有位曾负伤体弱的项国成和另一位记不起名字的同志,中途就倒下死去。到得岸上去的也大都冻伤了。

安慰他们之后,罗政委说要去了解船上同志情况,慰问他们,并且把顾吉祥替代下来。第二天上午我同通讯员贾星奎下海去。那时候风已小了,微弱的阳光照着海滩冰凌,我们穿过半米高松散的冰坝,朝着船队走去。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去看望留下来的同志和船工们。知道搁滩的船,财物没有大损失,一些勇敢不怕苦的船工到海滩寻找丢失了的锚,并把缆接起来。我们对他们表扬并且答应发给奖金。有一条较小的船上四位年老船工,因不愿离船,冻死在海滩上。这条船的负责人张宪清留在船上看守,他临危不惧,勇敢负责。

这时开始精简队伍,认为不宜随部行动和老弱同志经过劝说、安慰另作安置或发给路费遣散。也有个别人觉得面临危险环境,自行离队的。现在的回忆,这次共精简三十多人。使队伍更坚强纯洁,革命意志坚定,更自觉,更守纪律,心更向党,更团结一致。提高了队伍的政治素质,为后来军工部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送走遭散的人员之后,考虑到安全。军工部转移到直镇附近海边的何家灶,恢复生产,并且在那里过了个欢乐的春节。

春节刚过,粟司令召我去,告诉我:在通海地区有支打着中立色彩旗号但领导人接受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他们能找到关系买到机床没备军工生产材料。要我带十五万元储备票(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纸币)派一个警卫员护送我去。我见到那支部队的汤景延司令,他说一时还没有办法,要我等候。我在元宵宴席上认识南通警卫团副官主任许斌。他在那里是负责团的后方,被服厂、手榴弹厂和休养人员的。他热情地邀我住到他们榴弹厂去。

到了榴弹厂,我把钞票交团供给主任周复代为保管。那个手榴弹厂只有十几个人。翻砂工人是当地和在上海铸造厂做过工的。为首的是在上海铸工厂当过领班的倪兆祺。造黑火药的工人原是造爆竹的。还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参军的大学生程宗浩,他虽有化工的基础知识,但军工有关技术他还在摸索。

许斌认识一个在南通某纱厂机修间当过工头姓薛的。他为许收购纱厂工人从日商工厂弄来的如砂轮、钢丝、锯条、砂布、工具、工具钢等。很快薛为我买了一批上述物资,充实了我军工部的储备。他也往来于南通上海之间,通过他买来了一台新的称为六尺的车床。这台车床请车工黄安琪先带回军工部。

得知日军和汪伪政权将于三月中旬实施对该地区“清乡”。南通警卫团留在当地坚持。原决定手榴弹厂全体人员就地解散隐蔽。我同许商量,军工部正缺铸工,不如全部人员暂时转移到军工部工作。避免遭遇可能被捕的危险。经请示团领导同意。我委托倪兆祺、程宗浩立即带领全部人员先回军工部。我同许还想作最后的努力,托姓薛的再买几台称三尺的台式车床。后来确知“清乡”在三月十六日子夜开始,我同许在十六日早晨带着最后收购到的物资离开通海区返回。这时军工部已转移到东台王港闸的三乐仓。

过了三、四个月,日伪“清乡”被我军民粉碎。但许斌和榴弹厂全体人员仍留在军工部,没有再归还南通警卫团建制。

军工部成立一年来,还没有一处较安定的适合布置生产的地方,只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物资,修理整备机床工具做了准备工作。到了王港闸,军工部的历史进到另一阶段。军工部在王港闸一带时间较长,达八个月加上去盐阜区后返回苦水洋,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在这里完成了主要产品82毫米迫击炮弹的工艺验证和试制定型,达到小批生产。

王港闸是小河通海处设置的防海水倒灌的水闸,不是居民点。军工部驻地分散在三乐仓周围几华里内的居民点。三乐仓是一家棉垦公司的收贮籽棉的办公室和仓库。军工部的翻砂、木工、白铁、工务科包括迫击炮弹检验总装就设在这那里,它的周围既有开荒粗放垦植的棉田,又有煮熬食盐的盐灶和伸延到海滩的大片草丛荒地。

最近的敌人据点是大中集。但据点里边有我军的情报人员,据点外有地方武装部队的监视,还有我政权组织和拥护政府的人民包括工商人士的帮助。敌人有大的行动,情报人员会报告,小的侵犹就组织力量在驻地三华里,敌必经的小河边沿河阻挡一阵,每天派便衣侦察员到前沿侦察。遇到有敌情又来不及返回报告的时候,掷手榴弹鸣枪报警并拦阻敌人。我们即作紧急撤离,隐蔽在东边茫茫无边的草滩里。所以我们虽然处于经常的险境中,但又是相对安全的。

我们还是离不了海船,离不了海。还要靠海船应付大的陆地来的“扫荡”,以备全体撒到船上作大的转移;大部分物资材料储备仍放在船上,作为流动仓库,既能随时上船取用,又便利随时转移;当时只有两台车床,一台大的很笨重难以搬运,它就安装在一条大船舱里,落潮船搁滩时,由船工脚踏飞轮为动力。早期迫击炮弹体就在船上切削的。

海船还从海上运来物资。王港闸附近还有山东军区和它的胶东区、滨海区到上海搞贸易的机构停泊来船的基地。他们给我们运来煤炭,硫确还有小量的钢材。

在三乐仓我们解决改进了铸件质量。倪兆祺和南通警卫团榴弹厂来的铸工师傅,改进了铸造迫击炮弹的浇冒口和存铁水的浇铸系统,炮弹铸件毛坯质量比较稳定,有保证。但铁水温度还较低,我们另造新的化铁炉,扩大融化带改进进风口,两次制造离心鼓风机代替手拉木风箱,达到加大风量风压,在生铁和焦炭装料之外加入石灰石,后来是用当地随处可得的哈蜊壳达到去硫,增加铁水流动性。

我和工务科同志将在三师军工部试验得到的迫击炮弹制造初步技术结果,再作验证和制造相应的生产设备。如:提纯土硝(硝石),确定黑火药配料比例;制造一台手扳碾压黑药的辊压机。

为了节省装填迫击炮弹T、N、T用量,我们按三师军工部掺入半量土硝的试验。验证结果T、N、T和土硝都以粉状混合、装填炮弹为好。

确定采用十号雷管的结构并自制雷汞,验证用十号管能可靠地引爆上面说的混合粉碎状装填的迫击炮弹。经引爆后收集弹体碎片,观测弹片大小和有杀伤力弹片的数量。这时,军工部停止复装子弹,改为制造雷管铜管,验证各个工序和确定各次压伸工序的冲模大小。

经过射击试验比较,选定炮弹的前端和后端的最佳线型弧度。并进行改进弹体的铸造。同铸工同志研究决定用校验准确的生铁模代木模,用铝质泥芯盒代木质芯盒,弹体外型保持线型一致,弹体壁厚均匀,并且每个重量也比较一律。炮弹飞行弹道也较为一致。用简易的水压方法,检验弹体的缺陷,保证炮弹不会发生膛炸事故。

炮弹尾管所装的发射底火管的结构与螺纹同三师军工部所定的没有改变,而底火管装的也都是黑火药,我们希望只用底火管后加药包在 45°射角射程能达到200米。炮弹的线型已确定,再验证底火管的装药量。又发现纸管用牛皮纸厚薄和层数都对射程稳定产生影响。

加装在尾翅空档中的附加药包用药,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生产无烟药。查知电影片片基的材料,是低氮硝酸纤维,经压碎装袋试验证明,可以引燃发射。并且测定每加一个药包,增加100米射程。

炮弹引信结构的改进,是在军部军工部和三师军工部已经决定的基础上。但引信前端的撞针改用钢螺钉从前端旋入,对发火体防潮措施和增加短延期性能(希望能使炮弹对房屋射击,穿过房顶之后爆炸)。而且验证弹簧用的钢丝号数和匝数,保证发射时安全和击着时能可靠爆炸。

这时驻地周围是草滩,便利试射和测算距离。上面说的图纸尺寸各项数值都已确定。军工部虽然只有两台车床,一台车弹体,一台车引信和发射底火管。已经可以每批生产几十发,供应炮兵。

其他改进还有冲剪炮弹尾翅铁片的冲模和弯折尾角度的冲模。还有每两发炮弹的引信的发射底火管、药包都装入一个白铁皮制造的防潮易拉盒里,这对军队在水网地区活动保证射击可靠是很有作用的。

前方部队同日军作战中缴获一门37毫米平射步兵炮(属反坦克炮)、几发炮弹、及约有三十个炮弹壳。司令部要求制造弹头。将炮弹壳装成炮弹。因为没有适合加工弹头的园钢,我们将钢轨上部切下来缴粗,只制造了少部分弹头。其余用铸铁制造。配制好之后,粟司令要我到司令部作实弹射击。选定一处庙宇。墙壁是一砖半厚的灰砖墙(约35厘米厚)。结果两种弹头均能击穿,但钢弹头弹痕的喇叭口,大口在墙内侧,杀伤效果比较好。铸铁弹头的啦叭大口在墙外侧,杀

七、八月大中集敌军出动。军工部将重要物资搬上海船,将化铁炉、鼓风机散放在离工场不远的草丛中,人员(都配备步枪)轻装在草滩游动。据知敌军到了铸工场和工务科的驻地(即三乐仓棉花仓库)前几十米的土埂前卧倒,不敢前进随即退去。这次应付敌人“扫荡”在草滩游动两三天,我们人员表现沉着有组织有秩序,动作确实和快速,情绪乐观。这是一次有说服力的考验。

军工部到了三乐仓一带之后,在当地政府工作过的干部陈采芹,就近为军工部采和征募物资。当她得知大中集驻敌要占领裕华公司。那里有一座垦区的总排灌泵站,装有锅驼蒸汽机带动的一台离心抽水机。如果敌人占领裕华,这泵站厂房将被敌利用。她说服地方政府和垦区负责人,让军工部派人去彻底拆除。她配合派去的铸工组人员。在离大中集约七公里,敌军随时有扑来的险情下,将机器、水泵、水管、闸阀全部砸成大块,用牛车运回来,把整座厂房房顶的瓦楞铁皮、木材拆光。这次得到一批质量好的机器生铁和钢材、木料,是一次重要的物资补充。

上次“扫荡”后,我们考虑到住在棉花公司仓库,并作为铸工工场目标太大。敌军如突然再犯,熔炼设备笨重有可能拆搬不及,敌人会放火烧我工场,使棉花公司损失,有碍军民关系。铸工组同志建议用拆来的瓦楞铁皮和木料,在离仓库约一公里外的荒草滩,搭架简便房屋作为工场。这一建议,也是解决以后在居民点房屋不够的情况下,有了自己搭架的生产用房,对安排生产会有许多方便。这个建议启发了“造一批便于拆装的简便房屋”的计划。很巧合,海上又漂来一批10厘米见方的长木料,正好用作房架。在以后的几次转移,民房用作人员住宿,铸工用房自己架设。每到一地,安排生产更方便灵活。

在六、七月间,我同许斌到司今部汇报。粟裕司令说,要毁在掩体后面的敌机枪火力点,手榴弹投不到,要有一种曲射火器轻便的小迫击炮。配合机枪在连排使用,要军工部制造。须在上海采购的物资,仍交给张渭清小组去办。我建议许斌去协助(我原想让许斌再联系在通海地区的物资采购关系)

回部后,同刘志样、徐健(一分队队长,即机加工车间两主任)工务科同志讨论,认为要用无缝钢管(锅炉管)作炮管,选用管壁较厚的“土堆(stay)管”。原计划采用2英寸口径,为了便于运输,要截成短段,并经计算决定的炮管长度(口径的最少合理倍数)。炮管下端装撞针的组件,我们为了保密称之为“闷头”,它的锻件毛坯用料大,在本地区不易找到,而且军工部也缺锻工。大家认为只有这两样要从上海采办,其他都能在军工部解决。

在这之前,张渭清小组采购来了书籍,常用五金材料工具,化学试验器皿,计量仪表试剂和化学材料。书籍运来最早,它给我们在技术研究工作参考起着重要作用。还没有买到机床,为了在上海找到五金行关系,请工务科张云白写信给在上海开烟杂店和晒图工场的哥哥张兆昌帮助。许斌持信找他。他冒着生命危险,又在资金筹借等,给了我们支持。

秋后张渭清运来了四台小车床,并带来第一批从上海招收来的技工王志寿等六人。不仅增大军工部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并且为以后打开了在上海动员技工的门路。

迫击炮弹产量日渐增大,T、N、T炸药储备渐渐减少。这时,地方政府告知在海滩发现漂来的水雷。工务科和车间派人去拆卸。它是有四个触角的球状锚雷。保险装置还未打开,似是运输中船舶失事落海漂来的。它内装二百多公斤的“永濑”混合炸药。它的内外壳体用作制造小迫击炮的炮架、炮座材料。

十二月,司今部通知军工部撤出苏中向废黄河口转移。除了生铁等不及装运的外,全部人员和生产设备、材料,可拆装的房屋一起分乘十多条海船起航。船队平安到达废黄河口。三师军工部在附近(勾股店),我即去联系,了解情况后,我们就在靠近河口的六合庄布置生产。

除了制造炮弹外,还修好从苏中带来一门37平射炮。它在弹膛连接线膛部位胀大。经加热收小加工拉出来复线并经珩磨(研磨)后,勉强可用。另外用硝石、硫磺、木炭和沥清,试制了烟幕罐。本拟供部队围攻车桥据点用。据知,攻坚那天正刮起黄砂雾(从西北刮来的黄土)未被使用。以后也未再造。

这时,张渭清小组从上海弄到的最多一批机床和全部钢管,经苏中转口运到。它们是六尺车床、牛头刨、台钻床等十多台。因为人手不够,只安装使用一部分。还送给三师军工部一台六尺车床。以答谢他们历来给我们的帮助。

车桥战役结束后,三月下旬,司今部今军工部返回苏中。装船完毕准备出口时却遇到潮位差小,河水枯落,船只吃水都偏大,为了迅速返航,号召各自设法从速到河口集合。各船的同志和船工纷纷或者下水推船,撑篙,拉牵,或者放锚绞缆等办法,先后到港口集合待命。

第二天早晨,是个晴天,吹着稳定的北风。担任前卫侦察班乘坐的轻快小船先扯篷(帆),指挥船(罗政委乘坐最大的一艘叫“咸菜瓢”的船)也起航,整个船队纷纷跟进。海面腾起均匀的层层白浪,各船都张满帆,保持距离,相互了望照应,顺风快速前进。人们在甲板上闲眺,怀着兴奋的心情。既是完成任务返回自己的根据地,又刚增添了希望已久的一批机床,车轿又打了胜仗,回去又可以好好地干,一切顺利、舒畅。

我同工务科、铸工、木工和随船的一个班战士在一条船上。中午,我们在舱面了望。掌舵的船工(老大)对我说:一条敌人汽艇从射阳港口开过来了。我顺着他手所指的方向望去。在船的右侧远处,只看见一个小黑点。全船同志都激动了。我同带班的排长商量,全船战士和有枪的工人,都到舱面右舷卧下应战。没有枪的人回到舱里去。全船人员沉着,船工各就各位,继续操作。保持前进的航向。

敌船的轮廓渐渐能看清楚了,前部是高高的船楼。它直向指挥船“咸菜瓢”冲过来。我船在指挥船左前方,相距约200米。我们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突然指挥船发炮了,连着三发,在敌艇前水面击起水柱,敌艇立即调头,用机枪向指挥船扫射,因距离逐渐增大,对我们已经没有命中的可能。船队仍然一直保持指挥船居中,各船在它两侧和后面乘风前进。敌艇鸣枪,等于欢送。大家在舱面上跳跃、欢呼!

事后才知道:担任前卫的交通船,在废黄河口外,看到多了一条船,过去查向,一条船即起帆外逃,交通船去追,追到射阳港时,那条船直奔港内,而港里开出一条汽艇,这时船队已出发,不知道发生的情况。但都看到敌汽艇向船队驶来。

指挥船上那门炮,就是修好的37平射炮。修好后赶不上参加车轿战,随船带回苏中。当发现敌艇,罗政委令炮兵班长架炮并指挥对敌艇射击。敌艇见船队有炮,自知不敌而退走。我船队完整平安返航。当天晚间到达苦水洋海外,第二天生产人员全体登陆。

军工部的全体人员,又经过一次考验,船工虽然是征调来的,他们尽责尽力同我们生死与共,军民同心。

苦水洋是广阔草滩中几块台地上的渔村。军工部和生产分队在前庄,工务科和装配间隔开一片草地,设在后庄。动员一批牛车把设备材料和架房材料运到。大家合力当日就基本安排就绪,即可开工。当时正值清明时节。派周正春到上海动员的九位青年技工到来。机床有条件安装使用,又添一番生气蓬勃景象。五一劳动节,军工部和近邻的印钞厂共同在草滩上联合开运动会。军工部同印钞厂这几年常靠近一起行动,为他们修理机器,相处很好。

在苦水洋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主要还是造迫击炮弹,试验用水雷炸药掺混柴油用于填装炮弹,获得成功。还设计试制相当于手榴弹装药(黑药)三、四倍的踏发拉发双用地雷,但因生产能力不足仍须全力生产炮弹没有继续发展。

这时,技术工人日渐增加,原来由几个领导人合议决定工人技术等级难免欠妥。分队长建议由工务科参加的考试组定出试题(主要考验加工试件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术水平)评定等级,这样做既发现人才,也表明领导的公正作风,激励了工人学习知识技术,加强竞赛意识,还起了团结作用。后来1944年后期,在林上因为人员又有增多,许多同志生产工作学习都有进步,因此再举行第二次考试。六月,军工部得令全部转移到安丰镇以东的林上庄。林上庄是四面环水的一块陆洲,中间有一河道,军工部驻河西,印钞厂驻河东。人员、物资进出要靠船运,居民以收割芦苇和在湖荡中拦蟹捕鱼捞虾,运往城镇销售为生。

军工部在一座庙宇里设置加工分队,在倒塌的庙基上架设铸工工场。东侧沿河有码头,供停靠船只上下物资。南边一块空地搭架起三间棚房作集会和生产机动之用。还盖了几间单身宿舍和炊事房。工务科先是住在一个富裕人家闲置的小四合院,后来再搬到停办的小学校内,在那里作为检验装药场所。

比较来说,林上远离敌据点,村庄居民较多,条件较好,军工部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重要变化有:使用内燃机动力代替人力;开始批量生产小炮;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七月一日夜间,开了纪念会。这时上级派来十几位在抗日军政大学经过整风学习的干部,如刘辛人,王贻珠、黄秉良等。军工部开始进行整风学习,但又不能影响生产。办法是有几位同志的历史遗留问题或长时未决的疑点须要用较多时间帮助澄清作出结论的,按上级安排到党校或干部整风队学习。在军工部的整风也只在干部中边工作边学习和审干,工人不参加。这时苏中刚结束一期整风,审干方法还没有纠正。过火的怀疑,迫供,无情打击,急于求成的错误仍占主要。在军工部也重复犯了错误,有五六位同志蒙受冤屈。有三位经上级决定转到整风队学习处理;有两三位的历史发生和关系人在敌占区或蒋管区无法取证。处理原则是相信其本人交代并由本人负责,在以后有条件取证再最后结论。

约三个月,军工部整风结束,恢复受审同志的工作。事后事实足以证明这些在军工部或者调出参加整风的都是些好同志。但运动扰乱影响了军工部同志间与上下级之间互信互谅的传统,虽然以后在全力生产支持反攻的感召下,有幸渐释前嫌。

使用柴油机驱动是我们的愿望。1943年春夏,垦区负责人捐献一台立式约15马力的单缸柴油机,只缺小件如燃油泵和喷油嘴,由于环境条件不能使用,被珍惜随同转移,并逐渐配齐所缺的另件。林上庄略具条件:驻地稳定,各车间能连接在一起。有了使用管理柴油机的熟练工人。不足的是传动轴通过几个房屋,机床布置凌乱。柴油和润滑油供应没有保证。当我们了解到当地的碾米厂使用花生油代替柴油和润滑油,花生油在区内能保证供应。立即试用。由于花生油含蛋白质,燃烧后残留碳质胶状物较多。粘附在汽缸盖、活塞顶排气阀上。但两位操作柴油机的师傅,利用工厂休息时间、拆卸、铲刮,保持了柴油机的正常运转。

在一次清理后试车时,不幸汽阀掉落缸内,顶裂了汽缸上部,好在上海党组织动员刚来的马勒船厂徐宝顺(木模工)、潘云程(造型领班)、吉定扬(冶炼工)等师傅技术水平较高,经他们和原铸工班的同志合力,从木模、造型、浇铸到加工安装,用了一个星期修好了。

有了柴油机动力,鼓风机风压、风量稳定,铁水温度高、流动好,铸件质量好,废品少,产量高;车、刨、钻床比起人力脚踏切削量大;遇有薄层白口硬铁也能顺利切削。

1944年7月上旬,工务科在拆废炮弹时,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人重伤,这是军工部最大的一次事故。在送来的废炮弹中,有20余发是三师军工部1941年冬生产的,为节约T、N、T,在装弹时采用加热融化T、N、T,渗入50%的粉状硝石,由于硝石粉沉淀在炮弹尾端,使尾部爆炸不好,我们拟拆出炸药重装,在拆剩几发炮弹时,炮弹突然在张云白左手引爆,炸伤左手,弹片还穿入杜浩下腹,击中王贴珠左胸;飞向门外打断程宗浩右臂,宣传干事张超来工务科商量上政治课事,手肘受伤。一时伤者纷纷倒地。马上找来部医务人员和警卫连卫生员包扎,救护。受伤同志表现顽强,杜浩弹片还在肚子里,他看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却是:TNT稳定性很好,为什么会爆炸?张云白伤痛难忍,就高唱新四军军歌,程宗浩自己抱住手臂到附近连队包扎。因后方医院较远,天气炎热,致杜浩牺牲,张云白截去左手,程宗浩截去右臂,王贻珠切去一个乳房,但康复后仍回到原来的危险大的工作岗位。工务科其他同志情绪正常,打扫现场后,下午仍照常进行装药等危险工作。知识分子这种不怕危险的精神和良好素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了机械动力之后,又发展了几件使用动力的专用机械。

一、在总传动轴上,带一台汽车直流发电机发电,它只供夜班机床的照明,虽用的是汽车的6伏小灯泡。但比以前用油灯或蜡烛的亮度高,提高了夜班机床的工效。

二、炮弹产量日渐增加,硝石,硫确,木炭,T、N、T,都要磨成细粉,任务很重。冷技师在上海看见过一种高转速粉碎和离心风力分级磨机。就绘图并试制成功,代替手工推磨。工效成倍增大。

三、锻工工艺是军工部长久的薄弱环节。炮弹尾翅的冲剪没有冲床,靠用大锤敲击冲模。当看到一本外文书中锻工方面的照相插图,摸索它的结构,几经改进,请刘志祥负责安排车间制造,制成了一台落锤重约为50公斤的夹板锤。当时上海多用空气锤。夹板锤并不多见。它为冲剪炮弹尾翅、小炮炮架底座的铁板和模锻起了作用。

小迫击炮的设计早在构思中,但是在炮管材料和它的闷头锻件

到齐后才着手的。买到的无缝厚壁管内径2英寸的280余段,2.75(编者注:原文为分数)英寸的80余段。经讨论并试加工,决定炮管口径大小的原则是:尽量减少管壁的切削,只加工管内壁,以达到光滑为度,最后确定炮口径为52毫米和73毫米。

如果照82炮的射击方式,靠炮弹自身重量在炮膛内自由下滑,逐渐加速,到炮管下端有足够力量撞击固定的撞针,击发火帽,引燃发射药。但两种小炮炮弹轻,炮管短,要下滑快就要炮弹直径比炮管口径小很多,让管内空气有足够空院外排。还要求撞针伸出炮管末端留出一定的空间,减少管内空气被压缩的反作用。这就减少炮管的有效长度,而且这段空间大了,会影响发射药燃烧的稳定性。炮管与炮弹间的间隙增大,同样的发射药量要减少射程。如免去上述缺点,考虑用先装弹再扣扳机击发的发射方式。虽增加装弹时间,但使用较安全,击发较可靠,而要制造一套结构复杂得多的击发机构。

两种炮管口径确定后,就试验决定炮管与炮弹弹带之间的间隙。参照82炮弹构造设计两种炮弹。因为这两种炮有三百多门.须要配备和补充消耗的炮弹数量大,我们没有可能用T、N、T炸药充填。只能用自制的黑火药。经试验决定装药量和弹体壁厚。炮弹整体重量确定后,逐一试验发射药量,药包数与射角射程相应关系、数据。

炮架:能调整射角和方位角,是参照法国81炮设计的。纵向和横向螺杆的螺纹形状,仿照它的特殊角度。调节射角的纵向螺杆的升降还采用蜗轮蜗杆结构。

这时军工部已经添了一批机床,增加了技术工人。但是三百多门炮的炮管、炮架、击发机构的加工量是很大的。决定采取这样的构造是希望部队得到比较满意的武器。

我们没有铣床,设计上考虑用车、刨、冲压的加工工艺。而且能利用的材料除铸件用黄铜外,没有现成的型钢、棒料。只有取材于两种钢轨和水雷的内外壳体。考虑了这些条件,设计出小炮的图纸。请来有经验的技术干部和有各种加工工艺特别见识的技工一同讨论,决定加工方法和相应的刀具、夹具、模具、台架的设想。因为已是批量生产。炮的口径虽然是两种,设计已考虑除炮架紧固炮管的炮箍和炮座有不同外,其他各另件都能通用,以简化加工、工艺装备和备料的T作。

炮管的车、镗、铰、珩磨,炮架的螺杆、蜗轮,击发机构的车加工另件是徐健、朱金根、莫子华等分工研究。刨、钳、钻、冲剪模具和总装配是刘志祥、王志寿和几位钳工分工验证。其中一件扳机摇杆,形状较为复杂,为了减少钳工工作,考虑用模锻。因有了夹板落锤,还知道个钳工曾经是个银匠,他能开精密的锻制首饰的模了。由冷纫兰配合他做锻模和剪边模。冷还配合吴同兴副主任(锻工)锻制各种锻坯。

参加试制的同志很认真,发挥了经验、才智,工作顺利,没有出现返工。验证试制工作到九月完成了。包括炮弹的试制和制造,三百多门炮,从设计试制到完成一共才半年。在十一月、十二月全部交部队领去。师部特派人来拍了照,这些照片是仅存的记录。

部队所配备威力较大的火器就是82迫击炮,炮弹的供应比较充足,部队在作战中常遇到据守房屋的敌人。把迫击炮改成也可以平射的要求就提出来了。我们就用小炮同样击发机构,只加大加厚它的套管。把原来炮上的撞针卸下,击发机构整体就能便当地调换、安装,可以小射角平放射击。内部另件也是通用的。不断有部队来要,先后提供了二十多套。

自制小炮的同时,82炮弹的生产量没有减少,还逐步地增加了两种小炮炮弹的产量。

九月,师部通知我代表一师到军部(现在江苏省盱眙县的黄花塘)参加(第一次)军工会议。各旅不去人。因为师军工部同各旅军工部门没有经常的联系,各旅军工情况和统计报师部汇总的。现在看到的那次会议的文献资料,一师各旅军工部门情况和统计就是汇总报去的。

因为只去我一人,要穿过大运河封锁线,我只带去小炮击发机构的套件;一个刨去四分之一的82迫击炮弹弹体(为的是容易表明炮弹形状和壁厚),和未装药的引信底火和尾翅的样件;两发经过改良防水性能比较好的手榴弹实弹。当时军工部已经停止制造手榴弹,这样的改良结构,原意是供各旅和地方榴弹厂参考。

会议由参谋长赖传珠主持。有二、三、四、六师和浙东军工部门的代表到会。除三师军工部我原来熟悉外,各师各地情况我第一次听到。在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日,临近的二师、四师军工部送来武器、弹药,为军政机关作了试射、试放表演。

会议期间,饶漱石还找各师军工部负责同志到他住处,请城工部刘长胜部长讲他在苏联远东海参崴工会时,用俱乐部吸引落后工人,耐心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和经验。他介绍的是不嫌弃后进工人,怎样接近他们,引导他们从娱乐和当前经济利益入手到注意政治,接受教育的办法,对我们有启发。

会议结束时,军部对军工部作了评语,给了一面“制造精良”的三角锦旗。当我回到师部向菜师长汇报时,他还说,不只制造精良,而且生产的数量也是多的。这时,小炮和两种炮弹都已陆续总装。我们请参谋处教育参谋余西迈来共同组织试射和拟出这两种炮的操作和射击的操典。制订射角与射程表。这批炮在粟师长渡江进军浙西之前,连同配备炮弹都已交付完毕。以后也没有收到前方和师部正式的对性能和使用的意见。1945年夏、军工部搬到邱家墩后还供应过一批小炮的炮弹。只是在1945年11月或12月部队从江南撒回来,我到淮安县城去见粟师长时,他简单地说到,部队不大会使用这种小炮,没有发挥它的性能,效果。

我在军部开会的时候,一师军工部举行过第二次技术考试和评级。还民主评定选出十位劳动模范。时间在九月或十月。

小炮完成之后,我们有可能调节力量来制造炮弹的专用设备。引信和尾翅管等另件要钻的小孔很多。我们照买来的一台钻床样子,一次造了五台。还用钢轨做床身、导轨,造了打中心孔、车弹带和弹尾部位的车床。各个工人同志在自己使用的车床上改造刀架,使用多把车刀,研究夹具。在车头上加煞车,缩短停车时间,减少辅助工作时间等等,各人各车床之间比速度,比产量、比办法技巧,相互启发的竞赛逐所发动起来了,而且一直延续发展下去,成为风气。

在部队要南下浙西之前,将要主持那里军工生产工作的二师参谋长、原军部军工部长韩振纪,前来一师军工部,看望我们,住了两三天,他很细致地看了我们的设备和各个工序。离去的时候对我说,每个师都能有一个这样的军工厂就好了。

在林上庄,粟师长来过军工部一次。他问我能不能造一个重的压路的碾辊。我说可以的,可以造三套化铁炉同时浇出一个碾子外简,然后运到使用地点,填充砖石石灰沙浆增加辊重。我问他是否要修筑飞机场的跑道。他说只你知道就好了,不要外传。我说当我方有了机场,敌方一定来轰炸,机场可不可以选在海边居民少的地方,或者经战争已经成了废墟,居民还未敢重建的地方,那里的房基比较结实,容易碾实。谈话后,他看望并且奖励了军工部人员。但后来没有下达命令制造碾辊。

约在八月的一个晚间,一架美国空中堡垒从日本返回,飞机不能再支持飞行,美飞行员跳伞,飞机坠落在敌据点湖垛(现建湖)附近。虽已起火烧过,我们还收回了一批铝、镁、铜等金属。

1945年春,罗湘涛去师政治部同主任钟期光回军工部。钟单独同我说,部队将南下开辟新的地区。罗想同部队同去。这时军工部是我同罗两人负责,以我个人的经历,能力和就要加重的责任,是不相称的,并且经过几年同罗工作的友谊来说,我希望他留在军工部。但考虑打开新地区局面的战略需要,我还是同意他离开军工部。他同李桂英三月份出发。到同年十月才随部队回到苏中,这时军工部已搬到邱家墩,他同李桂英来看望军工部同志。

1945年4月(待查核)师部告知,据情报,敌人已经知道军工部设林上庄。有可能来轰炸。林上空中容易发现,居民和房屋密集。到处堆置芦苇草垛。如中弹着火,人员无处疏散躲避。师部命令,要赶快转移。我们立即派人去选择地点。北边的邱家墩,是个西面通连陆地湖荡边上的村庄。仍可以充分利用水运。这时,车轿战役之后,西边离淮安的敌据点已远。东面来的敌人有湖面阻隔。位置是可取的。

路家墩是建湖县建阳镇赵墩村的一个自然村庄。原称邱家墩,后邱姓衰落,路家繁盛,邱家墩因此被改称路家墩。

邱家墩东西各有村落,当中是一片田地。其间还有小河。选定后,东边村庄住带有家属的工人,西边作为军工部管理部门驻地。车间工场和单身宿舍是自己搭建的几列竹片墙的草房,都在当中一片麦田上。与以前不同的是车间和工场都是用自己积集起来的房架材料,按工序需要布置搭建,比较集中。这次是一面生产一面派部分人员先去准备。用了两个星期,逐步转移到新地点。

搬到邱家墩后,技工增加。还从苏中公学(在解放区地方办的中学)分配到几位青年学生,补充了工务科。这时派来段六奎任政委,不久调走.政委又空缺一段时间。日本投降之后,王季芬来任政委。

1945年5月苏中区要成立总工会,它敦促和指导军工部组织职工会。军工部由刘志祥、徐厚梓参加筹备起草章程。在开成立大会时、苏中区党委钟民等到会,会上选出王志寿、徐厚梓、张剑中等人负责。会后派代表参加苏中区的代表大会。

八月苏中区在油坊头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会议原定推选代表参加在延安的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进行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会议中止。代表都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我也回军工部组织增产炮弹和准备接收城市。这时缴获三十多发无引信的75山炮弹,由徐厚梓负责试制成功,有离心保险的引信。并且将用过的药筒复装成炮弹××发。

九月攻下兴化城。我同徐健带十多人去收集军工物资和收缴一个伪军修械所。它设在一处义仓(以往作为地方储粮备荒的粮仓)内。所长已逃走。我们收容了部分技术工人和20余台设备,其中有几台军上部还没有的曲轴冲床(过去在制造雷管铜管的冲剪伸工艺.是用自制的手扳冲床完成的);在一处煤油公司的仓库里收集到一批柴油桶,它是制造炮弹尾翅的材料。还经批准将仓库的白铁顶房架、砖瓦和梁柱拆下。兴化缴获的设备和原有的设备加一起,邱家墩的厂房已容不下。加之车间房屋是建在田地上,四周是河堤。汛期河水高于地面。雨季堤内积水,须不断往堤外抽水。因此要另找地方扩建。收集建房材料是为扩建准备。这时苏中区的党、政、军领导成员都在兴化。经汇报,他们同意军工部搬到原苏中行署所在地———油坊头。那里有几片地势较高的空地。因此拆下的房料和缴获的设备材料,全部运往油坊头。由于战争还在进行。军工部仍须在原地邱家墩加紧生产。

日本投降,日军从交通线和部分据点撒走,军工部全体人员高兴地以最大的努力生产,支援部队拿下最后几处伪军盘据的城市,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也有少数投机分子,对形势发展另有估计,有他们的打算。总务科长张超,曾在战斗中怕死失职,经处分受训后调到军工部,他生活要求特殊、腐化、贪污。虽然有人告发。因为大家都热情贯注地工作。只对他提出要注意改正的要求。他拉拢两个新调来工作不久的总务科干部。贫污大量粮票和钱钞,准备结伙逃跑。经军工部的上级领导后勤部发现。拘捕他一个多月,后勤部工作繁忙,未及时处理。他自认为不会给他怎样重的处罚。十月底,军区授权后勤部组织法庭审判。集合后方各单位如后方医院、印钞厂等全体人员到军工部开庭公审。后勤部政委乔信明主审,经群众揭发控诉,从午后开到晚间。也让本人辩护。他不认识为犯法,认为只会对他作一般批评。最后判处极刑,当即枪决。在军工部的四年历史中,判重刑的这是第二例。

三师部队急速北上。苏中区和盐阜区之间还剩下一个以盐城县为中心连接四周几个城镇构成的伪军据点。苏中军区为拔除这些据点,要求军工部供应大量炮弹。我们提出赶造7000发炮弹的计划和动员口号。结果在19天内全部完成,说明了军工部的生产能力已大为提高。由于我军有充分的军需弹药等准备,伪军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下,出城投降。

完成这批炮弹之后。军工部有一段歇息间隙。就利用这个机会做拆迁的准备。总结上次经验,先对新厂址规划安排好,然后有计划地拆迁设备,一到新址就能安装生产。

在邱家墩的半年多的时间里,生产比较单一。成批生产81、82炮弹和两种小炮弹。全部机床安装在一长条的厂房里,专用机床更能发挥作用,又修好一台十多马力的柴油机,可轮翻维修与使用。铸工工场有了一台小柴油机带动鼓风机,还制造了一个能力更大的熔炉。并且不满足于使用离心式鼓风机,正拟制造罗兹双辊简式鼓风机。工人们都觉得工厂更有发展前途,认为应该再到上海动员更多人来参加工作。自愿冒险到上海找人来扩充工厂。如倪永江等去上海途中被伪军关卡盘问拷打,释放后仍然去上海带了几人回来。

全体人员包括参加不久的人员,经过这段时间受到教育和影响,政治上普遍有进步,有些人已经有入党的要求。军工部党组织经研究认为情况是好的,有计划再让他们在工作中在生产中锻炼和考验,在评选模范和创造先进事迹中考察。有些同志可以在参加工会工作中提高。同时加强党课教育,做好党的知识宣传。在林上和邱家墩吸收党员不多就是有这样的计划考虑。这些同志在后来解放战争更艰险的处境里,经得起严重的斗争考验,参加党,成为工作骨干和干部。

十一月军部已转移到淮阴城外,参谋长赖传珠召我去。他对我说:军部将移驻山东,山东是今后战略要地。那里煤铁等军事工业资源较多,有工厂矿山,那里的设备工人可以转作军工生产。只要我带少数生产技术骨干,到山东组织军部军工部。我随即到淮安向聚司令汇报军部的以上指示,并且请求他批准,让罗湘涛(他从江南北撤后未安排工作)同我同去负责。他同意后,罗湘涛留淮安等候,我去邱家墩同一师军工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讨论。他们都能顾全大局,认真负责地研究推荐十几位有组织领导能力,对各种工艺有水平有独立上作解决困难问题能力的干部工人,随我去山东。这样既能完成到山东后的工作需要,也不至影响一师军工部的继续发展。

十二月底,去山东的人员出发的同时,留下的人员有计划地投入建设,顺利地搬迁到油坊头。

这支从一师军工部抽调的工作队到山东后,1946年4月5新四军第七师军工部(曾用生产部的名称)共同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军工部。

留在苏中的原一师军工部人员搬到油坊头后,编为华中军区军工部一厂。一厂在1946年10月也因战争重心北移,完整地向山东的中区搬迁。至此原一师军工部人员全部到山东参加解放战争的军工生产。这是后来的事。

我试写这篇在一师军工部四年工作的回忆,只能是个粗略的轮廓。手头没有留下一点记录,全凭记忆和当时共同奋斗的固志的示。所想的是先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让同志们提出修改补充。使这段历史能更完整真实地表述。供讨论并从中总结经验。

资料来源:

《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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