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务史济美的这些手段，确实极大地打击破坏了我党的地下党组织。中统徐恩曾还约定，为保护打入内线的“细胞”展开活动，只要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人员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
当内线“细胞”将中共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掌握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史济美的到来，的确让上海变成了更加恐怖的白色地带。
徐恩曾
斯文里事件后，史大麻子史济美依旧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大肆搜捕中共党员。他利用帮会关系得到线索，逮捕了团中央青工部部长胡大海（陈庆斋），并利用胡大海的岳父京剧艺人、画佛专家钱化佛的劝说使胡叛变，并将其转化为中统特务。
胡大海的岳父钱化佛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
“画佛之际，我化佛也”，他开始用“化佛”之名，专绘佛像，取“万佛楼”为其住室名。他擅长人物，尤以画佛像最为出名，有“民国第一画佛高手”之称。人见其所画的佛像个个都闭着眼睛，问其原因，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可见钱化佛画佛的心境以及创作的历史背景。
胡大海叛变不久，团中委吴振鹏和前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被捕，吴振鹏大义凛然绝不屈服，后病死狱中，而团中央书记袁炳辉叛变。
袁炳辉、胡均鹤、胡大海叛变自首后便开始积极的“工作表现”，他们于大年初四出来活动，发现了团中央秘密接头处的负责人邱忠林，于是，便在其家中设伏蹲守。
晚上六点，团中央交通组组长蒋屏刚刚走进邱忠林的家门，当即被胡大海拦腰抱住，随后便被另两个特务拖下楼，推上了一辆小汽车。很快将其带到老北门某旅馆的三楼，叛徒袁炳辉、胡均鹤及史济美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胡均鹤
刚刚接任团中央书记职务的王云程，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成为第三个被捕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史济美的枪口对准王云程时，王云程奋起搏斗，居然夺枪与史济美对打起来。但即便被抓时表现得如此英勇，王云程还是在被捕的第二天也自首了。
团中央组织部长孙际明、秘书长陈卓文、秘书余心和刘修、常委交通老余、油印组长周友今、发行股长小邱等二十多人之后相继被捕，团中央机关除极少数人脱险外，绝大多数被捕。
这极少数人中就有团中央宣传部长，因遵义会议上同毛泽东正确主张唱反调而闻名的凯丰（见前文遵义会议始末三）、组织部秘书陆定一和交通员唐益之。
由于顾顺章长期从事我党地下秘密保卫工作，对秘密工作的特点了如指掌，因此史济美在顾的训练下，识别跟踪我党地下组织人员也总结出新的方法。
中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人员为对付特务盯梢，行动都极为谨慎，他们时常走走停停或突然回头，看看有无尾巴跟踪。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在后，便立即改变目的地，想方设法予以摆脱跟踪者。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确定安全后，方才进门。
在多次跟踪失败之后，史济美想出了一个自诩为百试百灵的“三盯一”跟踪办法。
史济美让第一个人跟踪地下党组织的人员，在人多的地方就靠近一些，以防跟丢；在人少的地方就远一点，以免发现。
一旦目标进入里弄巷子，第一人便只到里弄口，不再向前，但要注意前边目标进入里弄后的情况，然后等待后援，让随后到来的第二人跟上。如此，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这样非常容易使目标人疏忽，误认为已摆脱尾巴，从而达到完成跟踪找到线索的目的。
在确定了人员目标的住处以后，特务有时会假装上门称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查证。一旦弄清楚情况，即来人一拥而入，抓捕人犯。
1933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人员被特务使用“三盯一”跟上，通过目标最后停留地，史济美弄清了江苏省委的地址，北四川路天潼路口。
因此地行人稀少，蹲守特务无处藏身，于是跟踪目标的两名特务以踢足球作掩护，故意将足球踢上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借口上楼取回足球，从而查明省委机关的门牌号和内部基本情况。
顾顺章
由于中共省委机关的人员警惕性不高，并未在意，结果还未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特务已一蜂拥而入，结果省委机关迅速遭到破坏。
史济美在行动中还发现，我党机关和联络点有一个共性，一般在窗口会挂有帽子、雨伞或者阳台上放置花盆等常用常见生活物品，初看并不觉奇怪，一旦地下党人员或者进步人士遇捕，被捕人就借故把帽子戴上、将雨伞拿走或故意将花盆移动、打碎，来完成示警后来同志之目的。
此后，史济美便要求特务们在抓人时注意将这些警示暗号恢复原状，并留下人员继续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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