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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一支由3个军统特务组成的小组以皮货商身份为掩护，携带美制小型电台，秘密通过胡宗南的防区，准备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
可当他们刚进入陕甘宁边区，就被早就埋伏在这里的边区军民抓获。
此次抓捕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就行动本身而言却是草率的。
理由有两条：
其一、按照通讯工作的工作准则，译电员和报务员是要分开行动的，即使抓了报务员也得不到密电码本，得不到预期的行动效果。
其二、抓了报务员，很容易把情报来源暴露出来。因为要派出报务员，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报务主任是肯定会知道的，因为人就是他派出去的。如此一来，报务主任很有可能成为军统的怀疑对象。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提供这份情报的正是军统的报务主任冯传庆。
好在戴笠仅是怀疑，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0年4月，位于重庆天官府街14号的我地下党的联络站被军统侦知。可戴笠很狡猾，他并没有马上派人动手抓捕，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可这个消息再次被潜伏在军统内部的地下党传出。
事情的结果是，当军统特务进行抓捕的时候，天官府街14号早就人去楼空了。
一系列的泄密事件让戴笠嗅到了危险，出现这种状况仅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军统内部有地下党潜伏。
一次大搜捕开始了。
那么，潜伏在军统内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屡次传出关键情报呢？
要说起这件事，还要从1939年开始说起。
1939年的4月，军统在皖南地区的一个潜伏电台突然发来了一封电报，接电报的人是军统电讯处副处长魏益三。
当魏益三打开电报后，他就知道坏事了。
电报是魏益三担任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时的一个学员张蔚林发来的，内容倒很简单，要求涨工资。
要求涨工资这件事本身没问题，可有问题的是，这封电报不是以张蔚林一个人的名义发来的，而是由几个潜伏台人员赵力耕、杨洸、安文远联名发来的。
按照军统对潜伏台的规定，潜伏人员是不能暗中横向联系的，否则，就是违反了军统的“家法”。而这次联名发电，则意味着这几个人在暗地里进行了联络，这就严重违反了军统的规定。
既然张蔚林几人违反了军统的“家法”，就不再适合担任潜伏台的工作了，魏益三就把几人调回了重庆。
可由于这几个人都是魏益三一手培养出来的，魏益三也就没舍得处分他们。如果处分了这几个人，就相当于自己动手削弱了自己在军统电讯处的实力，这种事魏益三哪能干？于是，魏益三就把几人分别安排在了不同岗位工作。
而赵力耕、杨洸、安文远几人呢？也因为张蔚林仗义敢言，对他很佩服，也愿意跟着张蔚林干。这几个人后来都被张蔚林发展成地下党。
张蔚林在皖南潜伏期间，对新四军早就心生好感，有意弃军统而去。可还没等他行动就被调回了重庆。
回到重庆后，张蔚林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八路军、新四军，就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这个行为在军统可是犯大忌的。
订《新华日报》这件事虽然反映了张蔚林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可却暴露出张蔚林行事鲁莽草率、沉不住气的一个致命弱点。
这个弱点直接导致了他在日后遇到危机的时候做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应对，以至于他领导的潜伏小组被军统破获。
见张蔚林竟然敢订阅《新华日报》，他的顶头上司就在魏益三面前告了一状。
按理军统的“家法”，对于张蔚林这种具有危险思想倾向的人，是要被清理掉的。
可由于张蔚林是魏益三的得意门生，魏益三不仅没有处理张蔚林，反而把他调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工作。
在军统，张蔚林仅是一个报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报、发报，而到了电讯监察科，则成为了监管通讯的特务了，权力不仅没变小，反而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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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张蔚林再也按耐不住对光明的向往，就冒险来到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求见周公。
可周公当时赴苏联治臂伤，没在重庆。张蔚林再次要求见叶帅。
可当时的重庆波诡云谲，八路军办事处又对张蔚林毫无了解，叶帅哪能贸然就去见这样一个特务呢？一旦是军统故意派人来试探的，和他见面就会授人以柄，被重庆方面扣上一顶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
因此，叶帅决定不见张蔚林，而是派曾希圣去接见。
曾希圣是我党有名的电讯专家，对张蔚林这种出身军统电台的人很感兴趣，可由于同样的原因，曾希圣也没敢多谈，只是表示，打日寇，在重庆和在延安都是一样的，委婉地拒绝了张蔚林想要奔赴延安的请求。
可没过几天，张蔚林再次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次，他可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来了一位志同道合者，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兼报务主任冯传庆。
负责接待他俩的仍然是曾希圣。
因为有过一次接触，曾希圣就试探性地询问了一些军统电讯总台的事情，冯传庆和张蔚林也都据实回答。
作为对军统电讯总台情况非常了解的曾希圣而言，二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是瞒不过他的。
见二人说得都是实话，曾希圣就试探着要二人提供一些情报。但是，曾希圣仍然很小心，对冯传庆和张蔚林提出的入党和到延安工作的请求，没有做任何肯定性的答复。
曾希圣的对敌经验非常丰富，他是想通过让二人提供情报来进一步考验二人投奔的真假。如果二人提供的情报是真实且重要的，那么，他们的投诚就是真的；反之，提供的情报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肯定就是军统设下的圈套。
不久，冯传庆和张蔚林就提供了很多情报，经过曾希圣和叶帅评估后，认为都很有价值。由此可见，这二人的投诚是真诚的。
之后，在叶帅和曾希圣的介绍下，冯传庆和张蔚林光荣入党，并接受了继续在军统潜伏的任务。
从八路军办事处的角度来看，再也没有比冯传庆和张蔚林更好的位置了，相对于二人到延安，在军统潜伏的价值无疑更大。
不过，在这里却存在着一个失误，那就是没机会或者没有时间对二人进行系统的训练，这也是后来军统潜伏小组暴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冯传庆和张蔚林毕竟是军统人员，动辄出入曾家岩50号势必会引起军统的注意。这就要给这个潜伏小组配一个合适的交通员来传递情报。
于是，本文的主人公黎琳出场了。
要在重庆潜伏，四川人是一个便利条件。而此时，原籍四川崇庆，正好被延安派到重庆进行工作的黎琳就被看中，成为了这名交通员。
黎琳，原名余家英、余硕卿，于1937年11月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延安军政大学。
1938年10月，黎琳光荣入党，并与志同道合的李清（陈宝琦）结为夫妻。
1939年，黎琳在军政大学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10月，黎琳接受党的委派，来到重庆，准备做她的亲戚，四川省第8区（酉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安民的工作。
可还没等黎琳展开工作，她就被换了工作，成为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这个小组的交通员了。
可究竟以什么身份加入这个潜伏小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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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戴笠在军统内部有严令，抗战期间，内部人员不得结婚。如此一来，假扮夫妻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既然假扮夫妻不行，那就假扮兄妹。于是，黎琳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加入了潜伏小组。
当时，军统内部有规定，没有家属的人员一律不能在外居住，仅能住在军统统一安排的宿舍。即使有家属，那也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回家。
虽然军统要求得挺严，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并不怎么严格。可即使如此，一个没有家属的人员突然提出要在外居住，也是要受到怀疑的。
而张露萍的到来，正好避免了这个危险。即使张蔚林不能每天都回家居住，但相对于其他没有家属的军统人员，已经算是很宽松了，这就有利于张蔚林把得到的情报传递给组织。
可这个安排也是有漏洞的。张蔚林是无锡人人，而张露萍（黎琳）是四川崇庆人，口音就不对。
即便张露萍能改换口音，她的身份背景也是经不起调查的。
只不过军统看似要求严格，但也都是表面文章。就这样，张露萍在重庆站稳了脚跟。
在这个期间，这个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小组究竟传出了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呢？不得而知。
但有明确结论的情报有两个，一是戴笠派的准备潜入陕甘宁边区的三人小组；二是戴笠命令军统人员准备夜袭天官府路14号的联络站。
在这个期间，张蔚林又把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安文远都发展为秘密党员，加上冯传庆和张露萍这个交通员，潜伏小组已经发展到8人。
可在1940年的4月，一次意外发生了。这次意外直接导致潜伏小组全部人员被捕。
4月的一天，张露萍上街，却被一辆小汽车挂倒了。当车主人下车道歉的时候，张露萍吃了一惊。原来车主人竟然是自己的大姐。
原来，张露萍的母亲生了重病，张露萍的大姐到重庆寻找良药，正好碰上了张露萍。
都说无巧不成书，可这也太巧了。
得知母亲重病，张露萍就向组织请假回家看望母亲。可就在她回家探病的这个时期，张蔚林出事了。
在一次意外中，张蔚林使用的收发报机的真空管烧毁了。这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收发报机的真空管本就属于消耗品，长时间使用自然会坏。
张蔚林本来也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坏了，打报告申领更换就是了。可他的顶头上司肖茂如却不这么认为。
肖茂如本就和张蔚林关系不太好，早就想找机会整治一下张蔚林。这次真空管烧毁事件让肖茂如找到了机会，他以故意破坏为名，
把张蔚林关了禁闭。
其实，这就是肖茂如在借机整治张蔚林而已。可没有多少对敌斗争经验的张蔚林却慌了，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于是，张蔚林想方设法从禁闭室逃出，跑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躲避。
叶帅得知后也很吃惊。可在分析后却认为，是张蔚林小题大做，反应过度了。
张蔚林此时应该做的是马上回去找魏益三说情，以此来摆脱被动局面。
张蔚林这次逃脱是非常不应该的。
其一、如果军统真的认为张蔚林是地下党的潜伏人员，他岂能这么容易就从禁闭室逃脱？
其二、如果军统认定张蔚林是地下党的潜伏人员，就不是把他拘押在禁闭室了，而应该是刑讯室了。
其三、如果军统认定张蔚林是地下党的潜伏人员，他又能很轻松地逃脱，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戴笠想要沿着张蔚林的逃跑路线搞一次大追捕。
可事后证明，八路军办事处并没有遭到军统的刁难。
可在张蔚林返回的时候，却立即遭到了拘捕。
这是因为，在张蔚林逃跑的这个时间段内，军统对他和张露萍租住的房子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搜查的结果是，既找到了张蔚林发展的几个地下党员的入党申请材料，又有军统的人员花名册。
很显然，张蔚林地下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作为军统的老人，张蔚林应该很清楚军统的操作手段。在得知自己逃跑后，搜查自己的住宅是常规操作，他就不怕那些材料被搜出来吗？
其实，家中藏有材料这件事，张蔚林还真不知道。不然，他是决计不敢再回到军统的。
这是张露萍犯的错误。
张蔚林回到军统被抓的时候，正在值班的冯传庆就意识到暴露了，他赶紧藏到了地下室，又沿着一条防空洞逃了出来。
逃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冯传庆立即把潜伏小组暴露的消息报告了叶帅，叶帅立即安排人把冯传庆送往延安。
可在这件事情的安排上是存在失误的。
冯传庆已经暴露，军统特务定会进行抓捕，而冯传庆又有着非常明显的体貌特征，脸上有麻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是把冯传庆藏起来，而不是让他离开重庆。
果然，第2天，冯传庆就在重庆沙坪坝的青木关被捕了。
在安排冯传庆离开重庆后，叶帅又紧急给正在家中照顾母亲的张露萍发报，要其立即就地隐藏。
可还是晚了。
军统特务早就在张露萍的家中找到了她母亲的住址，提前于叶帅电报1个小时把一份“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发给了张露萍。
在家中留有地址，是张露萍犯的第2个错误。
张露萍见电报后，立即返回重庆，可当她刚回来，就被军统逮捕。
至此，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7人小组成员加上张露萍共8人被全部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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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大为震惊，他们怀疑张露萍是曾家岩50号派来的，就以假释放真监视的办法来观察张露萍与曾家岩50号的联系。
军统的这个做法很阴险，因为一旦张露萍与曾家岩50号接触，军统就可以散布谣言，说八路军破坏统一战线。
而张露萍非常机智，她早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她表现的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时，就假装不认识，以此来迷惑敌人。
见阴谋被张露萍识破，戴笠更为恼怒，他在张露萍身上用尽了酷刑，可张露萍始终没有让特务得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其他7位潜伏人员除安文远叛变之外，都经住了考验，虽经严刑拷打，但都和张露萍一样，没有吐露出党的半点机密。
那么，叛变的安文远为何也没有交代出他们和曾家岩50号的关系呢？
这是因为，除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这三人外，其他几位潜伏人员都认为他们是归重庆地下党领导，根本没想到是归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这是事先设定好的一个防火措施。
再来说说李清。
在妻子赴重庆工作之后，李清总是向从重庆回来的同志打听妻子的消息。
可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对李清说，黎琳变了。他们经常看到黎琳打扮得花枝招展和一些军统军官出入风月场合。
可李清不相信，他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蜕变。
其实，这些都是黎琳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而故意做出给人看的。黎琳在重庆的任务是高度机密，即便八路军办事处的很多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可在1943年，李清却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某位领导说，黎琳叛变了。
但是，李清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叛变。可远赴重庆的妻子究竟在做什么呢？
就在李清在苦苦等待妻子的时候，1945年7月14日，军统将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7人杀害在息烽快活岭。
至于那位叛徒安文元，也没有好下场，在1949年，被军统视为不可靠人员处理了。
出于保密的原因，张露萍就是黎琳的化名这件事始终不为人所知。因此，在很多时候出现了张露萍是烈士，而黎琳是叛徒这种矛盾的说法。
直到1983年，张露萍的直接领导雷英夫肯定了张露萍的党员身份，以及她在重庆秘密战线的工作情况和成绩。
同时，雷英夫还致电叶帅确认张露萍的身份。
叶帅接电后，激动地说道：
“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这个“干一场”，就是黎琳在延安时期的绰号，因为黎琳能歌善舞，尤其擅长的就是指挥和领唱“干一场”这首歌。
至此，黎琳（张露萍）的事迹终于大白于天下，她的烈士身份终于得到了追认。
不久，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李清得知了此事。当看到黎琳的烈士追认文件时，李清不禁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说道：
“她不是叛徒！她不是叛徒！”
此时，距离二人1939年在延安分开已经过去4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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