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金永顺。原标题为《梁华盛统治吉林丑闻》
梁华盛（1904—1999）
梁华盛（1904—1999），广东高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中将，黄埔学生中第一位省主席。早年参加东征、北伐历次战役，1936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抗战初期任第190师师长和第10军军长，1940年10月14日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4月10日任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1949年出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后赴台湾。
正文
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我在国民党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兼任过助理秘书、秘书、编译等职。现将我记起的有关梁华盛的一些丑角写出来，以供参考。
(一)
一九四六年五月末，梁华盛以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古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在长春广播电台向吉林省民众发表了一篇《告吉林父老同胞书》的讲话。他说的是广东味的北京话。他从八年抗战谈到获得胜利，说祖国欢庆光复，完全归功于“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并且规劝全省同胞“再接再励，效忠党国”。从此，梁华盛迈出了国民党糟践吉林省的第一步。
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梁身着中将衔军装，搭专车带领部分随从人员入主吉林。公馆选在江沿街衣家小楼（以后迁到二道码头汉好熙洽的住宅）。省府设在新开门外原日本领事馆和伪满吉林市公署院内。中楼为民政厅，西楼是主席办公厅、秘书长办公厅和秘书处，东楼是会计处和广播电台。
梁初到吉林时，可以说是简从，只带有主任秘书施白施今人），秘书陈华伟（不久即送往美国留学），许世诚和周亿孚。就地任用的有票戏的大烟客钟震北（自报原籍广东，会说广东话），做了三个月的机要秘书就调到“敌产接收委员会”去了。这样，不到两个月，秘书处里秘书就有六个，另外还有额外秘书，省府内还安排几名参事。这些秘书和参事，绝大部分是捋着裙带爬上来的。秘书周亿孚曾任汪伪政权下的广州市长，和梁是小学同学。许世诚和陈华伟与梁都是燕京大学的从军学生，跟随梁很长时间。梁杰英是他的侄子。其他秘书和参事都是梁的同乡或亲属。他对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于训团、吉林日报社、营城煤矿、联营处和制米厂等单位的采用人，也无不如此。就连曾给梁当过伙夫的游某，也当过一个时期的《吉林日报》社的经理。
(二)
梁为什么把吉林省会选定在吉林市呢？这因为长春市是伪满的首都，是个新兴城市，市长的人选不由梁本人决定。加以国民党的“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将由沈阳迁到长春，长春将是上级机关林立的所在，不便滥行省政府的职权；而吉林市则是国民党进一步接收的前哨据点，加上又有吉林当地的几名士绅如马德恩、王苹林、孙荫南等到长春求见梁华盛，力主把省会设在吉林，请求尊重地方民意。这些因素和请求，都正中梁华盛的下怀。因为在吉林做“皇上”，总比在长春有许多上眼皮控制强得多。
梁到吉林市后，首先发出紧急命令，限期赶修“干部训练团。”梁上任后的第一招就是命令直属各机关和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留用人员都到“干训团”去受训两周。受训期间每人借给一套新军装，集体食宿，行动要求军事化。讲授的内容为国内外形势、抗日战争胜利、三民主义等。目的在于输效忠党国的思想，推行落记内战政策，贩卖反共亲美的货色。“明耻教战”四个字是这个训练机关的招牌，也成为梁的座右铭。
(三)
梁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竭力培植个人势力。譬如搞“中正体专”目的不在于培养体育人才，而在于给“黄埔”或“中央军校”训练后备力量。梁说过：“入'中正体专’成绩好的就可以推荐到黄埔去”。学生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公家供给。梁还计划养奶牛，供给学生牛奶喝。“中正体专”成了当时条件最优越的学校（运动健将洗少梅就曾为该校排球队员）。
如果把梁对待“中正体专”和对待“松北联中”对比一下，真是天地悬殊。“松北联中”几次派代表请愿救济学生，梁都不予接见，只派一名不管事的秘书前去应付一下。这些学生住在洗劫后的破烂不堪的伪皇宫，席地破被，缺少采暖设备。吃的是粗粮，还上顿不接下顿。梁有办法解决也不肯干，怕学生是大后方来的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初，梁甚至想动员他们去打内战。
梁在吉林为了搞“端木生涯”，特由天津讨来个名叫张德的商客，命他组织“吉林省工矿土产联营处”，派张为总经理，黄沃涛为经理。经销白面、香烟、煤炭及其他土特产品等，并以联营处的名义向关内成火车倾销大豆。地方人痛恨黄沃涛，称他为“黄天寿”。
梁到吉林后，专心致志地关心“财源”。曾先到粮仓九去“出巡”。中途在营城车站下火车，还到煤矿巡视一番。
梁巡视矿区时，“东北资源委员会”派出的接收人员正在现场。一个专员向梁提出“交接乎续”问题，当时遭到梁的严词拒绝：“这地方还处在军事管制时期，我以副长官名义接收这个矿区，什么时候移交还不能肯定。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接收。”从那时起，梁派他的老同学-—一个笃信佛教的“老少将”（姓名不详），担任这个矿的负责人。还派出一个连的保安团驻在矿区。下边还安排一些喽罗，其中没有一个值得矿工技术和熟悉操作规程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挖煤，就在坑内大量积水和缺少坑木的严重情况下，也还不择手段地威遥矿工们下井挖掘，以致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工人们在军队的镇压下，为了养家糊口，只有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但主管部门—-吉林省工矿土产联营处却连续向梁报告这个煤矿的收人在不断增加。梁为自己“生财有道”大喜若狂。
正当外面朔风刺骨、雪花纷飞，大多数老百姓饥寒交迫的时候，而舒心得意的梁华盛却游泳在温暖如春的“朝阳新舍”的暖水池里。这座室内暖水游泳池，每天要耗用十五吨营城子块煤。梁对矿工们为了挖煤，累得筋疲力尽，才混到一个窝窝头的情况，是不屑一顾的。
梁还在吉林市东关成立了吉林粮油加工厂。表面上由一个姓李的投机商负责，实际上是由施黑（墨人）一手掌握。他们控制着粮市行情，操纵着老百姓的生活命脉。老百姓买粮排队，是他们垄断市场，抬高物价的结果。
(四)
梁可凭仗的另一套资本是“东北保安司令部副长官”的中将军衔，又当过蒋介石的侍卫长，处处都以“委员长”作唬人招牌。当他知道迟早要免去兼职省主席的时候，便积极扩大自己的地方军事力量，扩大组织“省保安旅”，派何大刚为少将旅长，各县设立“保安大队”。他们到处拽罗土匪，如“占江好”、“混江龙”、“青山”、“黑龙”等。挂起“五县联防指挥部”的招牌，以韩蔚为指挥，王庸、崔蕴兰为副指挥。他们活动在吉林市的西北地区，抢劫财物，弄得民不聊生。
记得有一次梁巡视九台，正赶上有伙“地下军”在等候点编。梁答应这些人在县城外的一个空场上集合。我亲眼看到了这场天大的笑话。原来这伙“地下军”是七拼八凑的二百多人。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除了几个领头的“官”有支厘枪外，其余几乎都是光手，三百多人中，只有十几枝步枪和土枪。后来听说这股“地下军”是九台乡下一个大地主为了要当官儿，卖了房地产，凑起一伙人前来接受点编的，没想到被梁遣散，弄得人财两空。
当蒋介石自任“大总统”颁布“勘乱救国”的命令时，“中央军”奉命做“重点撤守”。这时，国民党在吉林已经是风前残烛。在杜聿明与卫立煌接替之际，梁华盛专机飞沈，请示“机宜”。回到吉林之后，和亲信们暗搓一声“夕阳无限好……”。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梁的亲信们大多以金蝉脱壳之计，逐个溜之乎也。梁本人也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当看到国民党二十八师李鸿所部二次堵击解放军三下江南，损兵折将毫无效果时，便对记者团曙然吁叹说：“当年在印缅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共军实在不好斗，……”梁此时困坐江城，胆颤心惊，遂连续发出几道命令，以求负隅顽抗。一是赶制装甲列车，一是命令东局子的军械厂（实际是军械修配处）加紧制造手榴弹、冲锋枪，准备死守。并命令各流亡县长加紧组织地主还乡团，成立突击队。更利用士.匪“张平推”（即张冠三，被梁口头任命为团长），四出骚扰，烧杀掠夺。
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梁密令还乡团在保安团的配合下，试图从吉林出击。梁坐上了新制的“装甲列车”沿吉长铁路，由吉林出发往西行驶，还没等到河湾子车站，即遭人民武装截击，只好狼狈逃问。这是国民党三十八师退守长春以后，梁亲自督师企图打通吉长铁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
在此以前，梁曾命令“张平推”所部土匪武装向吉林江东移动。一天下午，几部卡车载着各报记者和梁的部分随员，在特务连的护卫下到达江密峰车站。沿途看到的是“铁道大翻身”。当地农民对这群“不速之客”丝毫不感兴趣。这里很少看到青壮年和男人，就是当地的小孩也用奇特的眼光瞧着我们。原来这里已经成为“真空地带”。据一位老大娘说：“这儿是'晚上来八路，白天没人住’的地方”。那当时，“张平推”的土匪团正在这一带骚扰，老百姓大都逃跑了。
就在这天，在村落附近的一个山岗上，梁把他当师长时用过的一架望远镜送给了“张平推”。并说：“这架望远镜跟我很久了，现在送给你吧：”以示关怀和鼓励（我看过那个望远镜的皮盒里面还写有第九十七师和梁的名字）。
当吉林城防告急时，梁采纳了伪满警察大队长张慕勤的护城献策。于是发动吉林市的公教入员和居民，利用北山丘陵，构筑城壕。西绕山东会馆、西道口、温德河子、小白山一带，挖掘二十米宽，十五米深的护城壕一道，有的地方两道。壕内放水，壕外理设障碍物。挖掘护城费时约七十天，动用劳力约百万人次，修筑这项工程，拆毁了许多民房，淹没了不少田地，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对梁的专横跋扈极为不满，称之为“梁皇上”（“梁华盛”的音变）。
一九四七年深秋，梁命令各流亡县长带领保安大队向四外出击，目的在于抢粮自救，但均遭失败。舒兰县长画恩正率队在乌拉街西南抢粮，被人民武装击毙。这时吉林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新一军留守的一个炮兵连在北山设阵地，三座-一O五野炮不断向磨盘山、土门岭一带盲轰。解放军已进出在东、西团山子一带，炮弹不断打人市内，梁为活命借机逃沈阳。这下子可急坏了秘书长吴至恭，他…连拍发几封告急电报，梁才硬着头皮，由沈阳飞回吉林，当飞机在哈达湾机场降落时，由于对空指挥不明确，飞机着陆过猛，发生强烈颠簸，梁碰得头破血流。梁这次回吉，已没有往日那样气派，过去寸步不离的军乐队，这次谁也没有出迎，显得灰溜溜的。原来梁去沈阳，根本不想再回吉林，打算在“东北剿总”活动一下，好脱身吉林的。
一九四八年二月，梁又飞沈，并带走财政厅长姜守全，秘书许世诚等。省府委员民政厅长尚传道，吉林市长张庆泗，以及代建设厅长博钩陶等都在长春，只有秘书长吴至恭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一筹莫展。省府委员教育厅长胡体乾虽在吉林，索与梁不相投，又有职无权，更帮不了梁的忙。这时吉林市城内活象躺在松花江畔的一具僵尸,毫无生气。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六十军的一个团突然向鸟拉街方向推进。在这意外的“回光返照”之下，三月八日下午，有一架飞机在市内上空盘旋后降落。第二天凌晨，六十军掩护在吉林的公教人员沿吉长公路向长春撤退。六十军连夜离开吉林，梁华盛再未回吉，梁记小朝廷至此彻底跨台。
（五）
梁很重视社会舆论。一到吉林就下“条子”，把当地的《吉林日报》改为他的机关报。当时的报社记者为数不多，又大都是伪满《大同报》的残余，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很怕在国土重光之后，被扣上“文化汉好”的帽子，所以对待象梁这样的“中央大员”，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梁为了求得有个灵便的喉舌，替他吹嘘当“肉喇叭”，一把就抓住了当时吉林市记者联谊会的负责人石又光，让他兼任省府的新闻秘书。后来，梁又派金鸿润办起了“梁记”《吉林日报》。但与此同时，对据实报道的《长白日报》却打出了一顿“煞威棒”。事情是这样的：一天，《长白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粮店门前排成蛇形大队，国土光复不该出现伪满配给现象”的新闻报导。梁对此非常恼火。一怒之下，便把该报编辑长关君哲找到他的办公厅训斥一番，并说这是对政府的污蔑。还把一本《三民主义》送给关某，叫他回去之后好好读一读。
一九四七年，天津《大公报》曾用大半版的篇幅刊载了梁在吉林的所谓“三大建设”。为这件事把梁气得两眼进火，还把他的秘书石又光找去狠狠斥责一番。原因是《大公报》记者雷克来吉林时，石曾陪同他游览了一个星期。当年冬天，石在长春滑冰场上与雷克相见时，还特意邀雷到他家去吃了午饭。他俩过从甚密。梁认为是石揭了他的底，才大动肝火。
梁在吉林的“政绩”还不止于《大公报》所揭露的除上述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外，在建设方面还有“朝阳新舍”、“胜利亭”、“松花江招待所”、“江畔公园”等。在文化方面还有“忠勇剧队”、《忠勇月刊》、“吉林摄影社”等，都得算是梁的得意杰作。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记者节这一-天，梁破天荒地在松花江招待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吃的是梁自己命名的“新生活饭”（一饭一菜，没酒没肉）。梁在饭前讲话中提到：希望记者们不要带有色的眼镜。言外之意是威胁记者们不要把他的一些丑事公诸子世。
当时的记者虽以“无冕皇帝”自居，其实都是笼子里的八哥。而且每个报纸都有它的靠山，否则就站不住脚。例如《吉林日报》是梁办的省府机关报，为梁的专用传声筒，天天替梁拍敷胭粉。《长白日报》的靠山先是国民党新十四军（该军副军长梁直平自任社长），后来接受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补助，成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机关报，和梁的《吉林日报》秋色平分。《工商报》是照相业者邓伯和办的投机报纸。邓是吉林市河南街大芳照相馆的经理，因为会说广东话，和梁套上了老乡，在梁的支持下，当上了省商会的会长。办报纸也是替梁吹嘘，兼而为他自己竞选“参议员”作宣传鼓动工具。
梁很重视宣传工作，对报纸和广播尤其关心。他用钱买住了中央社记者张冰子，为中央社驻声林特派办事处提供了伪满吉兴住过的楼房做为办公地址，办事处设有收发报机为梁服务。梁在省府院内自设广播电台（因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电台不买梁的帐，用起来不方便）。梁还在粮米行东头设立省府电台，由特务王心一主持，不准许一般人员随便出入。不过梁不大得意吉林的记者，认为他们多半是土生土长，奴化太深。
（六）
梁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在吉林处处学着蒋的作风行事。梁叫他幼年的同学周亿孚为他写“自传”，印成小册子赠送给别人，并将他站在蒋介石身旁照的那张象片放大洗印，分发给在“干训团”受训的文武职人员。有时还把他身着军装、放大洗印并亲笔题名的照片赠送给厅处局长。就这样撒出去的照片不下千八百张（这些照片都是当时古林摄影社郑庆光等给印制的）。
梁最喜欢使用“忠勇”二字。据说这是蒋介石给“封”的。因此，这两个字就成了“梁记公司”的商标。当时吉林省有“忠勇剧队”、《忠勇月刊》等，就连省保安团的臂章也用白底蓝字的“忠勇”二字。
梁有另一怪癖，总喜好把他的一言一行象“名人语录”一样，印装成册，然后分发到各机关、学校。梁在吉林主政的二十个月当中，有专人记录他的讲话。这些讲话大部分刊登在《吉林日报》上。以后又亲自挑选了三十几篇，由《吉林日报》印装成《明耻教战》第一集。据说这也是蒋介石的一招，真是什么师傅带出什么徒弟。
（七）
梁华盛专横跋扈，爱出风头，好大喜功，丑闻层出不穷。
梁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为全省小学生“赠书”。
封皮上印有“梁华盛赠”的字样。有些学校还特意把“梁华盛”这几个字教给学生，免得有人考间时答不出来。梁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另一方面要使老百姓歌“赠书”之功，颂“爱民”之德。其实，这笔书费早就由省政府报销了。
有一次，梁华盛路过吉长公路的搜登站，下车后到小学校索笔题字，留名为念。该校值日教师没找到笔，梁乃用纸拾蘸墨题宇，以达到他“人过留名”的目的。
又有一次，梁在吉林市西关柴草市一家小铺里喝汽水。
正巧小铺掌柜的小孩放学回来。梁问这个小孩，“你知道省主席是谁吗？”“你们的教科书是谁发的？”“你看见过省主席吗?”当小学生答出是“梁华盛”时，梁的随员指梁告诉小学生说“这就是省主席”。这时，梁才带着得意的神情，登上了“美式卧车”飞驰而去。
又有一次，梁到九台县政府视察工作时，曾向教育科一名新采用的办事员提出问题：“吉林省主席明什么名字？”那个年轻的办事员涨红了脸，半天才答出个“梁盛华”来。
梁紧接着又问：“三民主义是什么？”这位生在伪满、长在伪满的青年那里能答得出来。竟为此惹恼了“主席大人”。
当场就下了一张纸条子：“×××不称职，着即撤职。”从此，下级官吏更惧怕这位“省主席大人”了。
梁对下级官更这样骄横还不算，就是省政府委员，只要不是他的“广东帮”，也是常受排挤打击的。
一九四七年，梁华盛在一次省政府会议上，强迫吉林市长张庆泗免除烧酒附加税，还要以他的名字在《吉林日报》上发表他的“亲笔手谕”，以表示他对吉林市老百姓的关怀，借以提高自己。其实，他自己所收的各种捐税则可以五花八门。譬如，户别捐、保甲费、清洁 费、城防费、慰劳费、行车捐，再加上营业税、卖钱捐、所得税等上下十几种。甚至松花江沿岸的渔民捕鱼都得上税。省政府总务科的部家彦就曾在东团山子一带催收过这笔“渔税银子”，也险些演出《打渔杀家》那类悲剧。
（八）
梁一面排斥吉林出身的异已（如省府委员、教育厅长胡体乾和吉林市长张庆泗）；另一面却重用他的老乡——广东帮。
除前所述外，梁尚有两名亲信打手，那就是施家的一黑一白两弟兄了。黑的是施墨人，专为梁跑生意赚钱，捞得经济实惠；白的是施今人（施白），则为梁的蒂宾，舞文弄墨的，运筹帷幄，取得政治好处。
施黑曾多次动用卡车到桦甸金矿去淘金。有一次半路上连车带人大部被人民武装扣留，只有施黑一人和两个随从连滚带爬逃回吉林。
施白是施黑的哥哥，很早以前就给梁当秘书。梁到吉林后，安排他当主任秘书，这颇引起广东派的忌恨。而施白本人还想借主任秘书的台阶爬到吉林市长或民政厅长的高位上去。后来，终以宿愿未遂，而意志消沉。这才演出了一九四七年施白向梁告假还家、梁亲自到车站送行的一幕。但不久，梁在感到身边孤危、左右空虚时，又电催施白回吉。施回吉之时，主任秘书之职已由杜聿明的族人杜里程就任。施白只得担任《吉林日报》社长的职务，过着放荡无羁、消遥九霄的生活，每日行酒作乐，勾搭有夫之妇，在酒色娱乐之中消磨时光。
梁在几度视察九台之后，认为九台乃粮仓宝地，便把这个肥缺交给了他的叔父梁春霆。他的侄子，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学毕业生梁杰英就做了“县太爷”的秘书。于是吉长线上的重镇九台，就成了梁家爷们的“封地”了!
梁对亲近下属的错误，肆意放纵包庇，从不加处理。有一次，梁在长春的东朝阳路寓所，有某工厂三名工人代表前来求见。梁听说是工人，便叫秘书代见。工人代表申述说：
工厂虽然已经接收了，但厂长既不组织工人恢复生产，也不管工人生活。用钱时就把机器、设备等拆下来变卖，然后挥霍掉。工人们对此十分痛心。他们求见主席为的是求得有效地制止这种“杀鸡取卵”的错误作法。但是秘书对此不屑理睬，并说：“主席公务繁忙，不能抽身和你们交谈。”把工人代表应付走了。谁知当工人苦苦哀求求见时，梁华盛正在和另外的秘书们玩扑克取乐呢！梁本人也知道因为这个工厂的厂长是由他派去的，“变卖机器”的“高招”他是了解的，因此，避而不见，拒而不纳。
(九)
梁华盛表面以“明耻教战”为训，实际上他和他的政府大员们，是把“四维八德”抛在脑后的。一些恬颜无耻的丑事，全是他们干的。
梁记政府大员们很少有带家着的，多半把他们的“宝眷”扔在北平或内陆。据说是因为东北地处军事前哨，太太小姐们生怕有个风吹草动，不敢前来陪伴。这些政府大员们只得在“沦陷夫人”、“抗战夫人”、“光复夫人”、“招降夫人”（拿日本女人作姘头）、“接收夫人”之后，又搞了个“保驾夫人”。
省政府委员，秘书长吴至恭就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女郎,每天浓妆艳抹服侍在吴的左右。
总务科长宗文泉在这方面更是能手。宗常在家里搞黑晚会，有跳舞、“麻雀”、掷骰子等活动。有时还备有夜宵。伴舞人多半是各厅、处的女职员，中间也杂有舞女、交际花等。有的人把这种晚会美其名日“前哨之春”。宗自己还“雇佣”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日本女人，她既是宗的使女，也是宗的姘头。
梁华盛本人对寻花问柳的门道，也极娴熟。据梁的副官说，宗的老婆颇有几分姿色，因受到梁的青睐，宗才能在梁的面前自觉有几分仰仗。保安旅长何大刚的老婆黄忆梅，善于谄媚阿谀，为何大刚由校官爬上了将官，并当了保安旅旅长出了不少力。黄忆梅为了讨梁的欢心，还利用当地的投机分子二候，创办了一个助产学校，取名“华英”。用的是梁华盛的“华”字，和梁的老婆赖兰英的“英”字，可谓费尽心机了。黄忆梅有时穿上军装，俨然是一副巾帼英雄外表。就是她藉担任妇女会会长的条件，贪污了许多美国的“救济物资”，中饱私囊。
黄忆梅如此，赖兰英更有过之。据给施白管事的郑洪涛说：“梁妻赖兰英每次由吉林回广东时，总要带走些黄金等贵重物品。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秋，她用飞机最后带走的一批黄金，为数更多。吉林人都哀叹地说：'梁华盛到吉林，吉林也天高三尺（地皮被刮去三尺）了’！”
梁在一九四七年以高价购买一部美国新式流线型小卧车。这辆小卧车当时在吉林算是最豪华、最出色的了。在米珠薪桂的情况下（东北流通券要用秤量，“本票”满街飞），总要用五火车大米或十火车高粱米才能买到。这笔巨款全是吉林老百姓的血汗。
这年冬天，梁自己开车，叫他的东北秘书坐入正位，兜遍了人烟稠密的小市场一带，速度非常缓慢。所幸吉林人老实，没人阻击他，不然，他的东北秘书必然成为他的替死鬼。
(十)
梁华盛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地位。省政府设有顾问、参议之职，借以设厅室，无非是为藏污纳垢提供方便的场所，顾问、参议等也被用作掩护，成为梁华盛摇旗呐喊的出力者。如国防部第二厅的特务席仲成就是以“省府顾问”名义出现的，半公开的军统特务李友濂，对外就是打着“省府参议”的招牌。
梁华盛因拒绝“资源委员会”接收营城煤矿而引起熊式辉的不满，意欲撤换梁而由王宁华或邹作华（邹大炮）接替。梁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处境不妙，四面楚歌，就进行内线疏通，求杜聿明从中缓颊。另-方面对来吉林的中央大员都分别赠以厚礼（如特产人参、貂皮、田鸡油等，甚至还有黄金），以求缓解。
正当吉林城防告急之际，对梁来说是祸不单行的。以李锡恩为首的党棍张一中（张爽）、岳希文等，也向梁发动政治进攻。他们想一蹴踢倒省参议会会长毕泽宇，然后再夺下省主席的宝座。所以到处拽集梁的污秽行径，采取内外夹攻的招法。张一中在吉林电话局按上亲信，随时偷听梁的往来电话，窥探梁的动向。由省参议员傅晔等出头，以省参议会的名义，两次向蒋介石和监察院告发，力陈梁在吉林的贪污丑事和跋扈行为。
梁闻讯后，大为震惊，不得不买省参议员的帐。梁在燃煤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拜年为名，向参议员们和当地士绅们每人赠送营城块煤一吨和松花江牌香烟一条；开放“朝阳新舍”暖水游泳池，准许中正体专学生和保安团士兵前去洗澡。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鬼把戏。纵然如此精心策划，巧妙安排，也免不了有钱昌照、魏道明、冯庸、罗卓英等先后前来吉林“视察”的举动。
在梁华盛统治吉林的二十个月里，“冠盖往来”是很频繁的。刚光复时，莫德惠和张潜华来到吉林，下榻粮米行俱乐部。据说，是为了“内蒙酝酿独立”问题而取道吉林再去内蒙的，当时曾由吉林地方维持会给筹款二百万元。……
四川军阀杨森曾在一九四七年到吉林游览，梁以贵宾待之，并与杨比赛网球。钱昌照为清查资源到过吉林，据说对梁提出不少难题。驻英大使魏道明在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前,也曾与冯庸来吉林，并接见新闻记者团。刘哲与田雨为活动竟选也到吉林，并在梁主持的欢迎会上指责过梁是“急躁冒进”、“好大喜功”、“轻重倒置”、“急缓不分”。其后,罗卓英也到过吉林，时值城防告急，罗惶恐不安，匆匆对梁面授“机宜”之后，立郎循回沈阳。随同罗卓英逃之天天的有梁的喉舌——中央社的张冰子。不久，梁也丢下吉林省主席的交椅，逃往沈阳。
资料来源：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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