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范龙章，当过土匪头目，也当过旧军阀的旅长、师长等职。抗战中任纵队司令、新六师师长，抗战胜利后参加高树勋领导的邯郸起义，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
范龙章，(1898-1972)，字卓云，1897年出生于河南汝阳，1922年参加河南土匪姜明玉部，流窜一方，两年后接受了镇嵩军的收编，周旋于西北、华北的军阀混战之中，最后被蒋军第20路军张钫部收编，任第228旅旅长。虽然在抗战前范龙章曾多次与红军作战，但在抗战中则坚决抗日，1943年，他拒绝孙殿英的诱降，率两个营的兵力南渡黄河投奔高树勋，并被任命为新6师师长。1945年3月率该师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45年10月随高树勋在河北邯郸起义。
起义后，范龙章担任建国军第一军首任军长，并于1946年秋率建国军第二批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后又在起义一周年之际向蒋军发表电台讲话。1947年1月，范龙章晋升建国军副总司令，后被派往敌占区从事统战工作。全国解放后，范龙章在河南省从事参政议政工作，1972年在河南郑州病逝，终年75岁。
正文
豫西地区，石厚土薄，生产条件比较差，加上地主豪绅的剥削，农民生活比较苦。土地兼并的现象极为严重，如洛宁张家就挂有双千顷牌，宝丰杨家也挂有千顷牌，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在汝、鲁、宝、郏各县都很多。农民活不下去，不甘饿死的人便铤而走险去当土匪，一经号召，就往往啸聚成千上万的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剥削制度，组织民团进行剿除，而民团又往往与土匪有勾结，结果，有的被剿灭了，有的被收抚，少数匪首混入统治阶层。尤其在军阀混战时期，为了扩充势力，对土匪争相拉拢，封官许愿，使之就范。有些人就把拉杆当作做官的捷径。豫西有句谚语：“想做官，去拉杆。”被收抚后，一旦不如意，又复哗变为匪。兵匪交替，互相转化，以致豫西土匪遍地，民不聊生。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
我于1898年出生于河南伊阳（今汝阳）郭村一个贫苦家庭。我父亲弟兄五人，他行四，在我出生前，大伯、三伯、五叔都去世了：郭村共有二百多户人家，姓郭的百余户，姓赵的五十多户，张姓杨姓各二三十户，姓范的就我们和二伯两家。我家有十亩岗地，由于石厚土薄，打的粮食很少。父亲对农活在行，和本村王忠互相换工，一家四口勉强维持生活。我家没房子住，当了姓郭的两间房子。我不满三岁时，母亲又生了我弟，没过三个月我父亲就死了。据母亲说，父亲于那年六月间，早晨只吃两碗粥就到地里去千活，直到中午才回来。他到家就向母亲要饭吃，母亲急着要水淘麦子，叫父亲先去挑水。父亲一向怕母亲，也不敢吭声，就去挑水了。村里的并有六七丈深，打水很吃力。父亲早饭没吃饱，在炎热天气千活后，又饿又疲劳，刚一按辘护把，就晕倒掉进井里，当时跟前没有人，待发觉打捞出来，早就死了。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提起就流眼泪，觉着对不住自己的男人。
父亲死后，装验埋葬花了几十串钱，都是借的。这时家里既缺劳力，又无牲口，日子简真无法过，多亏外祖父照顾。外祖父只有我母亲这一个闺女，就劝我母亲说：“人已经死了，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有这两个孩子，好好守着他们慢慢熬吧。”这时我母亲才24岁，外祖父向张家辞去了长工，专门来照顾我们的十亩地和他自己的四五亩地。两家相距八里，他老人家两边跑着种地和照料两家生活。
我12岁就学会犁地，总是租人家的牲口，等到我家种麦时，人家的麦子都已经长多高了。因为种得迟，又没有肥料，打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我小时是饿怕了。一过春节，母亲就计算粮食，每顿都是用碗量着做饭，从来不吃馍，就是收麦时，早晨吃麦糊，中午替我烤个饼子，母亲和弟弟仍然喝稀粥。
郭村位于伏牛山的北麓，离山脚有六里路，我上山砍柴来回要跑二十多里。早饭喝菜汤，我用勺子捣锅发脾气，常被母亲骂一顿。有一次，母亲替我准备红薯叶高梁面条，我回家后，一连吃了14碗。当我要她盛第15碗时，母亲沉下脸说：“你不能把一锅面条喝光了，应该给我和富娃（弟名）留两碗。”因为上山砍柴老饿肚子，有一年把郭家二亩豌豆苗掐光了。
母亲为解决牲口问题，种了二亩大烟，割了60两烟土。有一天，母亲到邻家合机织布，二流子郭大秋破墙进去把烟土偷去了。母亲哭死哭活，明知是郭大秋偷的也不敢问。第一年又种大烟，卖了烟土买了一条牛，到冬天又被对门郭运娃偷去了。当时郭村的人谁都想欺负我们孤儿寡妇，他们甚至想把她卖掉。
我十三四岁时，过年在村里玩旱船、踩高跷，学了不少戏，像《打渔杀家》、《断桥》等。我的嗓子好，学谁像谁，这一下就在村里唱响了。大家都捧我。过了两年，家中生活仍很困难，我便想离家谋出路，学唱戏或当兵。这两条路母亲都反对，尤其反对学戏，说：“龙娃（我的小名），你唱戏给我丢人，我就先上吊。”我不学戏了，光想当兵。
我小时，见过王天纵的外队宁官兴。他到我们村里“飘叶子”，我在察外给他们蹦马，他抓了一把铜子给我。他们都是裹的纱包头，穿着汴绸裤，骑着大马，很威武，我心里很羡慕。1911年十月初一，母亲叫我去给父亲烧纸。我刚到坟上，便听说革命党来了，只见他们身披一块白布，到处要马要“土装（日本造的老式步枪）”，首领是徐逢春、王老三等，说是要和王天纵去洛阳打清兵的。
徐逢春系常渠人，离我村八里。他的父亲是临汝镇恶霸阎家的佃户，他在那里学铁匠，交游颜广。清兵在临汝镇驻有巡防营，徐带着人缴了清兵的枪，即竖起大旗，招兵买马，一部分人驻扎在常渠。徐逢春是我村郭姓外甥，他的舅父郭东来，是个读书人。徐当时要一个躲在郭村的何家姑娘做压寨夫人。何家和家是亲戚，便请郭东来向徐讲情，说：“你既闹起来了，还愁找不到女人，大家都是亲戚，这样影响多不好。”徐不答应，立即派花轿到郭村娶亲。郭东来嫌外甥不听话，也很生气，就吩咐不叫开寨门。徐闻知大怒，亲自带人去打郭村，并写信请王树文、王老三援助。郭东来害怕，便开寨门欢迎。随后王树文、王老三带着人马也进来，烟土、元宝拉走的很多，光小麦就拉了三天。王老三、王树文也各拉走个姑娘。后来王树文又打郭村，民团头子郭友信被打死，拉走二十多支快枪。以后郭村由赵宝德重新购买枪支，成立了新的局子。
1915年白朗失败后，像西地方秩序暂时比较安定。督军赵偶命令办民团，改里设区，实行清乡。蔡店街有区长李云龙的武装，酒后有时君桌的武装，内埠、白沙两镇也有武装，民团头子都是土皇帝。枪款按亩摊派。嵩县和尹阳两县民团两月大集合一次.名为“亮兵”。“亮兵”时常诬称一些善良农民通匪，当场枪毙，不知冤死多少好人。眼看穷人无保障，我便决心出去当兵。
母亲羡慕杨顺保，说：“你看人家光娃他娘，自己不做饭，净在场上乘凉，儿媳妇还把饭端到跟前吃，我啥时候才能够使上媳妇啊！”我便向她说：“你想要媳妇吗？最好叫我当兵，保证三年使上媳妇。”母亲同意。这时我的朋友郭清家里来了个镇嵩军田振邦，经郭介绍，由田带我出去当兵。
1918年阴历二三月间，我随田振邦到西安后转周至。当时张治公的第二统领驻周至。镇嵩军对新兵要求身长五尺五寸，我不够标准，后来他找书记长邢德荣手下赶车的张老三，张叫我在马号里喂骡子，只给吃饭不给工钱。过了四个月，邢的当差赵廉祥请假回家探亲，张老三向邢说：“师爷，廉祥回去要好几个月，你跟前没人还行，我看龙章这孩子还可以，叫他暂时侍候你怎么样？”邢答应了，从此我就跟邢德荣当差。
邢德荣是张治公最信任的幕僚，脾气很大，不好侍候。他的办公时间在夜里，到夜里三点才睡觉。他有事便叫“来人！”从没叫过我的名字。他不睡觉，我就得在外边站班。我给他铺床、叠被、倒尿壶、整理书桌、侍候吃饭，稍一不合，他就骂“混蛋”，有时还罚跪。
镇嵩军按编制当差每月有四两五钱银子，不扣伙食。赵廉祥回来后，带缺到西安上讲武堂。我仍在邢德荣跟前当差，干了二年始终没有补上名字，每月由邢自己拿出二两银子作为我的饷银。我当了两年“黑兵”。镇嵩军赌风很盛。邢喜打麻将，内外客人都有，内客包括一个统领、三个营长，外客则不固定，一个月中总有二十几天打麻将，每次可抽十元左右的彩钱，按各处轮流值日当差的人平均分配。每月一号关饷时，由军需处王益庆负责发放，每月三五元不等。我的饷银加上彩钱，每月大概有六七元，我在两年内积了200元。
1920年，我们已经移驻户县城里，新收割的大烟每两只要一元，我买了100两。后来张治公当了西安的卫戍司令，六七月间，他的父亲到西安来了，督军陈树藩送了三万两烟士，其他军政要人也都送了很多，等到八九月回河南时，满满装了一船烟土，由西安渭河草滩上船，潼关以西由镇嵩军护送，潼关以东则由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护送。我就乘此机会请假回家，把100两烟土带回，卖了700多元。
在我离家后，豫西连年闹灾荒。这时我外祖父已经快90岁了，外祖母也近80岁，他们都失去劳动力，生活极为困难。我给外祖父从西安带了一件皮袄，拿卖大烟的钱安排了我们两家的生活，以200元作彩礼娶了老婆。母亲有媳妇使了。我还在郭村买了六亩地，这块地土质很好，和局子头赵宝德的地紧挨着。赵家千方百计地想买，卖主郭彦善就是不卖，认为我家地不够种，非要把地卖给我家不可，结果以60元一亩卖给了我家。赵宝德买不到地，非常恼火，但郭家是大户不好惹，就恨我不该和他争买那块地。从此扎下祸根。
母亲对我这趟回来已经很满意了，不想让我再出去。我觉着外面交了不少朋友，还想在外面多混几年，就对她说：“你让我再出去几年，再弄几个钱，再多买几亩地，给富娃娶上媳妇，就不再出去了。”我于1921年春又到西安，仍跟邢德荣当差。张治公和邢德荣在周至买了很多烟土，叫我去押运。等我到了周至，适阎相文、冯玉祥入陕，陈树藩垮台。张治公去信不叫往西安运了，烟土仍放在周至。我从西安雇的轿车正准备放空车回去，有个洛阳商人急于往回运烟土，找我商量，说给他运1000两可以给100两报酬。我和赶轿车的商量好了，给他在车箱底下装了3000两，到西安后，我得了200两的好处，分给赶车的一百两。
这时西安又成立了新兵第四营，武庭麟当营长。邢德荣对我说：“你老跟着我没前途，不如到武营长那里学点本事，等赵廉祥毕业，我也送你到讲武堂。”不久，我就到新兵第四营去了。新兵营操练很紧张，我受不了。一天晚上，我去找张绪（武庭麟勤务兵），告诉他新兵太苦，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思想上老觉着家里出了什么事，这么长时间接不到家信。张绪说：“你家早有信来，说你弟被赵宝德打死了，怕你难过，一直把信压了下来。”我意识到这是买郭彦善那六亩地惹的祸，心里又急又恨，决意回家。
朋友们知道我要回家了，大家在一起商量给我出主意。这时张绪已经当了新兵第四营的排长，张治公的马弁朱宝忠、司书李玉林、勤务兵张银安，他们都很关心我，便在朱宝忠家里（这些人只有朱带家誉）研究我回家的问题。张绪、张银安不主张回去，叫把母亲和老婆接出来算了。朱宝忠和李玉林认为就是把家里人接出来，也必须自己回去一趟，向老娘说明利害，舍弃那个穷家。李玉林还叫我和邢师爷谈谈，因为邢的三叔的闺女是蔡店街李云龙的儿媳妇。我向邢说明情况，邢说：“李乘六（云龙字）这个人非钱不过，部队离得这么远，我一封信会保你的险？你回去找找三老太爷，叫他给李乘六写封信，你再根据情况，决定行止。如真不好回去，就想法把老娘接出来算了。”几个人分析，回郭村危险性很大，最好在离家一二十里下脚。
我八九月间回河南，住在伊川王庄武庭麟家，距郭村30里。武的侄子武良耕在家主持家务，在村中严然以村长自居。王庄村子不大，有140多户，有20多支枪，比较保险。我家发生事情后，大家慑于赵宝德的威势，都不敢和我家来往。我想到蔡店街陈凤歧是我的好朋友，给他带信，请他到王庄一晤。他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他说：“你兄弟和郭宝的兄弟是同时被打死的。赵宝德说他家高梁被人偷了，在你家高粱地里发现了三捆高梁杆，就诬赖是富娃偷了。双方在东门外场上发生口角，富娃说：你放屁！我还说我的高梁是你偷了呢。他身边站着他本家兄弟赵三青，就向富娃说：哼！你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哩。赵宝德接着说：给我打！赵三青一横枪就打死了富娃和郭宝的兄弟。”赵宝德仗着李云龙和李东岳两个靠山。云龙是蔡店街的区长。东岳是伊阳城的大绅土，他和赵宝德是姑表兄弟，也和我家是亲戚。他已经40来岁了，还没有儿子，想另娶女人。我二伯母为了顶门事，想种他家在郭村的地，就把自己闺女许给李东岳作二房。我这个姐姐很老实，过门后常受婆婆和大婆的气。我兄弟被打死时，正巧姐姐生个男孩子，比过去稍有地位，在李家也能抬头了。
第二天，我请陈凤歧把母亲接到王庄。她很憔悴，告诉我富娃是早上10点钟被打死的，当她看到弟弟的尸首时，一声没有哭出来就晕倒了。村里人都不敢沾边，只有郭东奇（他母亲和我母亲系姨表姊妹）到跟前劝了母亲几句，把她搀回去了。她告诉我说：“我到城里告状，先找李东岳，请他作主，也就住在他家。他祖护赵宝德，不肯帮我们这个穷亲戚，他对我说：'婶子，宝德这个事情做的很不对，富娃就是偷了点庄稼也不能这样办：不过现在官可不能打，要打你一定得输。我劝你还是消消气回去吧！”我看着不行，就从他家搬出来住到蔡永清家，我以为他是八班老总，可以在衙门里说上话，谁知花了200元连状都没有告准。”我弟弟死后，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先后去世了。不到三个月，母亲办了三起丧事。她说：“我现在已哭不出泪来了，我的泪早就哭干了。”他担心我的安全，坚决不叫我回郭村。陈风歧曾听李云龙说：“偷了人家庄稼还啥有理！打死活该！”他也不主张我回长，母亲经我再三劝说，才勉强同意去西安。
在上庄时，我认识了下候的障将杜德光。他爱抱打不平，和整头山的瞠将姜明玉是朋友。他说他有三支枪，只要我们拉出去就会有人响应。他手甩还有一张肥票，能够弄十万元，把这些钱买成枪，然后去找姜明工，推姜当老架子，我们做他的小头日。他叫我只管把老娘送到西安，回来他负责替我“打华”报仇。我把母亲送到西安，那里的朋友不想叫我走，说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必一定要走打孽这条路呢。但我一想到兄弟死得苦，赵宝德那样欺负人，还是决定回去。把母、妻的生活作了安排，拿着邢德荣给的护照，带着百两烟土义回了家乡。
1922年春，我又回去了，仍住王庄武良耕家，由末店苏文林给我买了支八响手枪。这时杜德光已到整头山好多天了，不久便听说杜阵亡。杜一死，我打孽没有依靠，武良耕爱莫能助，我只好到寨子街找付汉奇。付家在寨子街掌握着武装，他原答应帮我打啦，后来他和本家付子敬争权；工相火拼，也就顾不着帮我打孽了。我在王庄、寨子街、下堡三个庄住了好久：赵宝德听说我回来了，防备颇严。我本想偷着给他来个措手及，也没有机会。我想不上梁山是报不了仇的，武良耕也劝我干脆下水，他帮我五条枪并介绍他本家兄弟武学标和我一起干。没有多久，武学标从白沙镇局子里带来3个人3条呛，蔡店街局清富带了张文汉给他的一条枪，凑了10个人的武装。我们先在花寨拉了一张票子，经上天园韩铁三说合，5天以内拿1500元把票赎走了。我们又买了一把手枪、4支日本造步枪，凑了儿根本地造，一共弄到16支长枪，2支短枪，把人拉到离王庄10里的小洼，在那里盘了3天。先是酒后局子，去了500人来打，打了一天没打进村。晚上，我们拉到下岗底，又受到伊阳王建召局子的威胁。我和武学标商量，这样干不行，我一个人先到鳌头山和姜明玉联系，暂时把枪藏在王庄。
我先到上天园找韩铁三，韩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叫我找李福清。李原来在整头山，他叫我在他家里等儿天。鳌头山系嵩山余脉，北望登封，西面伊川，东南属临妆，山的范围很大，中间有一高峰，形势险要。姜明玉抱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宗旨，对周围几十个村庄的老百姓较好，老百姓也不敢不供应他们，所以他们的给养不成问题。比较远的村庄，对姜有三种态度：有的村寨叫“开”完全，亲如家人，不分彼此；有的村寨叫“半开”，也供应物资，但关系不那么亲密：有的村寨叫“不开”，什么东西都不给，有机会就打。我在李福清家等了一星期，姜明玉才回来。老百姓都嚷着说：“咱们老架子回来了。
我和姜初次见面是在李福清家里，谈得很投机。他从杜德光口中知道我的情况，劝我多住儿大谈谈。他想借着我的社会关系，在伊阳、嵩县、伊川一带扩大势力范围。姜回来的第三天，附近村庄送猪、、粉条、青菜等进行慰劳，山里顿时热闹起来。这天晚上，姜提出拜把子“换帖”，他们叫“套交情”，有霍秋禾、马子才、崔二旦、桂老九、李鸿章、赵山林、孙炎和我。拜把子的仪式很隆重，墙上挂着关公像，每人把盒子枪推镗，枪口对着自己放在桌案上，霍秋禾为老大，马子才次之，姜明玉为老三，我为老六，孙炎最小。焚香礼拜毕，按年龄次序一个一个地跪到关公像前盟誓。霍秋天先说：“我是名大，以后如果对这些兄弟有三心二意，就叫我粉身碎骨。”依次盟誓，以后每个人提到三哥时声音特别宏亮，还着重说：“如有三心二意，就叫我粉身碎骨，家破人亡。”套罢交情，我义住了三天，把打孽报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姜明玉身，上。
我从鳌头回王庄，把经过告诉了武学标。他很高兴，便照着姜的指示，派人到宜阳水碓联系。水碓的局子很整齐，有60条长枪，2把盒子，完全是新枪。武有一个白沙镇的朋友张建荣，在水洞局子当局丁。我们去策动时，只希望把他那一棚人枪带出来就行了，结果张把管带打死，六棚人枪全带出来了。在张建荣的人未来以前，我们先把王庄的人枪集合起来拉到岗底，计划打吉磨（离岗底30里），便派人给姜送信，姜由鳌头山带的人也集中岗底。吉磨一听说姜明玉下山了，连夜把寨子周围都挂上灯笼，照耀如同白昼，严加防范。土匪打寨子都是偷袭，决不打硬仗。我们到寨跟前靠上梯子，还没有上去人，寨子就打枪了，吉磨没打开，我们自动撤退。第二晚打富留店也没打开.姜明下就把队伍拉到背孜瓦屋，叫我们在这里等张建荣的信。第三天，张建荣带来60条长枪、两把盒子，加上我们原来的枪支，我们这一杆已初具规模了，就拉到背孜瓦屋姜明玉合流。
1923年3月，临汝县驻有李明胜团。他名为剿匪，实际是敷衍官方，和姜明玉走几个过场。地方局子对姜更不敢照面。我到背夜瓦屋时，李越带三百多支枪也来入夥了。李越原是地主，为了交结绿林朋友，把家产都卖光了，只好拉杆上鳌头山。计划打山屯以李越为主，他初次下水，急需“灌袋”，张建荣刚拉出来，也想发财，合起来组成一支500多人的队伍，出发打山屯，姜明玉的基本队伍留守整头山。
山屯寨紧靠伏牛山，寨墙坚固，地势险要，寨墙上修了很多碉堡，各街道中心还有不少炮楼。寨里有十几户大地主，每户都有几百顷地。山屯离伊阳很近，与王建召的局子有联防关系。这个寨子从未失过事。背孜瓦屋离山屯约60里，队伍下午8点钟出发，后半夜到达目的地。一经接触，寨子被打开，从东门进去，可是察墙上的碉堡和街中心的炮楼都没有拿下来。李越就带着全部人马一拥而入，外面山上的制高点没有派人也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山屯离伊阳城20里，他们打电话求援，王建召带着民团赶来，包围了山屯寨，内外夹攻。李越打到下午两点钟，子弹打光了，全部被缴械。王建召把这几百个俘虏，带到伊阳南关河滩上，用机枪打死，李越和张建荣也同归于尽。漏网的只有武学标。
武学标回去向姜一说，姜感到问题严重，各地民团的气焰要猖狂了，李明胜也会认真地剃匪，鳌头山不能再呆下去了，必须立即转移，否则就出不了水。初步计划先把部队拉到南召，南召鲁山交界处有个马川，有刘十义杆二百多人盘曙，拉到马川和刘会合，暂且躲过这阵风再说。如果伊川呆不下去，就计划拉到母猪峡。姜要我留下，武学标也不愿跟姜走，我们和姜分手，带着剩下的上几支枪连夜回王庄
回王庄后，感到武良耕的态度变了，由于我们打吉磨、富留店和山屯，我的风声很大，都知道范龙章在他家里住过，他有了顾虑，他叫把枪插起来。隔了两天他对我说：“学标不吭声走了，他被山屯这一仗吓破了胆。算了吧，你还是去西安吧！风声这样高，我也得走。”他说他拿出200元分给弟兄们，让他们各自分散，也不让他们和我见面，我也不再追问，就和周清富带着我们的枪走了。我估计当时牵涉的朋友太多，要不走，他和武学标可能会把我收拾了。我这时走投无路，便到上天园找韩铁三，告诉他近几天在王庄的情况，韩说：“良耕太不够朋友了，要插枪应该大家商量着办，这叫什么插枪？简直是拦枪嘛！”我考虑和韩铁三的交情并不太厚，不能在他家久停，适韩永顺（张治公的表弟)从西安回来，我把最近情况和他说了。他说：“不要紧，住在我家保险没有问题。”上大园庄子很大，有五六百户人家，可是十家就有九家通匪。我从3月住到6月，并各处访友联系，为姜的发展创条件。
我在上天园经韩永顺介绍认识了张鹤年，他系羊山绿林张黑于的胞侄。张治公那一摊子就是继承张黑子的。韩永顺陪我到南衙去拜访他，彼此谈得很投机。我在南衙住了几天便到宋店找苏文林，他希望通过我和姜明玉交朋友，对我招待很周到，通过苏的关系又把我送到鸣镇孟广标家，在这里住了两月又回到南衙，这时已到6月，有一天晚上，忽然听说姜明玉把白沙镇打开了。白沙镇离南衙20里，系民团中心堡垒。姜从下两点进寨，第二天上午10点就离开了，拦了140多支枪，拉了600多张票子，重回鳌头山：
姜回鳌头山即派人到韩铁三处找我。这时我正在张鹤年家作客。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李元泰等，我们计划拦彰玻镇的枪拉大杆。彭坡局子有200多支好枪，管带姓黄，和张鹤年是莫逆之交，张经常在他局子里玩。彭坡属洛阳管，系龙门以南重镇。我们组织了30人，腰里插着短枪，一起向彭坡出发。到了彭坡，由鹤年领着分别进了局子的大门。局丁看到张鹤年，以为是管带的老朋友，并不在意，后来看到进去的人太多了，岗兵要阻拦，我们就把他的枪夺去了。这时局子里大部分局丁都出去了，枪都挂在墙上。我与鹤年同时往一个房子的两个门急走。我进的这个门口，一个局丁正在洗手巾，发觉我们要拦枪，忙站起来说：“好小子，你们来装孬哩！”说着就往屋里跑去抓墙上的枪我跟进去两枪就把他打死了。鹤年进的那个门，也有局丁守卫。他看到局丁端着枪，略一迟疑往外一闪，正好叫人打死。这个房子当中有纸隔子隔着，他们从那边向我打枪，我赶快趴在地下还击，我们外边的人一进来就把他们打死了。战斗很快结束，一共拦了200多支枪。
张鹤年死了，大家情绪很沮丧，感到群龙无首，临时推我为老架子，实际由李元泰负责。这一带由于张鹤年的声望，再加上李元泰的号召，很快就集中了几百个青年，把拦下的枪都背上了。这一天，彭玻镇非常热闹，老百姓一点也不惊慌，男女都出来看热闹，简直和过年赛会一样。我们把部队集合好开往南衙，少事体息，吃过晚饭，就当夜开往鳌头山与姜明玉会合。
姜明玉系临汝张寨人，因家贫曾为仝家的民团当局丁，因好赌而成为光棍。他后到镇嵩军当兵，因赌博被连长贺庆禧打了几十军棍，又回到仝家民团。张察仝家与临汝镇阎家有矛盾，仝家斗不过阅家，就指使姜到鳌头山拉杆，借以对付阎家，姜就到鳌头山拉起来了。阎家看到姜明玉的势力大了，就不断送给养、子弹和人枪来支持他，还替他作掩护和联络工作，于是差在临汝、登封…带的力逐渐壮大。这时他已经有三千多人：啸聚在鳌头山的人有三种类型：我和李元泰是用暴动的方式，拦掉民团局子的枪而形成的武装：另一种是从局子炸出来的武装，如张老营，原系向岗局子的班长，把局子头打死，带着人枪上了鳌头山。又如宋鼎宽系观上局子的管带，宋家在观上系大族，彼此争夺局子领导权，宋利用他们的矛盾当上了管带并把局子头打死，带着人上了鳌头山；再有一种是派进来的地主武装，如阎德标，系临汝镇阎日礼的爪牙，为了保护阎家头山的煤矿，派他带了两把盒子和50支长枪，上山投靠姜明玉。还有属于外队性质的，如霍修和，系临汝人，在地方上当牛经纪，挥霍无度，把很多人买牛的钱都花了，尤法应付，便到鳌头山拉杆，姜总是说他牛经纪习气太重，说话靠不住。马子才是伊川人，系鳌头山的煤窑工人，因穷苦在鳌头山拉杆架票。桂老九系临汝桂庄人，两个哥哥都在宏威军当兵，他跟老洋人扛枪。老洋人被收抚后，插的枪支很多。老洋人的二架子卢自鸣很赏识他，把插的枪都交给他。他拉起来后即与姜会合。这些人都是独立的杆，形式上捧姜的老架子。姜明玉的核心力量只有李鸿章、赵山林、孙炎、任惠杰等400多人。李鸿章，伊阳小店人，在宏威军当班长。赵偶失败，他带了十几支枪回来拉杆，论时间，他比姜明玉下水还早些。赵山林系临汝五里营一家小地主，父母早死，十三四岁就学会赌博，把家里一顷多地卖光了，就出去拉杆。孙炎是登封拉马店人，在宏威军当兵，年轻漂亮，能干，从军队下来就和赵山林一起干起来。这些人是姜的基本骨干。
李元泰献策打宜阳，姜在各杆中挑选了1200多名较精干的人，组成了攻城战斗队。队伍出发前规定了纪律：1.路上不准骚扰老百姓；2.进城不准烧杀；3.不准拉女票;4.不准牵耕牛和毛驴；5.除随身穿的衣服外，不准携带大包袱。队伍于1923年8月间由鳌头山出发，经过崖上、上天园一带，于傍晚到南衙，饭后稍事体息即继续前进，于后半夜到达宜阳城。在城东北角靠上梯子，我们的人已经登城了守军才发觉，经激烈战斗，守军向北门退却。这次攻城由李鸿章率领，他带着队伍把北门一带守军全部解决.自己受重伤。大队人马从北门进城，西门、南门也相继占领。大部分守城团队退人县衙后，被包围缴械。我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完全撤出县城，每人都有一件皮衣，牲口上都驮着烟土和现洋，拉的票子不计其数。我们出城走了20里就休息下来，把那些不值钱的票子放掉了。到了南衙，我们和吴佩孚的骑兵团遭遇，一经接触，他们就四散奔逃，我们得了30多匹马，胜利地回到鳌头山。
刘十义是从马川跟姜明玉出来的，这次打宜阳他也去了。他把镇嵩军中贾巨卿的大老婆拉出来了。贾这时正当陕西关中道道尹，广有钱财。刘就把她当作财神奶奶，死也不肯松手。姜明玉下山时曾有明令，不准拉女票，而且豫西拉杆的人多系羊山老弟兄，和镇嵩军有着直接回接的关系，在路上曾劝刘把这张女票放走，刘不肯。到了鳌头山，贾巨卿又托人给姜明玉写信，要求放回他的老婆。姜便对刘说：“这张票子必须放走!你若缺枪，我先给你四把盒子”。刘无奈只好把女票放走。剩下五六十张票子，还没等人家来赎，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由于我们攻破了宜阳城，吴佩子大怒说：“豫西的土匪厉害呀，洛、宜近在咫尺，胆敢如此猖獗，若不彻底剿灭，岂不让外人耻笑！”原来收抚的老洋人、张德胜等也在鹿邑、柘城一带哗变，又拉到汝、鲁、宝、郏一带活动。吴便下决心剿匪。他估计姜明玉、老洋人、张德胜三股合起来有八九千人，单凭第三师和二十四师的兵力还不够，就电刘镇华调张治公部回来剿匪。张这时任镇嵩军第二师师长。
姜明玉为了摆脱围剿的威胁，决定向伏牛山转移。他马上召开会议，说明当前四面受敌情况，非赶快转移不可，要求大家表示态度，愿不愿跟着去，决不勉强。首先李元泰表示不愿去，并提出和我分家，各带一半人枪。阎德标因为有后路，当然不会跟着走。崔二旦、桂老九联在一起，去投靠老洋人和张德胜了。我也考虑今后的困难处境.但不跟着走觉得对不起姜明玉，最后决定跟着走。姜等李元泰们都走了，就把一些老弱都给资造散，对伤号也作了安排。他打算把李鸿章安置在陶营王子长家，就给他的本家兄弟成义写一信，叫他火速到鳌头山。王成义说：“你们放心把鸿章交给我，只要有我王成义在就有李鸿章。”把伤号安排后我们就带着1500人下山了。
当我们离开鳌头山时，张治公的杨南英团已开到彭坡。我们的目的地是华山，便绕到伊河上游白元镇过河，沿途都由我联系。白元镇的邢玉丑、宋店的苏文林，都给了我们很大方便，让路叫我们通过。这一天夜里，我们住到宜阳白杨树镇以南的几个村子。这样的急行军，部队很疲劳，在这里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拂晓，杨南英团就追来了，把票子和牲口打掉不少。我们在下午三四点钟突出重围，于半夜窜到桐木沟，叫老百姓刚把饭做好，杨南英紧跟着追击，我们只得边打边跑上了华山。山上人烟稀少，树术遮大，都是些羊肠小道。我们利用本地王玉成、赵高升两小股土匪作向导，和杨南英团在丛林中提谜藏，由于山高林深，转悠了半个月，他们还没有摸着我们的主力。这时，张治公又派曹公模团从洛宁来增援，准备把我们消灭在华山。我们到了交河，杨、曹两团也跟踪追至，下边怨言很多说：“老是跑，不敢与人家照面还行？我们越怕他们就越凶。”因此，交河这一仗不打是不行了。这一仗，双方都有损失。赵高升怕挨打不辞而别。
赵高升离开我们后，杨、曹两团还是紧追不舍，队伍拖得非常疲劳。最困难的是鞋子，无法补充，牲口也陆续杀吃光了。为了补充鞋袜，就计划打黑峪镇，急行军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拂晓赶到黑峪。那里没有寨子，我们一进去民团就跑了。我们在黑峪住了三天，大吃大喝，鞋子也补充好了。第四天，追兵又赶来了，我们毫无准备。敌人进了镇，我们只好往南逃，各头目说了一声“大山顶上集合”，就都往南跑。队伍好像一群羊，不管敌人枪打得多厉害，也没人还枪。我实在跑不动了，两个弟兄架着我的胳膊，才算跑到山头上。翻过山就是内乡的太平镇。那里的民团头子李承彦，过去也拉过杆。我们派白杨树的李炳钧去联系，他欢迎我们进驻太平镇。
我们在太平镇期间，李承彦一面请女光棍马老太太对我们进行诱骗，一面也利用我们困难处境加以威胁，总想吃掉我们。不过李只有二三百支枪，我们比他多好儿倍，力量悬殊太大吃不了。住了一个多月，张治公给李一个团长的委任。李向姜明玉说：“张师长委我当团长，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姜说：“那很好嘛，我捧你干，帮你300人枪。”李喜出望外，认为姜很够朋友。我们挑了300支孬枪，选了300个比较老弱的兵送给了他，我们还剩下1000人，准备在李承彦未走前离开太平镇。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母亲来信，说她随张治公部队回来住在南衙。我把信送给姜明玉。他坚决要我回去，认为那里有邪德荣的关系，安全不成问题。我带的人由我的朋友杨金荣负责，由承彦团部给我开了一张路条，还带着我从宜阳拉的一张票子，安全地回到南衙。这个票是宜阳柳泉镇…家大地主的孩子，只上三四岁，家里有四五十顷地。我很喜欢他，彼此有了感情，所以把他带回。我到南衙后，就给孩子的父亲去信，让他赶快把孩子领走。孩子回去把情况告诉他的父母，他们还给我送去3000块钱。
我是1923年底回到南衙的。母亲说：“孩子，不要再计谋给你兄弟报仇了，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叫娘依靠谁呢？不要再在外边胡跑了，就计划咱们的穷日子吧！”这时我们住在张治公的任子张菊娃家，镇嵩军的熟朋友都不断到南衙米看我，劝我先见邪德荣，由邢向张治公疏通。张是个财迷，他和邢德荣说：“范龙章和姜明玉在一起拉了多年，现在要我给他负责，叫他交出20把盒子吧。”邢向他解释，说我是单身脱离的。一定办不到。经再三说项，张答应我缴出两把盒子，算是我接受了他的收抚，并马上给我发了军装徽章，名义是师部马分。这时我能公开活动了。
这一年春节，因为有柳泉镇送来的3000块钱，年过得很肥，家里人来客往，非常热闹。我从朱宝忠等口中知道了姜明玉的情况。他这时在东阳关、关坡、兰草一带活动，内部也起了分化，张老营被镇嵩军中一个李营长鼓动拉走了，赵山林和孙彦都开了小差，张治公也派人来接洽收抚。1924年3月，姜明玉派桂老九的哥哥柱金来找我，告诉我姜珲有七八百人，子弹和人员都无法补充，叫我设法把李鸿章、桂老九、崔二日等送过去：我写信给王成义，叫他到南衙来商议：我在师部弄了·张护照，由王成义陪他们到南衙，穿上给他们准备的军装，公开地经洛宁长水、芦氏等处回到姜明玉那里。
1924年秋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治公部开往山海关。母亲坚决要我跟部队走。我重新把母亲安置在上天园韩水顺处，随部队在洛阳准备上火车。朱宝忠邀我去送朱松亭团长，一进车厢，朱松亭问我：“你走不走？”我说：“想跟师长到前线去。”朱说：“你这傻小子，过去机会未到瞎干，现在有机会却不干了。”我说：“没有本钱呀，姜明玉还在山上，部队一走，我的安全都成问题。”未说：“我家里还有几十支枪，你去找我太太，她会给你的。”他写了一信，叫他老婆给我十支短枪。第二天，我拿着信去找朱松亭的太太，她说有的枪不在手边，只给了八支手枪。我很高兴，叫朱宝忠的几个叔伯兄弟帮我把这些枪支送到上天园韩永顺家。
韩永顺给我介绍了许多朋友，如岳文斌、尚天兴、胡玉杰、赵广义等。尚天兴正当着区长，我们一见如故，他知道我报仇心切，说人枪不够他可以帮忙，并说将来姜明玉下山了他一定捧我下，不再当区长了。我又从岗底康依拂家弄了4支手枪，尚天兴借给5支，岳文斌、胡玉杰、赵广义等都有自卫手枪，组成了20支手枪的打孽队，以岳文斌、胡玉杰、赵广义、韩水顺为骨干，计划打孽。这时，赵宝德知道我跟张治公的军队走了，没有防备，只是酒后有时君基的局子，蔡店有李云龙的局子，如果让他们发觉，我们在郭村就很难出水。为了安全，我们决定偷袭，事前周密计划，以速打速决。蔡店的陈风歧，郭村的郭宝、郭运娃都给我在村中作底线。据郭运娃说，晚6点钟东门外场上就没人了，我们可以趁这个空隙进村，不过一定要在6点钟准时赶到，具体日期由我们决定后通知他。
1924年九十月间，农民们正忙着秋收打场。上天园离郭村40里，我们午饭后由上天园出发，化装成农民，有的扛着锄，有的背着鹌鹑网，顺利地到达目的地。郭运娃在东门外接着我们说：“宝德弟兄正在家里吃饭，郭宝在他门口监视着哩。”我们立即分两路进村，一路到赵家东院，一路到赵家住宅，同时战斗。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地进到他家，没等他们拿枪还手，一口气打死赵宝德兄弟四个和他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赵宝德的四弟还是一个学生，看到几个哥哥都被打死了，就爬上房顶准备往邻居家跳，刚一上房就被岳文斌看见，一枪打死从房上滚了下来。他二哥的孩子听到枪声，吓的钻到碾盘底下。韩永顺拽住他一条腿，朝他身上一连打了20枪，混身上下都打烘了，后来听说并没有打死，只是吓成傻子了。从我们进去，一连打死五口、打伤一口，时间不过十几分钟。这时我就叫牌子：“我是龙章，回来给兄弟报仇，宝德家弟兄全被我打死了。我生在郭村，长在郭村，大家都是好乡邻，我范龙章决不扰害。”先是听到南衙有冷枪.我把人集合好后，又到南衙喊了一遍，冷枪停止了。大家都开门，让我们到家吃饭，有的河别后情况。我顾虑蔡店街局子太近，不能停留，就赶紧走了，经过东门，郭东奇的父亲出来要我们休息一会。他说：“不用惊慌，大家认为你作得很痛快，对你很好。”他还端出一盆凉水叫喝。我们天不明就赶回了上天园。
母亲从我们出发后，就跪在院里烧香祷告：“我的孩子死得太苦了，求老天爷睁睁眼睛，保佑他们报仇雪恨，不要伤着自己人！”直到我们回来，母亲还在院里跪着呢。从此，我在这一带出名了。大家认为我这次打孽，打得干脆、利落，就是过去不同情我家的人，也认为赵宝德该死了。我趁着打孽的热劲，计划打江左镇，准备拉大杆。
江左镇系登封县北重镇，寨内十分殷富。我和这里的区长潘福亭是朋友，对这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我一提出来，大家都向我表示态度，说交朋友交到底，一定跟着我下水：胡玉杰把花寨的枪带出了十几支，赵广义把赵村的枪也带出来了。上天园有二三十条长枪，岳文斌也要把枪掂出来。我不肯让他这样干，也不同意他和尚天兴下水，一则感到他俩的家庭没有下水的必要，让他们戴上土匪帽子就对不起他家老人；二则他俩是我可靠的朋友，我老娘还需要托付他们照顾。我和他们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既住在这里，就不能再掂上天园的枪。”尚天兴的态度很坚决，说打孽我没参加，打江左镇我一定要去。他是区长，他一行运就拉出了150多条枪，成了这次打江左镇的主力。江左镇局子只有100来支枪，局丁住得很分散。我们集中了30多支短枪、200多支长枪估计打江左镇问题不大。
当武良耕弟兄通我离开王庄后，我曾在潘福亭的家里住过，结识了局丁杜占奎。他曾表示，如果将来拉杆，他一定跟着干。为了搞好底线，我就派人请杜到上天园来，对他说：“我可没忘记你这个老朋友，现在又拉起来了，请你参加。”谈到打江左镇时.他说寨子好打，就是觉着这样作对不起潘福亭。我说：“我和福亭也是朋友，这样作并不是出卖朋友。如何开脱福亭的问题，以后我负责处理。”杜占奎被说服了，并告诉我们寨里有几家地主，那些票最肥。寨里有多少枪，他们平时怎样防守，我们攻时从什么地方靠梯子等。最后说：“攻时我可以作内应，寨上没有发觉便罢，如有人发觉，我先横了他。”
我们出发前，赵山林、孙炎正好从陕西回来。他们到上天园找我，分得手枪，就随同我们到江左镇去了。到寨跟前顺西北角靠上梯子，我们一上寨墙民团就跑了，只拦了几十条枪，拉了20 来张票子。江左镇离上天园不远，沿途没驻军队，我们就坐在家里等他们赎票。我拉的那张票子是江左镇首富童姓的孙子名叫骤驹，董家有十儿顷地，专门放高利贷，一星期后，经潘福亭说合，用2万元和5000两烟土赎回去，其余的票价三五千元不等。我们拿这些钱安排了弟兄们的生活，又买了几十条枪。尚天兴弄了1万来元，韩永顺、岳文斌等也分了不少。我们去打江左镇时只200多人，回来就发展到500来人。
1924年10月间，姜明玉听说孙殿英攻破临汝县城。姜为了给崔二旦、桂老九收容潜伏人枪，下华山直赴临汝，与孙会合，并联合攻开郏县城。这时憨玉琨已经驱逐了吴佩孚，住在洛阳，派代表到临汝与孙接洽收编。姜把桂老九的残部集合了几十个人，另由贯德功集合了四五百人随姜同上鳌头山。姜又派人给我送信，告诉我下华山与孙会合经过，问我在上天园有多少人枪，赵山林和孙炎在那里情况如何，叫我把人拉到鳌头山商议今后行动计划。我和大家商量，都一致同意。这时直东军阀失败，豫西驻军很少.正是我们拉大杆的好机会。大家非常高兴，便从上天园浩浩荡荡地开往鳌头山，与姜明玉会合。
在我们到鳌头山之前，憨玉琨的第一混成旅长王镇已派他的表弟方彩臣与姜明玉接洽收编问题。姜在华山一年多，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备尝艰苦，经常大口吐血，身体摘垮了，不能不考虑王镇收编的意见。我们到后就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霍修和马子才、贾德功、李鸿章、赵山林、孙炎等，方彩臣也列席了会议。首先由姜说明方来的使命，究竟是否接受收抚，希望大家发表意见。继由方说明当前的形势。他说：“现在河南已经不是吴佩孚的天下，而是憨玉琨的天下了。憨要和胡景翼争夺河南督办，势非扩充部队不可，当前正是你们接受改编的好时机，第一，接受改编后不用顾虑安全问题，憨师长和王旅长都不会跟你们算过去的老账；其次是前途问题，憨师长这次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靠王旅，王系我们全师的第一红人，憨如果赶走胡景翼取得河南地盘，王旅长自然有他更高的地位，你们到那时还不是水涨船高，要啥有啥。”我当时对收编没有意见，也想混个好差事。可是马子才、赵山林、尚天兴等认为部队刚从华山下来，有的才从家乡拉出来，都是穷光棍，需要“灌袋”，希望在改编前打…个城镇，大家都补充一下。姜和方也都同意这样干。
攻打什么地方，有两个意见。孙炎的意见是打大口镇。大口系偃师县伊河以南的大镇，寨内居民在外面做生意混差事的很多，所以里面有不少殷实富户。虽然大口局子也有200支枪，因为寨大寨垣长，里面又没有炮楼，易攻难守，打这个寨用不着付多大代价。申文斌的意见是打李村。李村系洛阳县龙门以东最大的市镇，寨内积存很多烟土。商贾云集，比洛城还要富庶，打开这个察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这个寨极为坚固，碉堡炮楼，星罗棋布，局子的枪也很多，要拿下这个察一定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距洛阳太近。这时憨玉琨正坐镇洛阳，我们又正在接洽收编，如果攻打孪村，对憨的面子不好看，收编可能会受影响。因此决定打大口。
这次参加打大口的，除了我们的基本队伍外，阎德标带着武学标（这时当阎的架子）也参加了。我们午饭后由鳌头山出发，当晚到达登封县境嵩山南麓的拉马店(孙炎家乡）、吃过晚饭，北越尚山，通过水西1直扑大口镇。午夜后，队伍从西南寨墙进寨，守亲局丁没有大抵抗就跑了。我们缴了100支枪，牵了100多匹骡马，绑”了40多张票子，现洋、烟土每人都带了很多。这次打大口，主要是解决困难，姜明土便不像打宜阳时对纪律要求那样严格，等弟兄们都把东西拿足了，到晚6时才撤出来。这时候师县的民团局子已经集中在大口附近堵截，骡马和票子都被截去一部分，一一些笨重的包袱也被打掉了。我们日战且走，到了登封以东芦店才驻扎下来。
驻到芦店的第二天，上镇又派方彩臣米了。关于收编的问题，很快就取得协议，决定我们编为一个团，指定到中岳庙点验整编。这时部队内部也很复杂，团的范围不大，共有三个营，僧多粥少，整头山那么多患难弟兄，究竟要哪几个人出来当营长。姜明玉颇感为难，就和我商议。我说：“三哥不要考虑我的问题，如果要给我一个营的话，我拥护鸿章哥当营长。”我这样一说，他就决定以贾德功任第一营长，李鸿章任第二营长，霍修和任第三营长。我扣任二营副营长，由赵山林、孙炎、尚天兴、任惠杰分任连长。马子才征副团长，但他认为副团长没有实权，坚决不干。马于才在这个团体人缘并不大好，因为他重财轻友，加以其貌不扬，一脸大麻子，又是一个驼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他既坚决不干，姜也不再勉强，便说：“你不愿干就把枪拉走得了。”结果马子才和刘河娃（和姜同村）拉着100多支枪，又回到鳌头山重新招兵买马去了。
阎德标本来是派进来的地主狗腿子，负有联系我们和看守矿产的任务。这个人非常势利眼，每逢我们兴盛时他就来了，碰到闲难时他就溜了。这次改编，他看到再捞不着什么油水了，就企图偷偷把人枪拉走，一经暴露，姜明玉就把他枪毙了。他的二架子武学标自从和武良耕在工庄把我逼走后，一般朋友都很不满意，尤其姜明玉，认为他出卖朋友，毫无义气，在计划处决阎德标时，也想连他一起枪毙。我当时坚决反对，对萎说：“宁可他不仁，我们不能不义。他当初和武良耕虽然对不起我，但最初总算帮过我的忙，那时要不是武学标各处联络协助，我也拉不起来。为了朋友和义气，我必须对他的生命负责。”由于我的坚持，姜只好让步，这样才保全了武学标的性命。后来大家经常说：“卓云这个人，不仅不念旧恶，而且以德报怨，这样的人才称得起真朋友。”
部队奉命集中到中岳庙，大家马上换上军装，洋面堆积如山，再不用每天向老百姓派饭了。我自从和姜明玉结识后，兰上鳌头山，儿起几落，历尽辛苦，前后达五年之久，如今摇身一变，由瞠将变成了国家的正规部队。副营长的官虽不大，总算脱去了士匪皮，也暂时结束了我初期的绿林生活。
自收编后，我在镇嵩军可以说是官运亨通。1925年春在张治公反攻洛阴时，由于李鸿章阵亡，我升营长，年底即升团长，在陕灵战役中大显身手，取得刘镇华的重视。西安解围前，姜明玉升师长，我就升旅长。1927年刘镇华与冯玉样合作，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总指挥职务，我便在姜明玉军中当师长了。后姜明玉叛冯附张宗昌，我在曹县被俘入狱，过了18个月的囚犯生活，于1929年5月间被释放后，又回到豫西拉杆。
这时河南早灾严重，像西土匪遍地，彭坡·带有刘麒麟、任彬两杆，鳌头山有张菊娃杆，常渠有陈玉洁杆，白元镇的邢玉丑，省源头的侯冠文，他们都拥护我拉杆当老架子，一些地方士绅如临汝镇的阎日礼、伊川县的马秀山、伊阳蔡店的李云龙等又劝我组织民团联防，为地方剿除匪患：我自己是拉杆起家的，最后还是决定和张菊娃、邢玉丑、侯冠文、陈玉洁等拉杆打伊阳城。
伊阳城里作有王建召的民团，共有1000多支枪，防备很严，为了搞底线，候冠文派人与察永清联系，蔡的政警队允许作内应。我们由张菊、邢工丑、侯冠文、陈玉洁组成四路人马，共有3000人，于农历i月上八日到郭村集中，向县城出发，计划2000人攻城，1000人留在城外打外援。这一天恰巧王建召回上店（离城12里）家中去了。我们先从城东南爬上去，政警队就在城响应了，解诀南门敌人，开了城门放大队进城。攻打南门时，赵广玉阵亡。一部分民团集中在魁星楼中顽抗，我们很快就把魁星楼和东门的敌人消灭了。王建召的营长王凌云死守西门、北门和北门大街一家高大的建筑物，并打电话给王建任请求增援。王建召由北门进城时，我们又消灭了西门敌人。王建石命王凌云夺回西门，战斗很激烈，伤亡也很大，王凌云受重伤。工建召看事情不妙，乃由北门撤走，城内民团遂被肃清。
杨德廉、乔子荣、叶老六、王给先等拉杆到满县，听说我把伊阳城打开，便来找我。邢玉丑闭门不纳，叫他们到郭村上找我。他们撤到城西柏树沟，与干建召率领反攻伊阳的团队遭遇，打了一阵，工建召被打死。他们第二犬下午6点钟到达郭村，约有3000人，我把他们安置在陶营、内埠、铁炉营、大小背西等村住下。我这时已是欲罢不能，索性大十一下，遂召集那玉丑、张菊娃、杨德廉等在郭村开会。我自封为豫西自卫军总司令，邢玉丑为第一路司令，侯冠文为第二路司令，张菊娃为第三路司令，刘麒麟为第四路司令，杨德廉为第五路可令，准备先打上店，再打嵩县、卢氏，占曙三县后统…地方行政，委派县长、区长，整理队伍，等待时机。后由于孙良诚派赵搏沙来接洽，给我成立一个师，我的统一三县的汁划打消了。
1929年底，孙良诚失败，，我的一个师仅剩了100来人，都交给了邢玉丑。后来万选才给我成立·个旅，我就归了第六路：中原混战，万选才被扣押南京，我的部队被李筱兰交给了那玉丑，我又成了光杆。到了秋末，中原混战已接近尾声，我把豫西重要匪首姚拂尘、土老六、巴根明等部收容在一起，指定他们集中宜阳听候改编，三股共编三个团。不久张纺用飞机给我送信和委任状，并派贾治平到宜阳联系，当即编成一个师。成为我到二十路七|六师二二八旅的老底子。
我于1930年10月到二十路任七十六师二八八旅旅长，到1935年8月因卖鸦片案件被撤职，为了满足母亲发家致富的欲望，弄了不少昧心钱。1930年春，万选才到巩县，听说我母亲住在神堤，叫他的军需处长张竹亭给送去二万元。到开封又叫我与赵冠英办理河南烟酒税务，由赵的军法官王德臣当局长，仅三个月就给我送去二万五千元，在开封小纸坊街买了一处房子。张菊娃在鳌头山拉杆，打开了郭村附近的大小背西。趁着那些财主们赎票的机会，我在那里买了300多亩好地。
1931年我在禹县驻防时，为了搞兵工厂买汽车，一次就卡着王翔仞（禹县三峰山煤矿经理）要他拿出2万元。各药材行送的贵重药品，如海南沉、西洋参等，一送就是好几斤。那时沉香要卖300元一两。母亲到禹县想回家看看，顺便买点烟土，我给她1万元，坐着自己的汽回去，一次就买了3万两烟土，由郭村直接送到开封家里。
我在漯河弄钱的办法，大多是与商人、商会会长、公安局长、郾城县长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我曾口往汉口运输军用物资，给他们要车皮运芝麻，仅这一项，商会会长田雨生就给送了2万元。我还和公安局组织军警联合稽查处，由我的副官长雷少全任处长，稽查那些贩毒商户，根据他们营业收入情况进行勒索，由雷直接给我往家里送，每月三千五千不等：后来由郑州商人顾竹峰、毛裔辰怂动我做老海，从上海运来机器，招募工人，厂址设在漯河车站一个打蛋厂里。这个打蛋厂已经停止生产，我派特务连警戒封锁。负责生产的是旅部副官张银安，负责推销的有顾竹峰、毛裔辰、宋汉卿等。每日生产老海60包，它的招牌叫“上海白”，约需原料大烟土6千两。由于原料跟不上，机器时开时停，干了3个月，除一切应酬和消耗外，我净赚5万余元。
这时母亲要在郭村盖房子，因郭村寨内没有地皮，就在北门外选了一片空地，大约有五六亩。由漯河商会会长田雨生等设计图样，从汉口购买材料，盖房60间，共用4万余元。房子是中西合壁，外中内西，天花板、玻璃纱窗一应俱全，尤其是七间上房，间架大、房屋深，雕梁画柱，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房子盖成后轰动了伊阳、伊川两县，都说去看范龙章家的漂亮房子。我除了在汉口买了一批家具，家里还雇了30多个木匠，用嵩县特产的核桃树锯板做家具。
房子盖好后，母亲从开封回去要专门治家了。她认为房子盖得还不错，够气派，只是3顷多地跟房子不相称，又陆续买了400多亩。当时我们那一带有所谓四大家：莽庄王凌云，杨岭杨人民，王庄武庭麟，郭村范龙章。
母亲讲究排场，喜爱看曲子，每年生日都要做涛，局面很大，待客就要一千多桌。伊川、满县、伊阳、临汝，凡和我有关系或在地方稍露头角的人，都要来参加祝寿。那些唱曲子的名演员，如洛阳的香水、绿兰，临汝的胡定、王立，宝丰的杨才、王喜等。对我母亲的生日记得很准，到时不请就到了。寿辰三天，起码要唱三班戏，一班曲子，一班豫剧，一班吹唢呐的。她的寿辰我没参却过，也反对这种排场，认为劳民伤财。母亲不同意我的意见，说：“你是个老粗，不知道孝顺我，也不懂得礼节。你看人家王先锋，王老太太做寿，先锋亲自回来待客，还向客人一个一个地磕头道谢哩！'
1935年，我的副官长雷少全代张访的随从副官张振华卖了200两烟土，我被撤职。张铐保我到南京高教班受训，一年毕业，就在开封和萧洒、刘艺舟们混在一起。抗日战争爆发，搞游击部队，后来张钓的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部结束，剩下几个团，通过汤恩伯的关系，给我成立一个独立旅。没有多久，我的制造老海案发，在开封闹得满城风雨，旅长又撤职了。1938年底，程潜或立白卫军，我任第四路司令，后发给豫东游击司令杜恕指挥。我们渡河后在杞县、考城一带活动，于1939年11月间到达滑县。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服，非常狼狈，旋即与九区专员武旭如、滑县县长贾心斋取得联系。贾心高对我们部队的军装完全负责，问我要多少套，我说3000套。贾心斋说：“3000套军装问题不大，只是机器不够，可以发动女工做，请放心，保证半个月以后让你的部队穿上棉衣服。”贾县长虽然给我们解决了棉农问题，但是菜金还无着落。我就想和武旭如商量一下，由专署暂借1万元。武的保安副可令颜希而对我说：“专署没有饯，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何庄有个大地主，家里有三四十顷地，你去绑何家的票，不出3天就把钱给你送来了。这种事我们不好意思，你可以下。”并为我策划绑何家的什么人，我当然依计而行。这件事武旭如和贾心斋都非常不满，觉得地方上刚给你解决了军装问题，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绑票，叫我们专员、县长的脸往哪搁呀！我也感到做得有点缺德。
我驻在碾砂头一带，离日本人和八路军都很远，环境比较安定。这时滑县还驻有李旭东一股，约有两三千人，专靠拉票子过生活，也没有正式番号，和武、颜、贾矛盾很大。他见我来到滑县，表示欢迎，听说我绑何家票的事，武、贾两人喷有怨气，便向我说：“你有什么困难跟我说，要多少有多少，跟他们麻烦干啥？”还要求我在长官部给他弄个番号。这时杜恕已担任直鲁豫边区指挥官，仍驻洛阳。我向杜报告经济上和指挥上的因难，并替李旭东要求名义，说你如来滑县，不能光依靠我的力量，还必须依靠李旭东。杜和长官部参谋长郭寄峤商妥，就把我部编为二十七纵队，辖原自卫四、五两支队；李旭东编为二十八纵队，也辖两个支队，用他原来的部队编制。每支队经费由1万元增至2万元，纵队部办公费为3000元。长官部还电示，在杜恕未到前，各支队暂归我指挥。
1940年6月，杜恕到滑县。这时滑县以南的日本人，都蹲在封丘、延津的据点里不出来活动；北面的八路军又被濮阳丁树本部挡着，我们防区非常安定。杜想离洛前已和郭寄峤谈过，指望这些部队打日本是不行的，主要目的在防共，确保太行山和冀鲁豫边区这两个点。后来丁树本和八路军搞磨擦，部队大多被解决，于是放弃濮阳地盘退到滑县高平镇一带。这时我们倒处在前沿了。我们为了避免挨打，就又退到丁的后边瓦岗附近，以保存实力。这时杜惩向长官部报告困难处境，郭寄峤电示我们与日军合作。先是丁树本的参谋长李克昌和日军联系，丁过黄河跑了，杜恕继续派人联系，先派参谋长，后来日军要杜想、李旭东和我三个司令中去一个，结果大家决定叫我去。长官部也不断指示，必要时可与日军携手，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接受名义；二是要严守秘密。我先要到长垣，继到开封，和日本司令官原田会见，没提队伍编制，主要谈彼此交朋友。原田说：“共产党是中日两国的祸根，我们应携起手来打共产党。”他还说：“你们是中国人，熟悉地形，扫荡八路军时请你们打前锋。”我答应打前锋，但要求补充子弹。原田答应发给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便回去向杜恕复命。
不久日军从长垣出发向濮阳方面扫荡，我们配合行动担任左翼，仅有小的接触，没有和八路军的主力遭遇。八路军退出濮阳，日军盘踞濮阳，我们又回到碾子头。
当我们和日军进行勾结时，我的李静一大队把几百人拉到八路军去了，听说在那里成立了新四路。这时我的处境很因难，白天日本的宪兵翻译来噜嗦，晚上挨八路军的揍。我觉着这样下去，不死在日军手里，就死在八路军手里，于是想玩两面手法，请李静一在八路军方面给我缓和一下，便写信请他来商量。李为了争取我应约前来，给我分析了当前形势与部队情况，并指明投向人民的光明逍路。我委婉地说：“依靠八路军，我自己问题不大，但能不能带动部队却值得考虑，请你们不要过于着急，容我在部队里作些工作，缓一此时期再说。”他了解部队情况，应允考虑我的意见，但日军那头却又紧了。原田叫我去开封，说准备把我们介绍给南京汪精卫派去的郑大章，整个部队编一个军两个师，防地指定汇苏海州，那里的盐税完全发给我们。日军进一步逼我们换旗，并要我们放弃冀、鲁、豫这块三角地带，那就完全失去长官部原来放我们在这里的作用了。杜想请示的结果，郭寄峤电令我们摆脱日军转移太行山。
1940年冬，我们离开滑县，从溶县塔岗等处越过京汉铁路进入太行山区。孙殿英表示欢迎，把塔岗、黄水等防地让给我们。第二年3月，武旭如坚辞九区专员职，遗缺由朴想兼任。后来我与杜忽有了矛盾，他把我的蓝灿然支队挖走了。蓝原是第五路赵紫俊的副词令，部队向像东开拔时，紫俊称病留洛，由蓝代理。部队进太行山后，情况好转，紫俊从洛阳赶米，我以第五路番号重新给赵组织人枪，蓝的原班人马作为一个新的支队。这时我这个纵队实际上是三个支队。蓝因为鹊巢鸠占，问心有愧，并认为我与赵关系密切，恐对他不利，便向杜想靠拢，杜就借机把临调归他直接指挥。另外为了武旭如的交代，他故点习难，我叫他顾全朋友，他认为我祖扩武旭如，不断在孙殿英面前说：“卓云（范龙章）这个人可不简单，他虽然也是拉杆子起家搞游击队，但和张体安、王风银、老白头（王占都）们不同，人家有后台老板（指汤恩伯)呀！我看你我的笼子里都装不住这只鸟，他迟早是会飞走的。”因此，在我们对于蓝支队问题的争执时，孙站在杜恕一边。我开始讨厌这个环境了。
1942年冬，范汉杰调离二十七军，由刘进任军长。我利用过去与汤恩伯的历史关系，到陵川找刘，希望把我的纵队调归他指挥。刘欣然同意，没有多久长官部便来电令，把我发归二十七军指挥。我很快把部队带到陵川，刘进给我指定的防地是壶关县属的树掌镇。这时，我的部队和正规军的待遇一样，服装给养都由军部统筹发。我配合他们反共，不断和八路军制造摩擦。
1943年春，日军扫荡太行山。进攻陵川之敌分南、北两路向前推进，南路集结修武、焦作的敌人，沿太行山南麓插入山西省境，经四里汀、二仙庙、军寨、夺火、老槐树岭直扑陵川；北路从长治、高平向南压，很快南、北两路就在陵川会师。经过两天激战，二十七军放弃陵川县城。这时刘进把部队化整为零企图与敌转山头，没想到部队一分散就集中不起来了，正好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三个师很快被击溃，只剩下两个营向我防地靠拢。
陵川城周围战斗结束后，敌的矛头就指向树掌，打了一天，我向壶关县城方向溃退。这一带原系八路军地区，由于坚壁清野，到处看不见老百姓，也找不到粮食。故人紧跟着，我们路又不熟，昏头昏脑地转了两天又回原地来了。这时大部敌人已经撤退，老百姓都出来了，对我们进行包围，每一座山头，每一条峡谷，到处都是哨子响。人们都喊：“老乡们，缴枪吧，你们跑不了了！”真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二十七军的儿万人，除了死于敌人的炮火外，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报销了。我带领部队狼狈地摸回石门11，才知道国民党在晋东南和豫北的三个军全完了，刘进和马法五逃过黄河，孙殿英和庞炳勋投敌。我走投无路，只好给孙殿英写了一封信，他叫我仍回黄水口以北南村暂驻。
后来刘进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我，说胡宗南叫刘进在洛阳收容队伍，叫我赶快过河去接任四F五师师长。我过河后，按照长官部的命令驻偃师。刘进见我很高兴，把他的两个营安全地带回来了，计划给我编制队伍。不久他的军长撤职了，我的师长也落了空。
八、到新八军邯郸起义
1943年八九月间，胡伯翰到新八军当军长，汤恩伯也到了洛阳，我与胡同去见汤汤责备我说：“你过河到郑州，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不管你带回多少人，太行山里三个军，一个军垮了，两个军投敌了，就你一个把队伍带回米，这话多好讲，多么好的机会。你听刘进的话，那是个荒唐鬼，怎么会不跳到坑里倒毒！”胡伯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埋怨也没用。既然我到了新八军，卓云是不是可以到我那里当师长？”汤认为没有把挥，只好讲讲看。汤先和蒋鼎文讲，蒋根据高树勋的意思拒绝了。汤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要求我到新八军配合胡伯翰的工作，军政部才发表我为新八军新编第六师师长。
高树勋这个集团军原有两个军，除了他自己的新八军外，还有一个六十军，系石友-三的老底子。汤恩伯乘高赴重庆见蒋介石的机会，吃掉了高的六十军。胡伯翰和高都是河北省蓝山人。高为了自保，利用同乡关系拉拢胡伯翰，请胡担任他的军长，通过胡好打通中央关系，蒋介石将计就计把胡派进去了。新六师的原师长是马瑞昌，系高的老人。高·见发表我为新六师师长，便知道事情不妙，但木已成舟，只好按照军政部命令调周瑞昌为副军长。在编制方面，高坚持要我的原部队编一个团和师直属六个连。胡伯翰要我的原部队编两团，新六师原部编一个团，多余人枪发给暂编第二十九师编一个困。两人意见不统一，争执很久，还是按高的意见办事。陈明韶任我的副师长，三个团只有聂子超是我的旧人，阎济民和周树一都是高的心腹。
我和高树助第一次见面是在洛阳专员公署，他正和李杏村、毛雨辰等打麻将，看见我进去还打者牌，只把屁股略父一欠说：“你来了，好，请坐，我们改日再详谈。”他的总司令派头和冷落态度，使我意识到以后要吃苦头，好在上面还有军长，很多问题用不着直接和他讲。我也的确害怕他，知道他曾杀过石友三，以后就很少和他见面。到了1944年1月，我的师部和军部都驻渑池，总司令部和二十九师驻焦口(属陕县）。我和胡伯翰到焦口，见到了高和他的太太刘秀真。这次见面，高的态度比在洛阳时好些。
1944年三四月间，日军向像西进攻。据说高在退却的路上发现我原来的几个团装备最好，他怀疑胡伯翰有偏心，把领来的装备全都给我了，加上经济原因，高、胡矛盾日深。这时总司令部和师部都是空架子，经济权集中在军部。两个师共有7000名空额，而胡伯翰想独吞，高向他要钱总没有顺当地给过。高带兵还是用冯玉样的老办法，对干部抓得很紧，团、营、连长他都能掌握。萌伯翰没有带兵经验，一天到晚光想弄钱，把蒋介石、汤恩伯给他的使命早就忘在脑后了，对高的情况他也不摸底，只是在鬼混。当部队退到卢氏时，高请胡到总部吃饭，借酒作发，打了胡伯翰几个耳光，矛盾发展到最高潮。高也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就找尹遍洲、阎济民、田树青三人出面转圈。我这时的地位和处境都很难，极易招惹是非，为了置身事外，只有装作不知道。
胡伯翰最后召集我和梅达福与他的老婆开了一个会，说明他到新八军的任务和这次挨打的情况，承认自己的失败，坚决离开新八军。我说：“工作没有做好，你先走吧，我再看看情况，不行我也走。”胡伯翰就这样闷声不响地走了。高树勋怕蒋介石收拾他，始终不安心，重庆召开集团军总司令会议，他也装病不去。他又利用王定南与八路军联系。1945年3月，八路军王树声部开到南召，把我师驻马石坪的阎济民团包围了，经过谈判，马石坪之围解除，高对共产党的倾向就比较进了一步。
自胡伯翰走后，高树勋对我的态度比较好些。有一天陈明韶问我：“师长，你看抗战胜利后还会不会打内战？”我说：“问题明摆着，国共两党问题，不打仗怎么能解决。”陈说：“对，我与师长有同感，但咱们团怎么办呢？杂牌部队，不走汤恩伯的路，就得走胡宗南的路，可是这两条路高先生都走不通。另外一条路，就是步孙良诚后尘，走汪精卫的路，根据最近马石坪问题的解决，走这条路的可能也不大。”他当然也没有明确说出要走哪一条路。除了陈明韶给我过话外，高也经常给我往嘴上抹蜜。他说：“卓云，你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你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没有染上大烟瘾，这就很难得。你是有名的孝子，对老太太真是百依百随，在我们军人中也是难能可贵。你对朋友的热诚尤为感人，我在河南，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提范卓云，没有不说这人够朋友的。”我对高也逐渐不那么怕了，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感到他是不会拿我当石友三办的。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我们归孙连仲指挥，部队由南召开郑州，说是要到保定受降。郏县吴凤群有三千多人，赵紫俊也在叶县集中一千多人。部队北上时，高叫我和他们联系，把这两部分人也带出来了。到新乡后，高向孙连仲给吴、赵要求名义。孙说：“建侯，你自己的新八军还自身难保呢，还弄这些乱七八糟的部队干什么？老实告诉你，到北平后你的新八军只能编一个师，师长大概由黄樵松担任。”孙还给高作了善后安排，要他带一部分人去西北开垦。高树勋听了，非常不高兴，和我说：“卓云，我不能让你对不起朋友，吴风样无所谓，让他自己想办法。赵紫俊多系地方枪支，最好在地方上设法安播。你到开封去找刘书霖，我也给他写封信，请他想办法给赵编一个保安团。”我带着高的信到开封找刘茂恩，刘仅允许为赵个人在省政府弄一个名义，部队应送回地方插枪解散。我回去和高商量，把赵部化装成特务团，说是取子弹的，送回地方去了。
我考虑师长既然当不成了，总得想法弄几个钱。吴凤样给我弄了十挺轻机枪，两门迫击炮，60支捷造步枪。这时枪价正高，我把枪保存起来，回开封准备另谋出路。我刚到开封，高又派陈明韶去找我说：“老总说你不回去不中，只要人家叫干，咱们就干，不想干时大家同时下来，现在还不是走的时候。”这时大家对孙连仲的印象坏极了，高的左右都叫他“肉头”。他只顾自己百般逢迎蒋介石，不管别人死活。他认为八路军是乌合之众，挡不住他的十万大军一击，把参谋长宋肯堂留下来跟随部队沿平汉线前进，他自己飞赴北平受降。
这时行军的序列是：新八军、四十军、三1军和三十二军，新八军是开路先锋。孙殿英一直把我们送到安阳，他才返回新乡。平汉铁路破坏得非常彻底，不仅把所有桥梁全部拆毁，连铁轨和路基都没有了，所有路基都种上了庄稼。部队到达安阳，稍事休息即继续前进，沿铁路东侧向漳河挺进，于当日晚在漳河南岸宿营。工兵开始架桥，我的一个团作为先头部队过河，在漳河北岸构筑防御工事，开始与八路军接触，但没怎么打他们就撤走了，后续部队跟着向北推进。我们估计有十万大军，在邯郸以南不会有大的战事，于是边打边走，越过磁县到达马头镇，再往北就攻不动了。新八军、四十军、三十军加上部分河北民军都集结在马头镇周围准备战斗。
宋肯堂虽然以长官部参谋长身份协同部队行动，但高树勋、马法五都兼着十一战区的副长官，一个参谋长也不便去指挥副长官：而马法五、高树勋、鲁崇义等几个高级将领又互相推让，部队的部署有些混乱现象。高树勋在这几个人中间资格是比较老的，又是老牌的集团军总司令，他的行动影响较大。
马头镇的战斗进行了一个星期，战斗很激烈，伤亡也很大。有一天傍晚，高树勋给我打电话说：“卓云，前边情况怎么样？”我说：“八路军的劲头很大，总司今如果不给我增援，我恐怕要顶不住了。”高很轻松地说：“没有关系，你应该沉住气。不过，仗是不能再打了，前进既没有希望，现在决定把部队退到漳河以南。三十军和四十军先辙，你带一个团和乔明礼去接四十军的防，掩护他退却后我们再行动。”我慌忙说：“报告总司令，不行呀！这一点力量能够接得了四十军的防地呀！”高说：“不要紧，你只管去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乔明礼去接四十军的防地。我们到达后，四十军正整装待发。这一晚，乔明礼就住在我的指挥所，彼此心情都很沉重，躺在大烟灯前乱说，感到这一夜是不容易过去的。
晚9时后，马头镇以南地区打响了，大炮、机关枪轰隆轰隆打了一夜，但我们的阵地却平静无事。乔明礼对高树勋这一次的军事部署非常不满，愤愤地说：“高建侯简直是胡闹，我们的部队是什么样的素质，难道他还不清楚？四十军是有名的劲旅，要殿后为什么不留他们，却留我们？我真百思不解！看样子咱们今晚当俘虏是注定了。卓云兄、你不要紧，我们和共产党结的仇太深了，他们决不会饶我。我已作了准备，必要时便自杀，我不能当俘房。”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天刚朦朦亮，高又给我来电话说：“卓云，现在有点事要和你商量，请你约介之（乔明礼字)一起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这时的指挥部处于最北边，离马头镇还有六七里。我和乔明礼骑着马向总司令部去，一进马头镇，看到街上岗哨很严，也不怎么在意。总司令部住在一家酒厂里进到院里，看到手枪队也是戒备森严。我们已成习惯，每到总部总要先到参谋长的房间里寒暄一阵，看到廖安邦意气消沉，很不高兴。我说：“参座，这么早就起来了？”廖说：“我根本就没有睡嘛。”我说：“刚才总司令打电话叫我俩来，不知道有什么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进去问间好了。”当我们要出来时，看到副军长尹瀛洲也在屋里，这时才发现那些手枪队的严行戒备，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我已意识到参谋长和副军长已经失去自由了。
我们一进高树勋的房间，发现屋子里有几个面孔很陌生的人。高看见我就上前握住我的手说：“卓云，我对不起你。”我听了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心里不觉愣了一下，觉着十分惊异、他紧接着说：“我要和共产党做朋友，咱们的部队决定起义，事先没有和你商量，觉得怪对不起你，怎么，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这时才体会到他说的“我对不起你”的意义了，也联系到参谋长和副军长为什么被软禁了，灵机一动，赶快说：“好啊，总司令要和共产党交朋友，我拥护。”刘伯承将军站起来说：“嗯，你们总司令就是等你说这句话哩！”高马上把刘伯承、薄一波、李达几个给我一一作了介绍。他又告诉我说：“起义后关于部队的编制，延安已经来了电报，我们的番号是“民主建国车”，共编两个军，由你任第一军军长，原河北民军和其他部队编为第二军，由介之任军长。”乔明礼跟在我屁股后，始终没有吭声。经过一阵谈话之后，我才知道了当前的局势，一夜战斗，三十军和四十军全垮了，三十军军长鲁崇义逃跑，师长王烈五被击毙。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活提，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去向不明。三十二军来得慢，没有被包围进去，业已狼狈退回到漳河以南。
起义前，高树勋虽然没有同我商量，但和他的心腹干部是经过讨论的，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廖安邦、副军长马瑞昌、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以及阎济民、田树青、王敬鑫等儿个团长。廖、马因反对起义被软禁，尹瀛洲企图逃跑又被俘虏回来，说明高对整个部队的控制力量还是很强的。部队在起义后的第二天，全部进驻武安县属的童会、白岩一带进行整训。对不同意起义的马伯援、尹岛三以及军部的王参谋长等都礼送出境，一共送走200来人。我自己由于追随高树勋起义，投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才结束了几个年来的军阀生活。
1946年10月1日，在延安举行了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我在大会上讲了话，使我深切感到投向人民的无比光荣。
（张润三整理，1965年7月）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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