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法学家韩幽桐不幸患了肺癌。当癌细胞扩散到脑部以后，她已不可能对病床前的老伴说什么了。
张友渔（二排中）
1985年8月13日傍晚，她轻轻地闭上双眼，无声地辞别了亲人和她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她的老伴、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沉重地站立在她身边。
相亲相爱的五十七个年头，多少次幸福的相聚，多少次匆忙地分离，一切都成为过去。眼前，只是永远的分离。
底事愁思为慕韩，夜来开眼到更残。
春风疑不渡东海，岛国樱花带泪看。
这是三十一岁的张友渔旅居日本时，写给二十一岁的韩幽桐的。那时他们相识三年，已经相互热恋了。
张友渔
他们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炽热地相爱起来的。
1927年12月，北京市委被破坏，当时担任市委秘书长的张友渔不幸被捕。
彼时，韩幽桐有事去找市委副书记马骏，结果与马骏一同被捕。
在敌人审讯时，韩幽桐看到了张友渔。以前她在马骏的住处见过这位青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注意的地方。
这次，在敌人的法庭上，他，还是那身布衣，还是那副面庞，但是那深沉而镇定的学者风度，那坚定而简短有力的语言，在张牙舞爪的丑恶敌人面前，如鹤立鸡群。
她突然发现了这位青年人的光彩。
不多久后，他们相继从监狱里被营救出来，继续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张友渔到了天津，打进了阎锡山派系势力控制的天津市政府当新闻科长，韩幽桐回到北平大学法学院上学。
北平、天津的党员秘密地共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人言周刊》，在北平编辑，到天津的租界出版。他俩都参加了这工作。
韩幽桐，这位漂亮而又活跃的十九岁女大学生，道求她的男同学有一群，已经二十九岁的张友渔默默地工作着。
他似乎并不是韩幽桐那些追求者的对手，也确实没有想当他们的对手。
不过，同生共死的斗争，胜过任何追求者的甜言蜜语。韩幽桐往天津给他写了一封信。
如果真有所谓情网的话，一向只知埋头做学问、做工作，并不会和女性打交道的张友渔，在书信往来中，可真的深深地“掉进去了”。
紧张而残酷的地下斗争，使这对青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在一起慢慢倾诉他们的爱情。
一封书信，便是极大的祝福。会面的幸福几乎被他们看成是奢望。
秘密党员重任在身，不能随意跑动。有时连书信也会突然中断。
1930年冬，蒋介石联合张学良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天津市的政权由阎锡山手中落到了张学良手中。
张友渔有可能被捕，组织决定让他迅速离开天津去日本。他不能去北平，也来不及写信向韩幽桐告别，匆匆登船东渡。
在船上，在东京，他不断写诗抒发对爱人的思念，有时还把诗投寄报社登出来。
在以后的地下斗争的那些岁月，他俩的深情厚爱，以生死与共的艰苦复杂斗争，谱写着诗的续篇。他们或冲向斗争的第一线，或巧妙地战斗在敌人身边，几临险境，几次虎口余生，匆匆地相会，频繁地分离。
他们难得有一次相聚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的气氛大为高涨，张友渔奉命从日本回到北平工作，公开身份是《世界日报》主笔和燕京大学、民国大学教授。
韩幽桐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还没毕业。
这次，他俩相聚北平，都珍惜无比。人家都说“谈”恋爱，大概恋爱在交谈中能保持最佳发展状态。
这对恋人却例外，各忙各的，化得把“谈”恋爱的时间都挤掉了。
张友渔每天夜里一两点钟以前，必须在世界日报社写社论，早上起来又上燕京大学或民国大学讲课，下午进行党的活动或在左翼文化人士中活动，没有一刻的空闲。
韩幽桐这时是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领导成员，她和学生抗日联合会其他领导人，组织北平大专院校及中学的学生去南京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隆冬时节，她和同学们在北平前门东火车站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卧轨斗争，迫使北平当局为他们派出列车去南京。
在这震动全北平城的卧轨斗争期间，张友渔一次也没有去看韩幽桐。
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轻举妄动暴露自己的身份，韩幽桐当然也没有和他联系。
激烈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她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传南下示威的目的，和同学们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社。
回到北平，她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却没曾想，不久后，他们居然有了一次共同旅行的机会。
这是1932年夏。张友渔不能再当《世界日报》主笔，因为张学良怀疑他是共产党。
《世界日报》负责人成舍我请他离开北平，去日本东京当特派记者。
党组织同意他去，作些日本形势的调查。
韩幽桐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后，又回到北平大学法学院。
这时，她大学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两人结伴而行。
张友渔在日本搞调查研究、写文章；韩幽桐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一个女研究生。每天的傍晚，是他俩的共同时间。
他们的嗜好，是到旧书摊买书。
东京大大小小的书摊前，经常出现这对热恋中的中国青年的身影。
第二年，他俩结了婚，婚后不久却又分别了。
张友渔因工作需要回到北平；韩幽桐独自留在东京。
“七·七”事变以后，张友渔曾任我党豫鲁联络局书记。
他去郑州处理问题时，在西北联大任教授的韩幽桐抽空去看他，正赶上敌机狂轰滥炸，房子摇晃得厉害，电扇掉下来砸到张友渔头上，多亏韩幽桐给他拉了一条棉被顶在头上。
这对幸存者走出屋子，周围已是尸体横卧的一片瓦砾，韩幽桐很不放心地回到西北联大。
不久，几度反蒋的西北军系的石友三，要求我党长江局派一个左派人士到他的部队担任政治队长。
张友渔奉命以左派教授的身份到了敌后石友三部队。韩幽桐知道，他去的是一个比飞机轰炸更险恶的环境。
她想一同前往，但工作需要她留在西北联大，发展那里的左派力量。多疑的石三友，有两次差点杀握张友渔。韩幽桐所在的西北联大也不平静。
左派力量发展很快，陈立夫坐不住了，把手伸到这里，解聘了八位进步教授，韩幽桐是其中之一。
他俩天各一方，都处在斗争的前沿，彼此深知对方为党献身的精神，心是相通的。
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难得安定的家庭生活。
1939年到1941年的大概两年间，他俩都在重庆。
张友渔又进入一个危险岗位——到孔祥熙掌握的《时事新报》任总主笔，利用合法手段，尽量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突然发生。
他还没有接到如何应变的通知，张友渔继续按时去时事新报社上夜班。
1月17日，国民党中宣部发了一条颠倒黑百的消息：“新四军叛国”。
当局命令各报必须登载，还要发表讨伐新四军的社论。
《时事新报》的总经理张万里把国民党中宣部的“指示”给张友渔看，张友渔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冒着危险明确告诉他：“这文章我不能写。叛国的不是共产党，应诛讨的不是共产党。”
张万里意味深长地对张友渔说：“现在，我的处境很困难，你的处境很危险，最好早有安排。”
张友渔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同时伸出手来，用力紧握，说了声“再见”。
见到匆匆提前赶回家的丈夫，用不着语言解释，韩幽桐配合默契，两人迅速转移隐蔽起来。
党组织派他俩一同去了香港。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他们又奉命隐蔽起来。
隐蔽的住处被炮弹打坏，幸亏两人都没在屋里。
他们又隐蔽到另一个住处。不料，一天半夜，闯进来几个武装的伪军，用刺刀顶住了张友渔的胸膛。
张友渔用日语训斥他们：“干什么!”
伪军一怔，再看韩幽桐，一身西式衣裙，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他们懵了，以为走错了门，闯进了日本人家，吓得转身跑走。
而张友渔和韩幽桐也不敢再久留，立刻又搬了家。
完成地下党交给的疏散、安排一些同志的任务后，他俩也撤离香港。
深夜，他们乘着地下党组织准备的小船，到了九龙的悬崖绝壁下，崖上接应的同志垂下长长的绳子，让他俩抓住绳子往上登。
脚下的小船在海上摇晃着。黑夜中看不清绝壁有多高，万一掉下来，韩幽桐会游泳，张友渔可一点也不会。
他俩咬紧牙，先后都拽着绳子登上去了。
在岸上，他俩脱下西装，换上棉袍，化装成商人夫妇，在东江游击队护送下，回到了桂林。
日本投降后，许多在抗日战争中分散的家庭得到了团聚。
他俩却开始了一次长时间地分离。
我党的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友渔担任代表团的顾问，帮助研究民主宪政问题。
他的党员身份完全公开了。韩幽桐原在重庆搞民主宪政运动，公开职业是美国新闻处日文翻译，张友渔的党员身份一公开，她无法再在美国新闻处呆下去。
这时期东北解放，需要大批干部，韩幽桐奉命去东北作文教方面的工作。
张友渔愉快地支持她远赴千里之外，还帮助她戏剧性地带走了高崇民同志。
高崇民同志要离开重庆去上海，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垄断，正苦于无法动身。
韩幽桐以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可乘美国的运输船去上海，张友渔就让高崇民冒充韩幽桐的丈夫上了船。
一直到全国解放后，韩幽桐才离开东北，回到了天津，并出任天津市教育局长，1950年时，韩幽桐又调回北京，先后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华北法院副院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而张友渔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夫妻俩终于在北京团聚，不过这个团聚也是短暂的，不久，韩幽桐又调到宁夏，一直到1963年又调回北京。
这期间，学法学的俩人发挥专长，为新中国的宪法法律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韩幽桐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7年后，1992年2月26日，张友渔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俩人自此走完了伉俪情深、是夫妻也是战友，为理想和热爱的法律事业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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