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徐振五。
张仁蠡（1900－1951）
张仁蠡（1900－1951），字范卿，出生在武昌城。早年毕业在北京大学，并在私立民国大学任教。历任湖北有奖债券局会办、湖北督军公署秘书。曾在大城、武清、丰润等县任县长十年。
1935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承日本帝国主义之命，割据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出任伪民政厅长，从此开始了汉奸生涯。
1951年被判死刑，在北京被处决。
正文
笔者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结识张仁蠡。一九三五年，张仁蠡参加了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民政厅长，笔者曾在该厅任第二科主任。一九三九年，张仁蠡任伪武汉市长，笔者任伪武汉财政局秘书主任、市府参事、专员等职，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初，才离开他。七、八年中张之活动情况，其为笔者所亲见亲闻，或躬与其事而为笔者所能记忆者，愿揭露出来，供读者金考。惟事隔多年，难免有星漏之处，或为幕后活动所不及知者，请读者鉴谅!
张仁蠡和他的哥哥张仁乐，是异母兄弟，同为清湖广总督张之洞侧室之子。论起卖国求荣，张仁乐的名头要比张仁蠡为大。本文重点写张仁趣，顺便提到张仁乐。
张仁乐，字燕卿，在日本侵华后，以字行。关于张仁乐以字代名问题，还有一个小插曲，不妨也在这里提一下。他的名字，原来取意“燕国乐毅”之意，所以名叫仁乐（读yue)，人们偏偏叫他仁乐（读lè)。他一生气，改以字行，倒不是因为当汉奸而改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李景林督直时，张仁乐充任天津：县知事，为李景林部下著名“金刚”之一。至今天津人谈及张仁乐，犹为之切齿不置，兹举一事以说明之。张仁乐长天津县时，奉李景林之命，设“官产清理局”以敛民财。所谓官产，实为民有之私产，其性质分官产、旗地、荒地、黑地等，另外还有清室私产等项，官产实属室塞无几。清初满人入关，勋责之家率多跑马占地，所谓圈占民地者是也。又有汉民带地投旗者，即把地亩献给清王朝，许其投入八旗为军，以便保全耕地。宗室觉罗等勋旧占地后，仍把地亩交给原主，改为他的佃户，向他交租。到了民国，北洋政府为了搜括民财，勒令佃户留置，发给执照，每亩定价自二元至五、六元不等，留置之后,便须升科（就是给政府纳粮）。这样一来，等于佃农自买自产，还要纳租及附加地方花费。这种事，为直隶（今河北省）所特有，因跑马圈占民地多在辅各县，北京四周尤为惯见，外省辽远，勋旧不便照管，所以此事较少。收回地价，政府留六成，发交原地主四成，以后便不许地主收租了。还有种种名堂，不能尽述。张仁乐与李景林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大加穷治，搜刮民财。又以清理官产为名，侵及义地。津郊义地极多，张仁乐暴尸掘墓，把棺材木料当做劈柴卖掉，如有完好的寄葬棺木，则当棺木发卖。刨出尸骨，丛葬他处，把土地收拾干净，另外卖予商民住户，索以高价，伸建民房，商店之用。所收价款，张、李俵分。此事激起了县民的极大反感。其时，天津县议会甫经成立，县民举出代表数十人向县议会提出控诉，反对张仁乐之所为。县议会议长阎鸿业及县议员杨西园、夏琴西、薛万选等，代表群众向县公署提出质问，张仁乐置之不理。于是县议会召集会议，决定联合群众代表共同向省长公署请愿。
当时兼代省长者为警察厅长杨以德，杨受理了县议会及群众代表的要求，于第二天在省署门前将张仁乐挂牌撤任，另委一人前往天津县署接任。不料接任的人到了天津县署，张仁乐不但抗不交代，反以茶碗向接任的人打去，几乎头破血出，接任的人只好跑回省公署诉冤。杨以德听说大为震怒，以身为省长,竟不能撤换一个小小的县知事。于是立刻调兵遣将，派出他所兼领的保安队的一个大队，将天津县公署团团围住，勒令张仁乐交出印信，听候查办。张仁乐闻讯，悄悄地从公署后垣逃出，延赴督署面谒李景林，陈诉经过。李景林本与张仁乐伙同一气，得此消息，以为杨以德太不给他留面子，遂派军队一个营将杨以德的保安队包围。杨以德见势不妙，被迫妥协，撤回公事。不久，杨以德被北京政府段祺瑞撒任，省长一席由李景林以直隶军务善后督办兼理。张仁乐即回任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李景林败退天津，褚玉璞继任督办时为止。
李景林走后，张仁乐在天津站不住脚，便跑到奉天，寻求新的门路。他先在营口谋任警察局长差事，后来又改充税务局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卖身投靠到日本关东军麾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及实业大臣。
张仁蠡，字范卿，生于一九OO年。张早年曾任职于北京政府教育部，后到武汉充任寇英杰部下秘书。寇英杰任河南督军时，张任郾城县知事。一九二八年，阎锡山人据北京，成立河北省政府，以商震为主席。张盛缘当时民政厅长孙央备，被任为永清县县长，后又调任霸县县长。一九三二年，于学忠为河北省主席时，张调任丰润县县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汉奸殷汝耕承日本帝国主义之命，割踞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出任伪民政厅长，从此步乃兄后尘，开始了汉奸生涯。
张仁蠡在伪冀东政府任职时，曾经把二十二县政府组织加以扩大，另外改组了警务机构，处处秉承日本人鼻息，为虎作伥。一九三七年四月间，张仁蠡奉殷汝耕之命，组织“冀东访问日本团”，前往日本鑫加名古屋万国博览会。所献礼品中,有黄金铸造的“燃灯塔”（唐贞观七年所建，通县名胜之一）。访问团约有四、五十人，由张仁蠡率领，曾到日本各大都市“观光”。归途中又访问了朝鲜汉城，以及伪满的长春、哈尔滨、奉天等处。回来不及一月，“七七”事变发生，殷汝耕、张仁蠡等因张庆余之反正，被日军关入监牢。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夜，伪冀东保安大队总队长张庆余与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突变，，杀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及各厅处顾问、联络员、嘱托等日薪人员。殷汝耕、张仁蠡等汉奸被捉获，以槛车押送北平解交宋哲元，转递解交南京蒋介石处理。行抵北平朝阳门，城门已闭，拒不收纳，张庆余不得已，遂将殷等释放，任其逃生，(据张庆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一文称，殷耕等是在押解途中日军走的。)张庆余率队南下抗日。
殷汝耕、张仁蠡等被张庆余开释后，贼心不死，再回通县，收拾残局。时驻北平、天津日军已闻通州之变，遂一面派飞机轰炸通县城，一面拽获殷汝耕、张仁蠡等。日军认为此次事变为殷汝耕、张仁蠡之部下所为、乃将殷、张等关进监牢,追究“背叛”情事。直至次年（1938年）一月，王克敏等汉奸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局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之手,复以殷妆耕之日籍妻子今井之力，向日军关说，始将殷、张等开释，但不复为日人所信任矣。
一九三八年初，张仁蠡被日军“恩赦”后，走投无路，一曝不振。表面上终日打诗谜，买碑贴、书、画，以自排遣。时张燕卿已由伪满洲国罢官归来，寓居北京，重得日人奥援，被命为伪新民会之副会长，而以王克敏为会长。王不视事，张承北京日本特务部喜多部长之命办理会务。
新民会与伪满洲国之协和会为同样性质之愧偶组织。新民会之下，设中央指导部，由汉奸缪斌任部长，并设总务部、教化部等，分由日人小泽、汉奸米介负责。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总务科矢部倦吉之手，矢部则秉承喜多之命处理一切，张燕卿、缪斌尽诺而已。未几成立古学院，张燕卿兼院长，乃介绍乃弟张仁蠡为总干事，然此非张仁蠡之夙愿也。张仁蠡甚欲在冀东各县卖盐获利，王克敏仅许以一县（丰润）之利。又求为“兴隆县办事处主任”之职，王克敏亦不肯给予。这并非王克敏与之故意为难，乃日人不予认可也。
是年十月，日军陷武汉。其冬，北京盛传吴佩孚将被日本拥戴出山，撤销王克敏所领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梁鸿志所领之“维新政府”，由吴任总统，张燕卿为“国务总理”。张燕卿在家“东山养望”，专候“组阁”。一时东四牌楼六条胡同张宅门前（原为西北军刘汝明住宅，日本占领北京后，将此宅拨归张居住），车水马龙，趋之若鹜，寻问消息者有之，求官求差者有之，为人说合联络者有之，以阁员自命磋商如何分配席位者有之。日本军部之海、空、陆要人以及特务机关官佐来访者亦不乏人。张宅客厅十余处，处处都有候见“总理”之人,其家设有秘书十数人，代见传话，一时热闹非常。无何，吴佩孚称病拒日人之请，王克敏等又从中阻挠，张燕卿“组阁”之举竟如幻梦→般，终成泡影，张燕卿懊丧不已。其时武汉甫经陷落，日人森冈泉任武汉方面特务机关长。该人系张燕卿之故人，知张困顿北京，抑郁无聊，乃派其总务课长浅见大佐北上迎张赴武汉，出任伪市长。
张燕卿自伪满归来后，恒以老牌汉奸自居，其为“新民会副会长”，已属万分委曲，故思“入阁拜相”，一过“国务总理”之瘾。现虽化为云烟，也不肯“屈就”小小的武汉市长一席。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乃推荐其弟张仁蠡代为前往。浅见大佐将此意转达森冈。森冈邀张燕卿出任武汉市长之用意本在于用“张之洞之子”为号召，看到张仁兼也具备这个条件，遂应允。
张仁蠡于是在北平组织班底，七拼八凑，网罗了八、九个人，其中扮演局长角色者有索樾平、孔楚材等。张仁蠡以武汉人治武汉为号召，遂又以杨恩露，杨镇堂扮演秘书长，局长等角色（二杨皆湖北人，霭堂天门人，思露陆安人)。班底组成后，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由北京抵达大连，转道上海，再由上海搭江船赴汉口。
张仁蠡抵汉口后，首先奉武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接收伪武汉治安维持会，于四月二十日宜告“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随后着手组织伪政府，派杨恩露为秘书长，杨霭堂为社会局长，索樾平为财政局长，方达智为建设局长，徐养之为宣传局长，孔楚材为盐政局长，沈竹痕为戒烟局长，刘某为警察总监,刘泥清为税捐总署署长。
这些乌合之众，应该分析一下他们的派系。徐养之、沈竹痕，土匪出身，系日本特务机关所提名；二刘原为武汉官员，投靠了日本；二杨、孔、索，是张带来之班底。惟方达智应加说明。方达智，系原江西宜抚使及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之子。日军占领武汉后，曾拉拢方本仁出任维持会长或市长，方不就,但又担心对已不利（因方在汉口拥有土地、房产），遂命其子方达智出与周旋。不久，以病辞职，由徐养之代之。张仁蠡又任高氏弟兄二人为教育局长及工务局长。此二人皆是日本留学生，为日本人所赏拔，笔者不复能忆其名矣。组班既成，开锣演戏，首先公卖鸦片，其次办理武汉三镇“良民证”，敲诈勒索，坑害善良，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附带谈一下张仁蠡与伪湖北省长何佩塔之间的矛盾。何佩，湖北建始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任湖北督军鑫谋长、政务厅长、财政厅长、湖北省长等，后赋闲多年。武汉沦陷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武汉参议府议长一职。何以张仁蠡新进少年，不过借乃父张之洞之余荫，骤跻显要，且非湖北土著，意不能平，颇有怨言。且参议府形同虚设，除为日本人及与张仁蠡抬轿子之外，毫无可干之事。张仁蠡直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对于何佩珞并不买账，因此两人之间，矛盾日渐尖锐，而何佩塔终无如张仁蠡何也。后来，森冈皋奉调离武汉，代之者为柴山兼四郎。何与柴山系在日同学，异地相逢,各道契阔之余，何乃向柴山倾吐失志之意，并对张仁蠡有所攻许，柴山大为所动，成立伪湖北省政府时，以省长一席相界。于是何佩得意忘形，而张仁蠡不免垂头丧气。
何佩瑶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就任伪湖北省长后，首先要求把武昌、汉阳两镇收回，改“武汉特别市”为“汉口市”，取消特别市名义，直接受省政府管辖。柴山既袒何恶张，对何之请求，自无不允之理，但顾及森冈的面子，不便过于压迫张仁兼，故仍保留特别市名义，为“汉口特别市”。张以无故失去武昌、汉阳二镇，领域缩小，内心自然不满，但亦无可奈何。由是张、何之间矛盾加剧，虽共事一主而积不相能矣。
张仁蠡既为何佩所谱，遇事即被柴山掣肘。张正在一莫展之际，而大汉奸汪精卫以“还都”闻矣。张、何摸不清日本人的意图均张惶失措，唯有共同听命于柴山面已。
一九四O年三月，汪精卫在南京宣告“国民政府还都”，建立傀儡政府，解散了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汪精卫粉墨登场后，首先光顾武汉，表面是慰劳日方陆、海、空军将领，实际上是窥伺形势，设法赶走何佩蒂与张仁蠡，安插自己心腹。不过汪精卫这次武汉之行，并不太惬意，日本人仅允许在汉口成立“武汉缓靖公署”，以叶蓬为缓靖主任。至于省、市两席，却不容汪精卫染指。汪亦知难而退，暂时打消了兼并何、张的念头。至于何、张争相献媚于汪精卫，自不待言。这里著重说明当时张仁蕾的心理活动。
张仁蠡来武汉之初，本是为张燕卿打头阵的。不料到汉之后，日军在军事方面，进展迟缀，对湖南、江西的进攻连遗挫数，打乱了日本侵路者拟在湘、鄂、赣组织另一个伪政府的部署。张仁蠡在武汉不但难于伸展，偏偏又被削去了已经到手的武昌、汉阳两镇，如今再加上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管辖，柴山兼四郎也不肯为自己撑腰。这些，都使张仁蠡感到苦恼。为今之计，惟有投靠汪精卫一条道路可走，可是张与汪又素无渊源，想攀附却一时找不到门路。
一九四一年夏天，何佩瑶病死于伪省长任内。其后任是汪精卫的嫡系杨一。杨一上任，便毫不客气地要把汉口市划为省政府管辖。这对张仁蠡可说是濒于“山穷水尽”了。
事有凑巧，张仁蠡终于时来运转。就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底，汪精卫忽然从南京给张仁蠡打来了一个电报，令其设法访借武昌徐行可所收藏的文廷式遗著，克日呈进。张仁蠡接到这封电报之后，惊喜欲狂，认为向汪精卫献媚邀宠的机会到来了。遂不借费尽周折，大破悭囊，购到原稿献给汪精卫。
下面录笔者所保存下来的函稿二件，略加注释，用来说明张对汪的殷勤，以及汪对张的赏识。
张仁蠡在接到汪精卫电报后，立即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写信给汪精卫，报告访书经过：
主席钧鉴：敬陈者，前奉册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笔者注，下同）伤访借文道希（文廷式）先生遗著等因。遵已洽妥，并以微（一月五日）电奉覆，当蒙容及。徐君行可名恕，为当地积学聚书之士。三年前，仁蠡到汉后，即慕名接晤，颇有往还。因徐君闭户读书，安乐自守，故特延其在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讲述国学。昨以文道希先生遗稿询之，当允借钞。书名《纯常子枝语》，笔记体，为文先生手定本，凡四十册，近八十万言，不分卷。徐君于民国二十年间，购自湘潭彭氏(彭子英)，彭则得诸我夫人（龚镇湘之侄女，父镇海，湘潭人。嫁梁鼎芬，旋改适文廷式）家者。先是，有以是书向武汉大学求售者，议未协。该校教授任君介徐君得之。往者叶君磨欲假钞印，未果。（叶恭绰与文氏有旧谊，托文之门生南陵徐乃具向徐行可借钞，徐行可未允。)是书卷快繁重，兹拟分类排比钞校，已伤人赶办，预料十个月内当可竣事。徐君处已由仁蠡量致酬矣。知承匯注，并以率闻，敬请钧安！
汪精卫接张仁蠡函之后，即于一月十一日亲自复张一信,对张大加称谢，并称赞他是“名德之后”。信中提到他所以要坊文氏遗书的缘由，原来汪精卫之兄兆铺，字伯序，号憬吾，成半十一年（1861年）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于乡，两次应会试，不售，遂南归，为人佐治。辛亥革命后，侨居澳门,闭户撰述。尝与文廷式受业陈澧之门，治经史一以师说为归。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卒，年七十九。著有《晋会要》《碑传集三编》微尚垒诗文集》《两屋深镜词》等著。汪家与文氏有两世交谊，故访其遗书。
张得汪信后，即复一函，抄如次：
主席钧鉴：接率一月十一日手谕，伤与徐君行可商购文氏书稿，或展人录副，属为择定，等因。仰见钩座念旧谊，嘉惠艺林之至意！遵经与徐君一再磋商，终以得之艰苦，尚未读校，仍愿先假录副本，俟抄竣再行续商。此亦徐君好书之情，无法重违其意。顷已雇用钞胥数人，先行分工写校，再事徐图。自当随时奉报。第以卷快过繁，虽经严限期日，亦非半载，难期藏事。至于钞工书值各费，仁蠡得于钩座访求音贤遗著，责扬书林盛举之余，稍供心力，已沐光宠，祈纾注！再文氏遗著，于《纯常子枝语》而外，尚有《黄帝政教考》、《伊尹事录》各一册，两书源出经史旧文，《伊尹事录》并附象山陈伯弢先生汉章校语，要为有关乙部之作，均已商之徐君并付钞校矣。求一得三，洵为佳话，钧座闻之，亦当欣然也。专此肃闻，敬请钧安！
从这封信里看，汪精卫已由“访借”进一步发展到“商购”，张仁蠡已将抄校时间“十个月”缩短到“半年”，并由一书发展到三书。得之愈难，就愈显出张仁蠡用力之大，从此可以邀宠固位了。这里应该叙述一下关于徐行可的事迹，为什么肯于把书卖给张仁蠡。
徐恕，字行可，武昌人。精于三礼小学，尤长于治史，其治明史有名当世。兼通目录、版本、校勘，收藏书画金石甚富,
有“北傅南徐”之称（傅为傅增湘，四川江安人，久住北京。——笔者）行可家在武昌，避敌迁居汉口法租界华实里四号。汪精卫之知徐氏藏有文廷式书稿，系闻之于龙沐勋（榆生），龙闻之于叶恭绰、前此叶之商借于徐行可，龙亦颇知其经过，故为汪备言之。徐既拒叶之借抄于前，此次何以建肯脱售于张仁蠡，也是有其背景的。当柴山兼四郎初到武汉之际，曾幕徐之名欲购徐所藏明王阳明墨迹卷子，许以日票一万元为酬。徐故昂其值，谢绝之，事亦告寝。三数月后，日本宪兵队将徐行可逮捕拷问，询其既无恒产，又无职业，全家十数口何以为生,为什么不出来做事，想是不愿“给帝国服务”，是一个道地的“反日分子”。徐百口莫赎，幸而管在女中任过教，又在中日文化协会讲过学，关了两三个月，才被释放。徐得了这次教训,知张为汪购书，志在必得，先之以礼币，不过是为敷衍面子，如果不肯相让，则将再尝日本宪兵队之铁窗、猎狗风味无疑。
莫若干脆卖给你们算了。于是索价四千元、并要求录存全部副思。张仁蠡献书求官心切，一一答应下来。于是在市府招考书记十余人，漏夜抄写校对，从前说过的十个月、半载，现在不到两个月就抄写完了。原因是为了在旧历三月二十八日汪精卫作六十岁生日那天，要“献书祝寿”。抄成之后，把副本交给了徐行可，原稿专人送往上海，加以装璜，张仁蠡还出名为《纯常子枝语》、《伊尹事录》、《黄帝政教考》三书作了跋尾。另外,还有文廷式手批的《庄子》一书，也是从徐行可处购得的。张仁蠡也加了跋语，一并献给汪精卫。
同年十月，张仁蠡又献给汪精卫一部石印大本《承华事略》,也加了跋语。
汪精卫连得张仁蠡献书之后，对张大加青睐，立即界以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头衔。张亦检机要求调任“天津别市长”。这时柴山兼四郎已经离开汉口，代之者为落合甚九郎，与张没有什么渊源，乐得把汉口市长席位腾出来交给杨接一。汪以张有献书之功，乃商之南京日本特务机关，谁其所请。
汪精卫得书之后，首先把《纯常子枝语》锓(qǐn，刻，特指雕刻出版)板，闻当时仅刷印了二百部，分送在南京的所谓中日要人。汪死后，接着抗日胜利，书板及原稿不知归于谁手。徐行可所抄副本，现归何处，亦不知其详。笔者所抄副本，已归河北大学图书馆收藏。
张奉调天津之后，不料柴山亦调到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柴山曾暗中示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张挡驾，几经疏通，终于一九四三年秋末接任伪天津市长，并兼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以汉奸罪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解放后，终因民愤太大，于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原文注：写于一九六四年)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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