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号守常。因他长我四岁，我一向以兄视之。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事，都是无可皆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他是死了，他是不幸而为事业为主义而以身殉了。
综守常同志的一生，就他的处人处事说，很可以称他为温文君子。但他却又是正气凛然，全不苟且的。他是一代论士，他的能文，本早有名，但他同时又是最前进的思想家，最前进的革命家，而他就是因为这个死了的。
守常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之一人，但他其实早参加过辛亥革命了。在共产党中他在北方负责任，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说。1924年初起，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守常同志在北方所主持的，不但是共产党的党务，也有国民党的工作。他实是以一身而负一时北方全部革命事业之重者，而他就是因为这个而被张作霖绞死了的。
据我所知，就是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守常同志也都是很敬重的。我也曾想过，假使守常同志不死的话，以后中國革命的进程上也许会能少些挫折。固然社会历史上的大事变常有无可如何的背景原因，可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又常会有转变局面的力量。守常同志就是可以有这种力量者。
我认识守常同志，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晓峰，他与守常同志是同乡，他们同是京东乐亭人，经郭晓峰的介绍，我与他相识了。当时，守常同志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我曾在这个刊物上署名发表过讲 “青年问题〞 的文章。此时，守常同志曾以“亚细亚学会〞 名义组织过一次讲演会，我也去听过讲，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子民（元培）、陈仲甫（独秀）、章行严（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他们讲演的内容我已记不得了，只是蔡先生的演讲情况还有些印象，当时他讲得最生动，口齿最清楚，博得了听众的好评：其他人的演讲就较一般了，所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这次讲演会的规模是很大的，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
记得就是在这次演讲会后过了一个时期不久，守常同志就到北京大学代章行严先生担任图书馆主任，时间大慨在1917年冬或1918年春，我己不很记得。北京大学因书馆，原叫北大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最后院有名的四公主梳妆楼。开始对外并不开放，本校学生也只有少数几个人与管理人员相熱悉，才能进去看书。
自从蔡元培任校长后，将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守常同志到任后，他的主任办公室先设在楼前院内三间东厢房里。他对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这时，我在北京大学已经毕业，以助教名义留校教预科。我在学生时期，己很好书，与图书馆很熟悉，并知道一些管理图书馆的技木。这时教课，功课并不多，便在图书馆协助守常同志做些有关图书的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就在主任室的旁边，因此，我得时与守常同志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守常同志照例要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曾两次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1918年夏，马神庙左近沙滩的所谓沙滩大楼（一时也因其颜色称为红楼，亦即那时的北大一院）盖成，作为北大新兴力量的中心。图书馆也搬进了大楼，占了整个第一层楼，主任室设在东南角上的两大间。从此，那两间房子也就成了一时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本营。前进的教员经常在那儿见面，一些进步学生有什么行动也常跑到那儿去讲说，有时晚上甚至借那儿去开会。
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大家都知道，“五·四〞以前，指导新思想运动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是在1918年冬创办的。
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在那儿。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
我还记得，创刊第一期出版的前夜，他同我曾亲自到印刷所里去校对。等校对完了，看了大样，改好印成，那时已到凌晨四点钟。我俩各拿着一张首先印出的《每周评论》创刊号，出印刷所进宣武门徒步回家，一路上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虽然那时正值冬天，但我们都忘记了寒冷。又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许会觉着一个前进的革命家总是紧张严峻，斤斤躁急的，但守常同志则一方面在行动上可以说是紧张严肃的，另一方面在风度心情上又可说是超脱潇洒的，守常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名文中，有一篇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前进、及时，还有一篇是《今》，又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超拔而切实。还有他在主编《甲寅日刊》时的一些社论里告人春日作郊游，教人接近大自然，也使人感出他的与众不同的潇酒飘逸，悠闲自在，诗人般的风趣来。他也偶然写些小诗，也别有意境，不同凡响。中国古军人常以“好整以暇”相尚。守常同志这个革命战士，就大有“好整以暇”的气概。
守常同志在赴日留学之前，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他很有文才，主编过《言治》月刊，发表过不少诗词和文章，在天津教育、学术界颇有名气。我记得他在“五·四〞运动那年，应天津觉悟社的邀请，曾到天津讲演，并与觉悟社的青年们进行座谈。在讲演和座谈中，提到了北京学术界思想进步情况，有哪些思想进步分子等。后来有几次听天津的友好向我谈及此事，说守常同志在讲演时曾怎样提到过我。因此，南开中学等方面有些人对我有所了解。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全体社员来到北京请李守常同志指导和帮助。守常同志对觉悟社的主张深表赞成，建议他们邀请北京各进步团体参加，开座谈会，共同商讨。
8月16日上午，觉悟社在北京宣武门外当时称为南下洼子的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都派了代表参加。李守常、陈愚生和我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到会者共二十多人，其中有觉悟社的社员十一人，其它社团的代表十几人。
座谈会由刘清扬同志任主席。她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同志报告觉悟社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周恩来同志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 “联合改造”。守常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己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的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守常同志所论极为深刻、透彻，大家都感到很受启发、鼓舞。会上当即决定，由到会各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接着在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会，议决定名为 “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 “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宜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个文件经过各团体讨论后，得到正式通过，后来曾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1923年底，我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中国。那时，我一入国境，就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众穷苦不堪，军阀统治腐败无能，实在使我内心万分悲愤。回到北京后，我见到守常同志时，感慨不已，曾愤愤地对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上上下下，国没能治，民不能生，长此这样如不改好，我就只有去入外国籍。”当时守常同志听了我发表的议论，又见我那个气忿的样子，就沉着冷静地对我说，“这个国家还是由我们来改造它吧！“话虽不多，但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充分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更感到守常同志为着救国救民，真正表现了 “铁肩担道义〞的伟大革命精神。
1980年2月24日，时年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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