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去武昌劝说鲁道源一同起义，不料鲁道源却向顾祝同告发，顾祝同密电白崇禧，让找个机会杀掉张轸。

两个月前，张轸部退到江南，改编十九兵团，承担了从武昌到嘉鱼的江防任务。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张轸对起义的态度终于坚定起来，起义的行动计划提到了日程。

但是，顽固分子也已觉察张轸的动向，当十九兵团部进驻贺胜桥之后，来了一个老军统分子岳烛远。岳烛远曾任军统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兼河南省调查室主任，这次的名义是派驻十九兵团军事督导官。

岳烛远和时任兵团副司令的朱其平、参谋长龚梦涛同住一院，与张轸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加上同开一个小灶，来往自由，时常聚谈。

张轸很快警惕起来，并立即采取了措施，找借口使朱其平等人不便在张家自由出入，伙灶也只好另起，一块“非公莫入”的牌子，把朱其平等人和张轸分割开来。

从此，在张家又可以顺利研究起义事宜了。

起义准备工作在加速进行，但表面还是照白崇禧的命令，井井有条地部署江防。十九兵团的防线是从武昌到嘉鱼县，其中金口一带是渡江包围武汉的战略要地，关系到起义的成败。张轸权衡再三，终于把任务交给了师长鲍汝礼，鲍汝礼接受任务后，在金口一带迅速控制船只，准备迎接大军渡江。

起义计划已经安排就绪，张轸也立即将计划送往信阳解放军南下部队，即在金口放开江防缺口，迎接解放军渡江包围武汉，截断白崇禧南逃。此时，担任武汉主攻的解放军部队首长同意了这个计划，让来人带着电码和电台呼号，迅速返回金口。

一贯反对起义的朱其平等人，看到张轸决心起义，便悄悄地离开贺胜桥溜走了。

张轸刚刚送走起义计划，情况又突然发生了变化，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南逃，撤退的序列是第七军、第十九兵团、鲁道源的五十八军，时间是5月15日前撤完。

情况变化，起义计划必须随之改变，张轸连夜召集辛少亭、涂建堂、鲍汝礼、张了且等人商议，拟定了新的计划，即在第七军南撤后，十九兵团立即起义；涂建堂师由铁路线上的土地堂开到铁路东湖泗桥一带；鲍汝礼、张继烈、张玉龙师仍在铁路西，策应作战。

改变了的计划必须赶快送给解放军南下部队，但武汉周围交通已被白部封锁，向北无法通行。从金口渡江送到江汉军分区是唯一通道，张轸又派张尹人及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于5月10日从金口渡江，到沔阳彭家场，找到分区敌工部，报告了新的起义计划，并要求打响后，如解放军南下部队未到达，请江汉军分区接应。

江汉军分区立即把情况电告南下野战军，约定起义代号为“55555”，联络标记是左臂缠白毛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起义计划正准备付于实施之时，白崇禧突然改变原来从武汉撤退的序列，改为十九兵团先撤，而以第七军压十九兵团南逃，或者包围歼灭。

随即，白崇禧又通知派员“点验”部队，实际是监视准备起义部队的行动。

张轸、辛少亭完全明白白崇禧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立即通令各师准备“点验”，在“点验”名义下，迅速按起义计划调动部队。

5月13日，在白崇禧的指挥下，第七军开始行动，对一二八军采取包围之势。接着白崇禧召令张轸去武昌“开会”。

白崇禧拿出顾祝同的电报，原来张轸曾劝说自认私交不错的鲁道源和他一同起义，不料鲁道源却向顾祝同告密，顾祝同去电白崇禧，让除掉张轸。

张轸对白崇禧说：“我是拥护李代总统的，元旦通过河南参议会通电让老蒋下野，就是拥护李德公的表现，为什么现在反而不相信我了呢？顾祝同是谁的人，白长官应该比我清楚，你千万不要上了挑拨的当。”

白崇禧被反将一军，有点难堪，就说：“你稍等一下，我回头就来。”

说完，白崇禧到隔壁和夏威商量了一阵回来说：“明天上午开会，你立即打电话，叫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用不着回去了，就住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作长夜之谈。”

张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们一两天就要出发了，我的办事处知道我来武昌，许多负责人都要同我见面解决一些问题，我到办事处去一下，在那里打电话，一个钟头就回来。”

白崇禧想了一下，说：“快去快回！”

张轸离开后，乘上吉普，直奔金口而去。这时桂系的第七军已经开始袭击张轸部队，贺胜桥兵团部已被他们洗劫一空，五十八军也开始配合七军，对张轸部采取夹击。

情况万分紧急，张轸立即召集起义将领会议，发出“统一”代号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白毛巾缠在左臂，对白崇禧部进行抵抗，经过激烈战斗，起义成功。参加这次起义的共五个师25000余人。

白崇禧气急败坏，但仍装作很耐心的样子给张轸打电话，张轸和他对骂了一番。以后白崇禧又连续来了五次电话，张轸再也未予理睬。

张轸部起义后，官兵喜气洋洋，受到了南下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后不久，张轸被任命为解放军五十一军军长。解放后，他相继担任了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张轸，终于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