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去武昌劝说鲁道源一同起义,不料鲁道源却向顾祝同告发,顾祝同密电白崇禧,让找个机会杀掉张轸。
两个月前,张轸部退到江南,改编十九兵团,承担了从武昌到嘉鱼的江防任务。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张轸对起义的态度终于坚定起来,起义的行动计划提到了日程。
但是,顽固分子也已觉察张轸的动向,当十九兵团部进驻贺胜桥之后,来了一个老军统分子岳烛远。岳烛远曾任军统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兼河南省调查室主任,这次的名义是派驻十九兵团军事督导官。
岳烛远和时任兵团副司令的朱其平、参谋长龚梦涛同住一院,与张轸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加上同开一个小灶,来往自由,时常聚谈。
张轸很快警惕起来,并立即采取了措施,找借口使朱其平等人不便在张家自由出入,伙灶也只好另起,一块“非公莫入”的牌子,把朱其平等人和张轸分割开来。
从此,在张家又可以顺利研究起义事宜了。
起义准备工作在加速进行,但表面还是照白崇禧的命令,井井有条地部署江防。十九兵团的防线是从武昌到嘉鱼县,其中金口一带是渡江包围武汉的战略要地,关系到起义的成败。张轸权衡再三,终于把任务交给了师长鲍汝礼,鲍汝礼接受任务后,在金口一带迅速控制船只,准备迎接大军渡江。
起义计划已经安排就绪,张轸也立即将计划送往信阳解放军南下部队,即在金口放开江防缺口,迎接解放军渡江包围武汉,截断白崇禧南逃。此时,担任武汉主攻的解放军部队首长同意了这个计划,让来人带着电码和电台呼号,迅速返回金口。
一贯反对起义的朱其平等人,看到张轸决心起义,便悄悄地离开贺胜桥溜走了。
张轸刚刚送走起义计划,情况又突然发生了变化,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南逃,撤退的序列是第七军、第十九兵团、鲁道源的五十八军,时间是5月15日前撤完。
情况变化,起义计划必须随之改变,张轸连夜召集辛少亭、涂建堂、鲍汝礼、张了且等人商议,拟定了新的计划,即在第七军南撤后,十九兵团立即起义;涂建堂师由铁路线上的土地堂开到铁路东湖泗桥一带;鲍汝礼、张继烈、张玉龙师仍在铁路西,策应作战。
改变了的计划必须赶快送给解放军南下部队,但武汉周围交通已被白部封锁,向北无法通行。从金口渡江送到江汉军分区是唯一通道,张轸又派张尹人及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于5月10日从金口渡江,到沔阳彭家场,找到分区敌工部,报告了新的起义计划,并要求打响后,如解放军南下部队未到达,请江汉军分区接应。
江汉军分区立即把情况电告南下野战军,约定起义代号为“55555”,联络标记是左臂缠白毛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起义计划正准备付于实施之时,白崇禧突然改变原来从武汉撤退的序列,改为十九兵团先撤,而以第七军压十九兵团南逃,或者包围歼灭。
随即,白崇禧又通知派员“点验”部队,实际是监视准备起义部队的行动。
张轸、辛少亭完全明白白崇禧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立即通令各师准备“点验”,在“点验”名义下,迅速按起义计划调动部队。
5月13日,在白崇禧的指挥下,第七军开始行动,对一二八军采取包围之势。接着白崇禧召令张轸去武昌“开会”。
白崇禧拿出顾祝同的电报,原来张轸曾劝说自认私交不错的鲁道源和他一同起义,不料鲁道源却向顾祝同告密,顾祝同去电白崇禧,让除掉张轸。
张轸对白崇禧说:“我是拥护李代总统的,元旦通过河南参议会通电让老蒋下野,就是拥护李德公的表现,为什么现在反而不相信我了呢?顾祝同是谁的人,白长官应该比我清楚,你千万不要上了挑拨的当。”
白崇禧被反将一军,有点难堪,就说:“你稍等一下,我回头就来。”
说完,白崇禧到隔壁和夏威商量了一阵回来说:“明天上午开会,你立即打电话,叫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用不着回去了,就住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作长夜之谈。”
张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我们一两天就要出发了,我的办事处知道我来武昌,许多负责人都要同我见面解决一些问题,我到办事处去一下,在那里打电话,一个钟头就回来。”
白崇禧想了一下,说:“快去快回!”
张轸离开后,乘上吉普,直奔金口而去。这时桂系的第七军已经开始袭击张轸部队,贺胜桥兵团部已被他们洗劫一空,五十八军也开始配合七军,对张轸部采取夹击。
情况万分紧急,张轸立即召集起义将领会议,发出“统一”代号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白毛巾缠在左臂,对白崇禧部进行抵抗,经过激烈战斗,起义成功。参加这次起义的共五个师25000余人。
白崇禧气急败坏,但仍装作很耐心的样子给张轸打电话,张轸和他对骂了一番。以后白崇禧又连续来了五次电话,张轸再也未予理睬。
张轸部起义后,官兵喜气洋洋,受到了南下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后不久,张轸被任命为解放军五十一军军长。解放后,他相继担任了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张轸,终于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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