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兴是四川农村一位家境殷实的农民。如果不是老天特别过不去，靠着一家人披星戴月的劳作，丰收之年也能在春节时宰一头肥猪，酿几瓮米酒。即便一般荒年，凭借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微薄积蓄，他的一家人也不至于受冻挨饿。
在清朝的爱新觉罗没有倒台以前，他知道他是大清的臣民，需要向大清交纳田租和各种还不算太重的赋税。等到大清终结，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了。
到底是皇帝陛下还是总统大人坐江山，张三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于侍弄他的庄稼和牲口。
时光一晃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三兴惊讶地发现，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大人的臣民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军阀混战时代。正如民谣里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只要手里有足够的枪杆子，军阀们便可以割据一方。
在甲军阀统治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其领地的人民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一年交多少田租，多少赋税，全由他说了算；等到甲出阀倒台或是被赶走，乙军阀上台之后，一切又得按乙军阀说了算。
最令张三兴和张三兴这样的底层民众伤心而愤怒的是：甲军阀刚刚征收了田租赋税，可一会儿功夫又被乙军阀轰下台，而乙军阀对甲军阀刚刚征收过的田租赋税根本就不予承认。
张三兴们只得勒紧肚皮再交一次。
更为头痛的是，自古以来田赋都是一年一征。可到了军阀们统治四川的时代，这个自古以来的公理被他们“勇敢”地打破了：田赋可以一年两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
这种征法怎么搞呢？那就是预收。也就是说，比如今年是1926年，张三兴的田赋已经完清了，但一纸通告，现在开始预征明年的田赋，张三兴除了乖乖地上交，又能有其它什么办法呢？
也许像张三兴这样的殷实之家，如果只是在某一年预征下一年的田赋，他的日子勉强还可以对付。可要命的是，这种预征搞到后来几乎一年预征几次。田颂尧的二十九军驻防射洪县时，一年竟然征了14次。一个月征一次还要多。
耸人听闻的是灌县和安县，灌县预征到了1991年，而安县预征到了1993年。
当时四川田赋每亩的最高征额：“较之外省，约为4倍，较之日本，则为10倍，较之美国竟达21倍。”同样是一亩地，四川农民得交出相当于美国农民21倍的粮食，这在基本靠精耕细作并依靠人力畜力生产的四川，是一件比杀鸡取卵还要短视的行为。
但军阀们并不对这种短视行为感到半点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防区能维持多久，就像张三兴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苦苦忍耐还有多少底限一样。
让张三兴们难以忍受的还不仅只是预征到了孙子辈的几十年以后的田赋，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也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条令他们窒息的绳索。
比如张三兴偶尔进一趟县城，如果他打赤脚的话，当局会认为他有碍观瞻，将征收赤脚税；如果他穿上自制的草鞋的话，当局则会指责草鞋不卫生，得收取草鞋捐。种鸦片的交上烟捐，不种的也要交上懒捐。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凡是家里有厕所的人家，还得向官方交纳厕所捐。当时的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对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作了无情的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总之，这些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都发生在七八十年前的四川，那是四川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防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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