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起源的猜想
宋旭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底座。今人在研读古文典籍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许多困惑。比如，古人之间的对话太简奥，简奥得让人生疑。看《尙书·舜典》中的一段对话：“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俞，往哉！汝谐。”这是正常人在说话吗？这跟两个哑巴一边打着手语一边咿咿呀呀叫唤有何区别？再比如，现代汉语通常的语法是“主——谓——宾”结构，但是，看看古人怎么说话：“惟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谏行言听”（《孟子·离娄下》）等等，像这样的句式，今人冠之以“谓宾倒装”之名。那么，问题来了：是古人故意不好好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文献所记的是古人正常的语言，那汉字及其所记录的上古汉语源于何处？
老宋以为，汉字起源于上古阿尔泰游牧民族，其最初所记录的语言也应该出于阿尔泰语系。以下是老宋收集的证据。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语言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百万年以上。语言的作用是交流，而文字的作用是记录。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而文字的出现则是政权的需要。有一种说法是，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字。对此，老宋不以为然。细读历史，便会发现，“人民”这个词非常可疑，更多的时候是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的。任何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其产生都是缘于需要。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相比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来说，文字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他要驱役奴隶，要立庙祭祀，要“和合万国”，要发布诰令并传“檄”万里。这无所不在的需要，正是文字产生的催化剂。从古代历史尤其是上古历史来看，文字，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作为奴隶的劳动人民，是很难接触到“文字”的。上古时代，东亚大陆所存在的族群大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农耕族群，其地处中原，土地肥沃，其民定居，以素食为主，由于食物丰富，人口众多。另一类则为游牧民族，其民逐水草而居，迁徙往来，以肉食为主，更有史籍所记“不粒食者”，因食物匮乏，人口稀少。但从武力上考量，则游牧族群优于农耕族群。于是，每到气候变化，草原上生存维艰之时，游牧族群则纵兵中原，或武装殖民，或略人为奴，于中原建立政权。纵观上古历史，从黄帝到尧、舜、禹，乃至夏商周秦，其统治阶级，或为匈奴之先，或为东夷女直之先，无一不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民族为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创造一套文字？不仅仅是没有，而且是绝对不会。汉文字的创造者只能是作为统治阶层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而其最初所记录的语言也只能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女直语”、“突厥语”或早期的“蒙古语”。
其二，从音韵上分析，越是早出的汉字，与阿尔泰语系的对应关系越是密切。关于这一点，现代学者多有研究。如“姓”这个字，古代突厥语读作“虾儿xal”，本义就是氏族，在游牧文化里氏族就是姓，突厥语的“xal”，其实就是汉字“姓”的读音来源。上古时期，作为战败后整族为奴的蚩尤族群的“黎民”，是没有“姓氏”的。只有征服者黄帝族群的“百姓”才拥有“姓氏”。再比如“载”这个字，蒙古语有“支意儿（ziil）”，是“一年”的意思。《尔雅·释天·岁名》记：“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唐虞者，尧舜也。根据当代考古发掘并学者研究，“尧”与“舜”，与上古女直、东胡部族（后世之女真、蒙古、满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连。再如“树”这个字，蒙古语读若“尚树”，意思是对高大、高龄树木的祭祀仪式。草原民族祭拜树木的习俗至今延续，他们常常在那里“尚树”。我们现在掩埋死者时，不仅要垒坟头，而且要在坟前插上一棵柳树。每年除夕日，要在屋角合适的地方摆放祖先的牌位，称作“亡树”，这些，都是上古风俗的遗留。在甲骨文中，这个“树”字代表的不是树木，树木另有一字“木”，对此古人不会混淆的。再如“族”与“侯”这两个字，甲骨文“族”字是“旗帜”与“箭镞”的组合，“侯”字是“房子里放着箭镞”，这些看上去非常圣神的汉字，其造字的主要构件均与“弓箭”有关，也透露出汉字发明者的族属所在。还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如，“水”字，古代突厥语读作“苏乌（suw）”，“土”字，古代突厥语读作“拓（tu）”，“木”字，古代突厥语读作“莫（mo）”，“石”字，古代突厥语读作“它斯（tas）”。再有，就是在古人眼里无比神圣的“圭”字，是美玉的意思。今天蒙古语继续延续着这个本义，其发音就是斯琴高娃的“高娃”。“高娃”快读即成gui，“高娃”正是“圭”的原始读音。这方面，有宋人洪迈的《容斋三笔·切脚语》：“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页），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这种现象，被后世学者冠以“分音”之名。何为“分音”？就是对一个字的缓读。在老宋看来，这种现象不是“分音”，而是上古先民本来就这么读的。而恰恰是后来的人们“急读”，才将当初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读成为一个音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应征了汉字的创造者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因为汉民族的语言是单音节的，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才是多音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汉字进入社会底层，对于先汉民族来说，“汉字”的多音节太不适应，于是，采用“急读”的办法将其“单音节化”，这实际上也是“汉字”的“汉化”过程。
“汉字”的“汉化”，虽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也是有迹可循的。这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分音”现象，还有汉语中大量留存的“连绵词”。
“连绵词”是双音节语素的一种。连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联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词，它有两个字，只有一个语素。这两个字有的是声母相同，如“慷慨”；有的是韵部相同，如“窈窕”；有的是同音重复，如“孜孜”；还有的两个音节没有什么关系，如“嘀咕”。作为上古汉语的遗留，这些“连绵词”大量存在与现代汉语。如植物类的蘑菇、蒺藜、蔓菁、茉莉、芙蓉、芫荽、蒹葭、葫芦、莱菔、苁蓉等，作为动物类的蝌蚪、蚂蚁、蟋蟀、鹦鹉、蜘蛛、、蚰蜒、鸳鸯、骆驼、貔貅、杜鹃、蜻蜓、蟑螂、蛤蟆、蝙蝠等。其实，这些“连绵词”所用汉字只是起到“记音”的作用，正如“匈奴”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作“猃狁”、“荤粥”一样，其词汇来源均为多音节的阿尔泰语系。如“跋扈”也写作“伴换”。《诗》云：“天然伴换”，伴换跋扈也。《汉书·叙传》曰：项氏畔换。韦昭：“畔换，跋扈也。”由此可见这个双声词只是汉字注音。又如：“倘佯”，不同文献里也写作“尚阳”、“尚羊”。“逶迤”也作“委蛇”、“委佗”等。有些“连绵词”还能够从文献里找到其对应的单音节汉字。如“扶摇”，《尔雅·释天》就云：“扶摇谓之猋（飙）。”比如“蒺藜”，《诗经》谓之“茨”，民间通称为蒺藜。
其三，从古汉语的语法上分析。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古汉语中的语法习惯是“主——宾——谓”结构。而这恰恰是阿尔泰语系固有的语法结构。今天阿尔泰语有三大系，即蒙古语，突厥语和满语，他们在语法结构，即语序上是完全相同的。三大语言语法特征的高度一致，显示出他们有共同的起源。阿尔泰语的主要特征就是“主—宾—谓”结构，那么，记录这种语言的古汉语也相应地出现了“主—宾—谓”语法结构。这绝不能是一个巧合。
有问：既然是阿尔泰游牧民族创造了汉字，为什么后世的许多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没有文字呢？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提问。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了解后世之“女真”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之分，就豁然了。其实，历史上，任何游牧民族的南侵或西进，都不是整体族群的行动，《史记·五帝本纪》就有黄帝轩辕氏“北逐荤粥”的记述。作为上古“匈奴”族的黄帝，向北驱逐了其同类。说明了在众多的游牧族群中，黄帝一支脱颖而出，南征进入中原，并融合原土著居民，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同时，根据施政的需要，逐渐创造了“汉字”。汉字产生的最初，只服务于统治阶级，也就是史籍中的“百姓”和“国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不可避免地向底层下延，尤其是西周推行“封建”制，“贵族之家，三世而斩”，大量没落贵族衍变为下层平民，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整个社会风雷激变，原有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孔子言其为“礼崩乐坏”。“汉字”不再作为统治阶级的专利。由于操单音节语言的古汉民族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具有阿尔泰语系特征的“汉字”也开启了其漫长的“汉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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