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呼延云
大清同治壬申年（公元1872年）的一天，上海县令陈其元突然接到一条消息，“英国领事官某病卒”，洋人的事，只要与外交无涉的，大清官员向来是敬而远之，陈其元也不例外，何况按照外国的礼仪，非死者的至交亲属，不冒昧吊唁，所以他也就不去理问。恰好这一天他有公务外出，坐着轿子出城门，却见大批洋人聚集在一处空场上，围拢着什么观看，并窃窃私语，这让陈其元不禁紧张起来，毕竟去年年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信呈递法国总统梯也尔，天津教案才算彻底平息，这个节骨眼儿上，上海无论如何不能出跟洋人有关的案子，“因使之问之”。
得到的回复，令陈其元目瞪口呆，原来那位领事死于剧烈的咳嗽，为了搞清楚死因到底是肺病还是其他什么疾病，“故剖其胸腹视之”，而如此在大清帝国官员的眼中无异于凌迟剜心的事儿，洋人却毫不避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之聚观以此也”。
这件事让陈其元一生印象深刻，以至于晚年还写进了《庸闲斋笔记》里，也许是因为他隐隐感到，对于中国法医史而言，一切都太具有象征意义了。
一、用了600年的《洗冤录》
有两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其一，直到清朝末年，我国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医”，而只有“仵作”。有些人喜欢把法医和仵作划等号，这是大错特错的。“仵作”一职其实源于搬运尸体的工人，他们负责死者的入殓、下葬等种种事宜，在世人的眼中是充满晦气和不祥的低贱工种。随着历史的发展，命案的增多，一部分仵作被招入官府，检验非正常死亡的尸体，但其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显著提高，而且绝大部分人也几乎不具备毒物学、解剖学等和尸检相关的知识，能看出伤口是什么凶器造成的就很了不起了。
这也就导致在我国古代很多命案的审理过程中，扮演法医角色的往往不是仵作，而是主审官员。比如在清代笔记《郎潜纪闻三笔》的第六卷，就记载了以“善于折狱，摘发如神”而闻名的浙闽总督赵廷臣的一桩轶事。有一次地方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获之后，已经承认了罪行，但赵廷臣在复审时看了案卷，提出了质疑：“致死的伤口不到一寸，而凶手招供后呈交的凶刀，刀刃长有一尺，完全对不上号，这很明显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下令重新勘查这一案件，“后果获真盗”——问题在于，倘若仵作在验尸时，连凶器和伤口不对位都验不出来，可想而知其“业务素质”是何等的低下。
其二，直到清朝，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涉及“尸检”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参考书竟然还是《洗冤录》！比如雍正六年，颁布给各州县设置仵作的上谕中就有规定：“仍于额设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每名给发《洗冤录》一本，选委明白书吏一人，与仵作逐细讲解。”道光年间的能吏许梿“素留心检验尸伤损”，他于1856所刊刻的《洗冤录详义》，对宋慈的原著进行了释义和评论，但整体上依然是《洗冤录》的增注本——要知道早在200多年前的欧洲，德国莱比锡大学已经于1642年开设系统的法医学讲座，而1782年柏林创办第一份法医学杂志，标志着法医科学初步形成独立体系，而大清竟然还在用600年前南宋的法医著作，这都落后到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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