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常规的印象里，古代代表皇帝命令的圣旨都是严肃而高端的。在影视剧中也常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一个太监捧着圣旨对某大臣尖着嗓子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至于遣词造句，更是诘屈聱牙，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这么想当然没毛病。以明清为例，圣旨内容大多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再按品级填发。书写则由皇帝从进士中亲自评点选拔出来的最优秀者“庶吉士”来承担。由于圣旨从拟稿到缮写均由顶尖文化高手来完成，因而这些圣旨在颇富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具有极大的艺术欣赏价值。其行文的精悍洗练，几乎达到了增一字嫌其累赘、减一字达意不确的程度。
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盘踞四川自称大西国皇帝的张献忠，就因为出身问题，不太懂宫廷规矩，因此在下诏方面也闹了不少笑话。据时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所载：“大西国皇帝张献忠一字不识，凡平日发敕书与群下，必口述过，不论鄙恶，悉照其口语书之，如差一字，便杀代书者”。部将刘进忠进攻汉中失败，张献忠给他发去一道圣旨问罪。“是时进忠在遂宁，忽传朝廷有敕书至，即传合邑有司、乡绅、士民郊外迎敕至公所拜辞毕，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跪听；但闻其上高声读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毴（因bi，意同众所周知的国骂）！钦哉！’。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呼万岁谢恩而退。”
或许你会说，张献忠不过是偏居一隅的草头皇帝，不具备代表性。那么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算是够分量吧。这位出身下层社会的马上皇帝读书不多，因而圣旨大多也都相当直白。据说有次倭寇来犯，当地的地方官吏请旨问如何处理。朱元璋下发一道圣旨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还有鼎鼎大名的千古一帝——康熙皇帝。他的圣旨有时候也不那么靠谱。在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故居，保存了许多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皇帝的往来奏折与圣旨。其中言语大多是诸如“朕安”、“知道了”之类的大白话。其中，康熙四十九年，曹寅疾病不断。于是苏州织造李煦上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摺。康熙回复圣旨说：“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虽然不像张献忠圣旨那样粗鄙，却也直白的几近白话。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比起他老爹来也不遑多让。据说大臣田文镜上了一个奏折，他在上面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其实，皇帝们也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哪怕是康熙这样的圣主明君，除了庙堂之高的端庄肃穆，私底下也难免会有些小性格小情绪。至于朱元璋、张献忠这样的布衣皇帝，依照自己的性子去写圣旨就更不难理解了。上述这些或粗鄙或浅白的圣旨，也给本就厚重严肃的历史，留下了一抹幽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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