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哈普”·哈罗兰（Raymond "Hap" Halloran）于 1922 年 2 月 4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罗克岛），是保罗·哈罗兰和捷翠德·哈罗兰（Paul & Gertrude Halloran）夫妇的爱情结晶，这对高产的夫妇另外还育有 4 个男孩（Ralph、Don、Jerry & Ken Halloran，现全部在世）。哈普在 1942 年初在俄亥俄州的戴顿（Dayton）志愿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1943 年，他在得克萨斯州学习并得到了领航员的资格；1944 年又在新墨西哥州修完了投弹手的培训课程。之后，哈普被送到坎萨斯州的 Smoky Hill 航空基地加入 B-29 机组的培训作业中，这架飞机机身番号 42-24769，属于美国陆军的 20 航空军 73 轰炸联队 499 大队 878 中队。
培训完成后，哈普即被任命为这架 B-29 的领航员，机组由 11 个充满干劲的乐天派组成，因此该机得到了一个“Rover Boys Express”的绰号，其尾翼编号为 V□27。
1945 年 1 月 27 日，“Rover Boys Express”跟随编队一起前往日本本土，执行一次对“357 号目标”的高高空精确轰炸任务。所谓“357 号目标”是指位于东京西北郊外三鹰地区的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这是哈普第四次参加深入日本本土腹地的任务（前三次先后空袭了硫黄岛、名古屋和神户/明石）。而且这也可能是 73 联队最后一次单独对日本进行空袭了，因为313联队很快就要加入到轰炸东京的行动中来。但是对于各个机组来说这次行动仍旧不容乐观，因为进入 1945 年之后日军明显增强了东京周边的高射炮防御力度，而且拦截战斗机的行动也越加主动和频繁。
“357 号目标”－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摄于 1945 年 4 月 7 日空袭途中，高度 4,800 米
“Rover Boys Express”保持着 32,000 英尺的高度（约相当于 9,760 米）飞越日本海岸线，四周的情况看来非常平静。轰炸航程的启动参照点是非常显眼的富士山（位于东京西侧的静冈县），在雪山附近，编队盘旋进入预定线路。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遭到日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攻击，哈普甚至觉得这次行动会比想象中容易得多。但是，在进入轰炸航程之后日军的高射炮弹立即在机群中炸裂开来，V□27 被几枚弹片击中，不过仍旧能够跟上编队。当 B-29 飞行到距离目标 60 英里时（稍少于 100 公里），日军战斗机向编队发起凶猛的迎击。V□27 的机首部分受到严重打击，机组成员都认为这是类似日军“屠龙”型的双发战斗机使用大口径机炮（37 毫米或 50 毫米）实施的攻击。
大西信行（Nobuyuki Ohnishi）绘制的航空画“迎头攻击”，描述樫出勇的“屠龙”战斗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间，奇怪的是背景画上了富士山。下面有哈普的签名
海法秀一绘制的航空画“一击”，描述小林雄一的“屠龙”战斗机撞击“Rover boys Express”的一瞬间，从这两幅航空画可以看出对“Rover boys Express”，现在仍有争议
Roberto Cernuda 绘制的航空画《Rover boys Express》，描述日军屠龙战斗机在富士山上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
在哈普的好友切斯特·马歇尔（Chester Marshall，原 499 轰炸大队 878 中队“Mary Ann”号 B-29 驾驶员）所著的《SKY GIANTS OVER JAPAN》一书中提供了哈普的回忆（可能引自哈普的回忆录），对这次攻击和弃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
“听到‘弃机’的命令确实吓了我一跳，突然面对着这样一种尴尬的事实令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难道就这样直接进入这片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吗？我顿时瘫软下来，虚脱和挫折感笼罩着我。眼看着我们的飞机渐渐地被编队抛下，我又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孤独－我想大声喊‘救命’！可是即便旁边的飞机听到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于是努力控制自己，以免在这里就精神崩溃。
飞机还没有抵达目标上空，炸弹舱也没有被打开。由于敌机大口径炮弹的射击，我们的机首损伤相当严重，驾驶舱里一片狼藉、钢铁的碎片四处飞溅。机长 E·G·史密斯中尉和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少尉都被破片打成重伤，他们满脸是血，情况非常可怕。而我只是两脚受到一些轻伤。一台发动机完全失效，机械师威利·弗朗茨少尉停止了它的螺旋桨，这样我们又丧失了一部分动力，离编队越来越远了。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少尉大声要求后部的射手们报告损失情况，但是由于机内通话装置失灵、加上电气装置全部停止，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们已经彻底被编队抛下了，而且因为电气装置的停机，我们无法操作遥控机枪、等于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现在要是日本战斗机来袭击的话那天晓得我们会被打成什么样！糟糕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有将近 10 架到 12 架单发战斗机对我们进行了反复攻击，第一和第二发动机被打中起火，浓烟灌进了机舱里，而机首被打开的洞穴中不断地涌进刺骨的寒风，在我耳边轰轰作响。机长不顾自己身负重伤，拼命地操控着飞机，他命令机电员凯·克努佩尔下士穿过机身向射手们口头传达‘弃机’的指令。就在克努佩尔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和机械师一起打开了炸弹舱，本来是想把炸弹都扔下去，但是我们发现舱门无法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投弹会导致炸弹击中半开的舱门引起爆炸，结果我们只得一枚炸弹都不投。
“Rover boys Express”在东京上空最后的留影，可看到发动机的损伤情况。照片左上角有哈普的签名，写与 1995 年 8 月 8 日重游塞班岛基地之时
正规的跳伞途径是从前起落架舱爬出去，但是由于第一次攻击所造成的伤害，这个舱门无法打开。现在只能选择从炸弹舱里的挂弹架和炸弹之间小心地爬出去跳伞了。我往下瞅了一眼，妈呀！我们正在东京湾上空飞行，水面泛起的粼光令我一阵晕眩。上帝可以证明，我不会游泳！
机电员向三名射手和雷达手传达了跳伞的指令，但是当他打开已经增压的尾部炮塔舱门之后，发现尾炮射手塞希尔·拉特已经趴在瞄准器上悲惨地死去了。他回到驾驶舱向机长报告了拉特的死讯，这个时候，雷达手约翰·‘蒙克’·尼克逊、中部射手安索尼·‘托尼’·卢卡西维茨、左舷射手维特·‘索尼’·巴维里和右舷射手罗伯特·‘波普’·霍拉蒂应该都从炸弹舱安全跳伞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而机长仍在不停地重复着‘快跳，快跳！’，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也跳出去了。轮到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和机械师威利·弗朗茨脱离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地面上见。’我们当时这样互相祝福，两人滑进炸弹舱的缝隙里消失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而我的潜意识中还对返回基地抱有一丝幻想，换句话说，我很害怕在日本上空跳伞。而且这时候我找不到降落伞了，因为我嫌这种放在胸前的降落伞包太碍事，通常都是把它放在领航员的桌子下边，可是今天却偏偏找不到了！这还了得，急得我跪在地上乱摸，结果克努佩尔在放收发机的台子下边找到了我的伞包，他把伞包递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安全跳伞了。
我站在机长后边，现在只剩下两个活人了。史密斯中尉喊道：
‘哈普你快跳吧，这里马上要炸了！’
我不跳！下面还是绵延不断的海面，我可不想淹死在这里。我想说不定过几秒钟就能看到陆地了呢，这时候我的肚子突然在召唤食物了，于是我撕开一包三明治大嚼特嚼。现在驾驶舱里的温度和高空 25,000 英尺（约 7,600 米）一样是华氏零下 57 度（相当于摄氏零下约 49 度），极为寒冷。我脱掉手套在金属架子上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被冻在了金属表面上，于是我就硬扯，结果撕掉了一块皮。
‘再不跳不行了！’机长再次冲我吼道，这时又有一队敌军战斗机在向我们接近。我终于决定了，不能死在飞机里，我要赌一把，在地面上试试我的运气！我钻进炸弹舱，在炸弹之间小心地移动身体，终于完美地把 212 磅重的躯壳抛进了空中。机长最后也安全地跳了出来，“Rover Boys Express”载着拉特的遗体消失在远方。”
1945 年 1 月 24 日，哈普的母亲从美国辛辛那提寄出的家信，1 月 27 日由于哈普在东京被击落而退回
异乡
这次空袭的损失情况很快被传回起飞地点－塞班岛。73 联队报称在东京上空遭到多达 900 次以上的战斗机攻击，但是损失仍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5 架 B-29 被击落。其中至少有一架是被日军飞机自杀性撞击而坠落。而哈普显然没有做好高空跳伞的准备，他身上只穿着工作服、套着有翻毛领的夹克，另外有一双内侧附毛皮的靴子。哈普接着回忆道：
“我那时候应该是接近失去意识了，在稀薄空气中向大地坠落的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一些幻觉。氧气瓶都扔在飞机上了，我迟迟没有去拉开伞的控制索，因为我自信自己暂时还不会人事不省。手枪和枪套也放在飞机上了，我可不想自杀，要是下面的日本人敢揍我，我就和他们干一架！
大约下落到距离地面 5,000 英尺的高度（约 1,500 米），我集中全力拉下手动索－一次猛烈的冲击之后，我感觉下落速度明显减慢了，不过我的一只靴子却飞掉了。不管怎么说，气温仍旧非常低，我被寒冷和精神打击弄得几乎麻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大约 700～800 米远的距离上，有 3 架日军战斗机正在向我接近！这下可糟透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机枪的轰鸣和子弹穿过肉体的痛楚。它们飞到我的身边，却没有开火，而是围着我打转。我觉得眼睛有点花，不过我似乎看到机舱里的人在向我挥手。‘不可能吧？’我这样说服了自己。日机编队围着我盘旋了两圈之后，其中 2 架飞向远方，而最后一架则向我这边靠近。
'想干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机舱里的那个飞行员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两手都在操作降落伞，赶紧腾出一只手、抬起头向他回了个礼。他打了个盘旋就飞走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气顿时涌上我的头顶，无论如何这次相遇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而我再次见到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显然缺乏这样的热情（或者说是同情），哈普落地数分钟之内，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围。这时候哈普还没有从极度寒冷带来的痛苦中恢复，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样盯着他。哈普总算把降落伞解了下来，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武器，吓得猛向后退，引起了一些骚动。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国兵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胆子立即大了起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感觉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块，他干脆趴在地上保护着自己身体的重要部位。这时他又听到了几声大声的呵斥，居民立即散开向后退去了。看来是日本军队赶到了此地，日军把居民赶得远远的，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开一条路。那个军官用手枪顶着哈普的头，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绝望。然而枪还是没有响，日本军官打了几个手势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夹克脱掉。由于双手的冻伤，哈普的动作显得稍微慢了些，这立即招来了日军的踢打，不过他最后还是坚持着解掉了救生衣。日军绑住哈普的手脚，把他蒙上眼睛丢进一辆卡车。卡车行驶了一会又停下了，一阵喧嚣之后又有人被扔了进来。这应该也是落难的 B-29 机组的弟兄，但是由于禁止交谈，哈普无法知道他是谁，不过这个弟兄一直在呻吟着，看来他要么是战斗中负了伤、要么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To live
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哈普被带下车进行审问，他第一次体验到日军对 B-29 飞行员的“特殊待遇”。我们接着看他的回忆：
“我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后摘掉了蒙眼的布条，这里看上去象是战斗机驾驶员的作战演习室，因为有大约 12 个身穿飞行服的人聚集在那里。押送我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用手势命令我呆着别动，然后大概是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于是日本飞行员马上围拢在我身边，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最后指着我的靴子开始大笑，说到这靴子，还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怎么说呢，几星期前我只不过为了与众不同，就把靴子涂成了金色。这帮日本人大概是从没见过穿金靴子的美国飞行员，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个飞行员打开我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来 10 根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准备在海面迫降的时候消磨时间用的。那个小偷把口香糖举起来向他的同僚们摇晃，闪闪发光的红色糖纸显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日本飞行员们象一群饥饿的老鼠一样蜂拥而上，开始分赃。
当飞行员们为了口香糖你争我夺的时候，我被带到了审讯室，第一次体验到今后将成为牢狱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殴打。
审讯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国电影里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我对面坐着两个会说英语的审讯员，他们拿一个灯泡照着我的脸，开始审问：‘你说！你的靴子是怎么回事？’我努力解释，试图让他们明白这只靴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是在塞班岛的时候随手乱涂而已。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点、学校等事宜，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 B-29 和塞班岛的情况上。在记录了我的训练履历之后，问题又回到了那只金靴子上。或许是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还用枪托猛击我的腹部。殴打和审讯结束后，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别处，那位一起来的难友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车大约又行驶了 30 到 40 分钟才猛然停了下来，眼罩拿掉之后我发现卡车停在一个繁华商业区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车站在路边。有趣的是，这里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从身边走过时都向我点头哈腰。
这大概是让我开开眼界吧，看了半个小时的风景之后我又被押上卡车，到了晚上才抵达关押地点。这里距离宫城（当时东京中心地带）以北大约两个街区的距离，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Kenpeidai Prison）。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的美国战俘完全隔绝，所以我暂时无法知道机组里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宽约 4 英尺（1.2 米）、长约 7 英尺半（2.3 米），自然没有暖气和水管，更没有卫生设施。只给我两条毛毯作为被子和垫子，在发毛毯的时候，看守还要求我跳一个踢踏舞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 67 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他们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 B-29 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 B-29 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 年 3 月 9 日晚上，大群的‘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 月 9 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惧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 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大火。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此外，我也吃不准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会冲进监狱把我们都杀掉。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过我更坚信我的战友们会最终用这种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然而第二天早上又传来了坏消息：一个看守告诉我，昨天晚上的空袭杀死了极多的东京市民，日本军队可能会开始处决战俘中的 B-29 乘员来进行报复，于是我的士气一下子又变得低落了。不过，日军命令在 4 月 1 日之前必须把战俘移出宪兵队，看来 B-29 的空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忘记对 3 月 9 日的大空袭进行报复，不巧的是火气出在我头上。
4 月 1 日，我被押到上野动物园。在那里日军脱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关在笼子里象动物一样展出。我浑身肮脏不堪，头发胡子披在脸上，我想那些来参观的市民大概以为我是哪里运来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我战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时刻。但是，这并不能消灭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谢动物园里的一个旁观者－那是一只总是站在笼子外边的秃鹰，它似乎在对我说：‘你快死掉吧！’每次它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冲着它大吐脏字：‘见你的鬼去，老子才不会死哪！你别想吃掉我。’”
Welcome Home
哈普继续着他的回忆：
“1945 年 4 月 3 日，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战俘都被转送到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OMORI Camp）。这时我的体重减轻了 87 磅，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212 磅（96 公斤）减少到 125 磅（57 公斤），连走路都十分吃力。36 名战俘中有 32 个是 B-29 机组成员，另有 4 个其他部队的。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 4 名弟兄：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他们和我一样皮包骨头、头发胡子乱成一团。除了空中阵亡的拉特之外，另外 5 名弟兄的下落仍旧不明。
通向大森战俘营的桥，照片上有哈普的签名
在大森，战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们至少能够同甘共苦，交流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够作一定的运动。我们 B-29 的机组成员似乎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在解放之前，经常和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战俘营里还关押着几位高级军官：比如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的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 73 联队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还有 58 联队 462 轰炸大队的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帕比’·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后来，布莱克上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转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战胜之后，比我早回国的金上校还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诉我的妈妈：她的儿子快要回来了。
而且，在这里我们被允许短时间地出门散步，到了 5 月，我们还开垦了自己的菜地。到户外收集垃圾也是战俘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成立了专门收集看守丢弃的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捡到的烟头都要上交给委员会保管，由委员长负责将里面的烟丝抽出并且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是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在 36 名战俘中有 32 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就向下传，这样一圈圈地转下来。公平是这项仪式的要素，谁要是不自觉吸的时间太长，就要受到处分－通常是剥夺一次吸烟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冲突，我是不吸烟的，而老烟枪会抱怨我们不抽烟的人捡回来的烟草里有狗粪。同样，食物的分配也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当每天的食物分配下来之后，餐饮负责人们就会慎重地清点饭粒的数量，然后按人数进行分配。每次吃饭吞咽饭粒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这样可以防止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嚼饭粒子而倒别人的胃口，当然也有些弟兄喜欢囫囵吞枣。
战俘之间的交流话题很多，但是最后总会转移到食物上来，比如‘一筐面包应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类，这通常会引起一场热烈非凡的大讨论。
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突然有 B-29 飞过战俘营上空，它投下了物资和传单。从传单上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赢了！8 月 29 日，哈罗德·斯塔森中校指挥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们被移送到医疗船“仁爱号”上，在船上的第 2 个晚上，哈尔西将军亲自来探望我。“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疗，而当 9 月 2 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的“仁爱号”上观看。数天之后，一架 C-54 运输机把我送到了田纳西州，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们重聚。但是我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之后就被送到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 White Sulphur Springs 的一家军方医院，在那里我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才恢复了健康。”
日本投降后，美军 B-29 轰炸机航拍的大森战俘营。上面的房屋顶上写着“谢谢，大森”（？），右边的房屋顶上写着“‘帕比’·波音顿被关在这里！”
“解放日”，大森战俘营的美军战俘等待友军的到来，头上画圈的是哈普
第 73 联队 500 轰炸大队的 B-29 机长罗伯特·戈尔斯维奇少校（左）和哈普（右），戈尔斯维奇于 1944 年 12 月 3 日在东京被撞落。照片摄于 1945 年 10 月 21 日的檀香山，当时他们正在回国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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