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读书人想要谋求仕进，须通过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的考试。在最高级别的殿试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策问，以决定考生的名次，名列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名列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但很多时候，皇帝都是委派大臣主持殿试，自己只是审核最后的结果，阅卷大臣也是可以直接决定考生命运的人。
清代前期，任阅卷大臣的多为皇帝的宠臣，甚至是皇帝奖掖功臣的一种方式。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边将军兆惠因平叛新疆有功，被委任为辛巳恩科的首席阅卷大臣，另派协办大学士刘统勋等九人为辅。兆惠是满人，对汉文不甚了了，根本无法评定文章的优劣。但乾隆对另九位阅卷大臣事前有过交代，让他们在审阅过的试卷上粘一张小纸条，纸上以圈点表示优劣，然后又告知兆惠，让他根据众人的圈点判断，圈多者即为佳。得到指示的兆惠便依葫芦画瓢，从诸多试卷中，将画有九圈的试卷列为第一名进呈。
到了晚清，随着政体的日趋腐朽，科举考试已经变得黑幕重重。有些考生事前就揣测某官可能会被任命为殿试的阅卷大臣，提前就托人走关系，打通关节。届时，先把自己的字样送上，让阅卷大臣熟悉，等到出场之后，再将自己试卷的前四句写到纸上，派人辗转送到阅卷大臣的手里，谓之“送诗片”。
而在阅卷大臣之间，也有默认通行的“潜规则”。各阅卷大臣乃是以朝廷委派的名次先后为序，排位第一的阅卷大臣，录取的第一卷就是状元；排位第二的阅卷大臣，录取的第一卷则为榜眼；排位第三的阅卷大臣，录取的第一卷则为探花，依此类推。如果阅卷大臣总共有八个人，排位第一的阅卷大臣，录取的第二卷就是第九名。这一暗定的规矩，向为各方所恪守，谓之“宪纲”，意为不可踰越。当然，也偶有破例的时候。光绪年间，翁同龢与徐树铭都被任命为阅卷大臣，翁同龢名列首席，徐树铭名列第二。但徐树铭是翁同龢的老师，翁同龢就主动礼让，把徐树铭录取的第一卷取为状元，以示对老师的尊重。
除了礼让，翁同龢亦有僭越之时。光绪十五年(1889)的己丑科，首席阅卷大臣为李鸿藻，次席为翁同龢。翁同龢仗自己是光绪的老师，想录取费念慈为状元，就去和李鸿藻商量。而李鸿藻也已打算录取张教谦为状元，加之两人的政见不同，平时就是各行其是，于是坚辞不允。虽然翁同龢深获光绪的信任，但李鸿藻是同治帝的老师，资格比翁同龢更老，在朝中也颇有威望，翁同龢亦是难奈他何。两人相执不下，最后只得采取折中之法——两人录取的人都不用，状元和榜眼被改为了张建勋和李盛铎。
另外，阅卷大臣中也有迂腐的冬烘先生，取卷只凭自己的一时好恶，而非依据文章的正误曲直。清人罗惇融的《宾退随笔》载，光绪年间，理藩院尚书裕德每次充当阅卷大臣，只要看到试卷中有犯其家人名讳的字，就会肃衣整冠，对着试卷行礼，然后把试卷搁置一旁，不再复阅。所以凡是遇到裕德主试，人们就会详细打探他家人的名讳，然后私下告知亲友，考试时切莫写犯其家人名讳的字，以免失去被录取的机会。
通常来说，阅卷大臣进呈的试卷，皇帝很少更改名次。但也有特例。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载，乾隆辛巳恩科，乾隆审阅试卷的时候，见第一名为江南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的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人王杰。由于陕西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出过状元，而辛巳科又是为了庆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加开的恩科，为了地域平衡，营造率土同庆的氛围，乾隆便召来阅卷大臣，把王杰取为了状元，赵翼则被改为了探花。
此外，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乙未科，萧荣爵本来名列一甲的第一名，骆成骧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试卷进呈后，光绪见骆成骧的试卷首语为“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当时正值大清甲午之战新败于日本，光绪心为此语所感，遂将骆成骧取为状元，萧荣爵则被改为了第四。
很多时候，考生的幸与不幸，也就在于阅卷大臣和皇帝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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