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生活艰苦，寄人篱下。
曾经被认为是最有机会问鼎
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他曾向香港大学生物系求职被拒，
却最终当上校长，
一当就是12年。
他就是——徐立之
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港科院创院院长
“学渣”逆袭
徐立之出生于上海，两岁时，他跟随家人从上海来到了香港。那时，一家五口生活艰苦，曾寄人篱下，住过北角、钻石山大磡村，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后来，一家七口租住在牛池湾啟德大厦一个小房间，父亲向别人借来相机，拍下徐立之与一妹两弟的照片。由于居无定所，徐立之在四所小学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做生物之前，徐立之曾经很想要做建筑师。小时候玩具不多，他喜欢把那些旧的东西拆开来看，觉得自己可能是做工程师吧。他喜欢平面设计，立体设计。
思想灵活的徐立之在背诵式的教育制度下从来都吃亏。他自言记性不好，测验的地名、人名、年份，急起来就什么都不记得。升中时他只考进中文中学 ── 巴富街官立中学，进不了香港大学，他想当建筑师的愿望也难圆。
然而，无心插柳，因为选大学时生物成绩最好，他进入了生物系读书。但生物以外的科目，他却成绩平平。
徐立之：我发觉自己对生物有一个特别的兴趣在里面， 因为从小喜欢绘图，所以生物对我来说很简单，以前的生物，是实在太简单了，全部是描写，花怎么样的一个构造，把花切开，解剖植物的分类，这些是以前的生物。可是后来我去真的生物考试，又考不好，因为最深的东西，就是分类，解剖每一个部分，全部是背书了。所以进去了以后，反而念不好。
学士毕业，他仅仅拿了三级荣誉，学院规定只有以二级或以上的荣誉毕业才有资格念硕士。幸好，前中大生物学系教授麦继强慧眼识才，徐立之破格念上了研究生，后来又因为机遇前往美国读博士。
1981年的元旦深夜，他冒着风雪从美国开车过境，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研究生涯。那时，遗传病是个新课题，他选择了一个冷门的方向——寻找囊性纤维化的致病基因。以当年简单落后的实验室仪器，要在人体三万多个基因中找到缺陷基因，不少人形容他的研究犹如大海捞针。
经过七年日以继夜的实验，徐立之的实验室在1989年5月终于成功断定了致病基因的正确位置，反复验证后，他将这项研究成果在科学权威杂志Science中发表，大大轰动了科学界。Science杂志将其评为“1989年最令人振奋的科学进步”。同年，他又以“对人类生活带来极大希望”为评语，荣登麦克林荣誉榜。
“如果真的为拿奖去做实验，就没有趣了”
近20年，徐立之在人类基因和遗传疾病研究方面的贡献，获得全球学术界认同，他多次被提名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被认为最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而面对大好未来，他却出乎意料选择了离开。
田川：很多人就说，如果你再继续研究下去的话，诺贝尔奖应该就是您可以稳拿到手的，可是那时候又选择回到了香港。
徐立之：不能这样说，做科学是自己的兴趣，刚才说对人类的贡献，如果真的是为拿奖去做实验，就没有趣了。
在中大，徐立之做实验一做就是十八小时，累了倒头就睡在帆布床上，早上睁开眼睛再继续。后来被警卫发现赶离校园，他便和几个同学合资五十元在中大附近的赤泥坪租住一间由猪屋改建成的村屋，继续他通宵达旦的实验工作。曾是研究伙伴的杨文光说︰“有他（徐立之）的实验室就充满欢乐。”
徐立之：我有一次到意大利去开会，那时候很早以前了，八几年传真机刚刚出来。我带了一个传真机，带了一个很大的电脑，多重呢，十九镑，大概是九公斤了。很有趣。那时候年轻，我记得那天下飞机是大雨，背着重重的行李，两个星期的行李，跟那些机器坐公交。
离开实验室的那一年，徐立之五十一岁，正值科学家的黄金时期。
田川：其实我听您这样讲，您还是非常享受做实验的过程。那为什么会因为想着去香港大学，而去放弃了那边的实验了？
徐立之：因为离开的越来越多，总在出差和做一些行政的事，没有机会去享受，就算是在多伦多的时候，我自己去吃东西，自己享受做实验的乐趣，已经很少了。真的没有时间，去自己坐在那个实验桌上面，还跟他们一起做实验，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个真的实验结果，只看到了是他们的文章。这个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觉得打一个营养针好，还是自己坐那边吃东西好呢？
“亚洲社会里，过分的精力放在考试”
科研的世界很简单，但来到港大管行政、理人事，对与错的界线便不再那么明显。治校12年，他三度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为学校筹得百亿研究经费，离任后，他重新拾起了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设立了港科院。
徐立之：那时候一来香港，一些院士们，已经叫我成立一个香港科学院。我就说有什么意义，你想当会长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是，你当会长，我说那更加不好，因为我最反对就是一个小圈子，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成立这个港科院呢，就因为看到，香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个体，来推动香港的科研的发展。
肯做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少。港科院2017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香港现行中学教育学制下，学生修读高等数学科的比例由2012年的23%下降至2016年的14%，低于新加坡和新西兰的40%，也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57%至80%。报告认为“情况令人忧虑”。
徐立之：这个是香港的考试问题，就是因为有课程的改革，然后考试制度，产生大学收生的模式，就是他就这样取巧。
当然在亚洲社会里面，考试好像离不开的，但是把过分的精力放在考试，忽略了一个学习的习惯。现在因为你考了一个试只是过的一关，考两个试过了两关，所以你考了三个试只是过了三关，但是做人，大学毕业以后，你过什么关，我想要跟同学说，你大学毕业了，那你下一关是什么东西。他们是有时候很迷茫，人生很长的一个路程，尤其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将来会学习的时候很多很多，我觉得教好学生怎么去学习，怎么探索，看到了自己的兴趣，再选择自己的兴趣。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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