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龟井绢粉蝶”、“西村绢粉蝶”、“上田绢粉蝶”等，这许多取着日本名字的蝴蝶，都是却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蝴蝶新种。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种蝴蝶，被取上了日本名字，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学术界公开的秘密——标本偷猎。如今日文版的《中国蝴蝶研究》，已经出版了三本，大量介绍了产自中国的特有蝴蝶新种，而在这套书中用于研究发表的蝴蝶标本，几乎完全是偷捕自中国各地，并且目前都存放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中国蝴蝶的这些日本名字，已经被列入了国际名录，增加了我国科研的成本。
在我国少数研究蝴蝶的专家中，有一个松江人名叫李传隆，可以说是中国蝴蝶研究的泰山北斗。他扑蝶数十年，发现了金斑喙凤蝶、疏毛薮环蝶、长尾虎凤蝶等数十种珍蝶，尤其是金斑喙凤蝶，姿态优美、光彩照人，被誉为“蝶中皇后”，是世界珍贵的蝶种。因为，这个蝴蝶只有中国才有，所以又被誉为“国蝶”、“蝶之骄子”，是我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排在世界八大名蝶之首。他在蝶类研究中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受到中国科学院表彰。其著作《中国蝶类图谱》、《蝴蝶》等，填补了中国蝶类专著的空缺。
小蝶痴誓愿寻蝶
1910年6月1日，李传隆出生在当时松江府华亭县城。当时的松江五湖三泖，山明水秀，风景如画，李传隆经常奔走于山岭田野之中，丛林花溪之间，便与美丽的蝴蝶交上了朋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小说、诗词、绘画、刺绣、印花等，都有不少有关蝴蝶的题材，这无疑也增加了李传隆对蝴蝶的喜爱。在松江中学读书期间，有李传隆就和几位同学，组织起了“昆虫兴趣会”，每逢课余假日，就到郊外扑蝴蝶、制标本，人们戏称他为“蝶痴”。
1934年，李传隆中学毕业，考入江苏大学南通农学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物系，正式开始研究蝴蝶。当时，我国还没有关于蝴蝶的科学专著，李传隆跑了很多家书店和图书馆，才找到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中日韩蝶类志》，上面提到了中国的蝴蝶有五百多种。一开始，李传隆感到喜出望外，如饥似渴地阅读，可是他越读越不是滋味，因为有很多中国本土的珍贵蝴蝶品种，都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这大大刺伤了李传隆的爱国情怀。
李传隆痛定思痛，冷静下来心想，中国是被公认为世界上蝴蝶品种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有这么大，外国人怎么可能全部找到呢？这个任务只能有中国人才能完成。于是，时年二十四岁的李传隆发下誓愿，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寻遍中国的蝴蝶，写出中国的“蝶类志”。可是，当时内忧外患，又有谁愿意和他过那种风餐露宿、穷山辟野的生活，而去和蝴蝶、昆虫打一辈子交道呢？
尽管，当时李传隆并没有找到伙伴，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灰心，而是想起了古人徐霞客，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明代旅行家，不就是单枪匹马、寻幽探险，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吗？在古人的激励一下，这年暑假，李传隆就一个人坐船来到福州，沿闽江而上，登上武夷山。闽江的激流暗礁，险些打翻他的小船，武夷山的蚂蝗，跟人挨边就要吸血。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阻住李传隆的脚步，反而使他逐渐习惯于野外生活。李传隆继续北上，又从仙霞岭和天目山采集到许多蝴蝶标本。
三年后的夏天，李传隆又决定独行海南岛。当时，海南岛上还很荒凉，一片片原始森林阴森可怖，一座座山崖峭壁耸立，草丛中时而有蟒蛇窜出。有一次，李传隆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忽听一阵刺耳的嗡嗡声，转头一看护肩背后树洞里飞出一大群牛角蜂。幸亏李传隆跑得快，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过，李传隆也不虚此行，他捉到了许多珍贵的热带、亚热带蝴蝶，其中就有我国最大和最小的蝶种。而且，他还看到了神奇的“蝶会”。
蜀道难难阻脚步
淞沪会战之后，战火毁坏了李传隆在松江的家，他顾不得房屋与财产，只带出了一些蝴蝶标本，就来到了西南大后方。常言说：“峨眉天下秀”，这座誉满天下的名山，吸引不少前来游玩的旅客。可是，李传隆却把它当作一座生物宝库前去拜访。那里幽静的清音阁，熊伟的报国寺，以及佛光神奇的金顶等，数不清的良辰美景，都不曾在李传隆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他只记得峨眉山上，那艳丽透明的峨眉毛弄蝶，是出现在二千公尺的丛里；那舞姿优雅、穿梭自如的箭环蝶，是在青翠的竹林里捉到；那高飞长空犹如小鹰展翅的升天蝶，常常栖息于高山之巅。等等一切跟蝴蝶相关的记忆，都伴随了李传隆的终身。正是在那些游人稀少的偏僻山沟，李传隆捉到了祖国许多特有的蝶种。
古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为了捕捉各种类型的蝴蝶，李传隆经常选择人迹罕至的路线，一个人行走在荒山野岭之中，常常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有的只是被野狼掏尽内脏的牲畜残骸，栖息在树上发着动听鸣叫的花豹，野草中随时可能窜出的长蛇，等等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情景，都有可能发生在他的面前。然而，多年的野外生活，使得李传隆像像农夫一样健壮，像猎人一样机智，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
李传隆自制了一个特殊的捕虫网，用铜杆代替竹竿，这不但是他捕捉蝴蝶的工具，还是他攀山越岭的手杖，摘打野果的工具，同时还是他自卫的武器，帮他吓退野狼、击毙毒蛇。除了这些自然的困难之外，李传隆还受到土匪的袭扰。在大巴山期间，李传隆遇上了土匪，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只留下了蝴蝶标本，因为他们以为不值钱。
经济上出现了困难，生活上更加艰苦，李传隆常常是渴了就喝几口山泉，饿了就啃两个饭团。有时在野外断了粮，就捉个野兔、飞鼠之类，架起一堆火烤上一烤，伴着野果子充饥。整天翻山越岭，他的鞋子、衣服经常跑烂，李传隆为了省钱，学会了编草鞋、做衣服。
寻幽探险的生活，磨炼出李传隆坚毅乐观的性格，不管天涯何处，也敢一人前往。有一次，李传隆来到一片荨麻地，发现了翩翩飞舞的蝶影。荨麻的针刺十分厉害，一般生够都要远远躲开，可是李传隆却压根忘了这件事，立即跟随着蝴蝶的踪迹，直接闯了进去。扑蝶之余，还蹲下来细细观察，终于发现了荨麻蛱蝶幼虫的秘密。尽管身上刺痒难忍，李传隆却感到了无穷的乐趣。
戈壁沙滩寻蝴蝶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十年之间，从海南岛到昆仑山，从松花江到日月潭，西藏、新疆、四川、云南等，他变了祖国的千山万水，1945年百花盛开的春季，李传隆又站在了西安大雁塔的顶层，向西北极目远望，思绪万千。当他看到祖国西北这一片大好河山，在蝴蝶研究上几乎还是空白时，心里面忍不住猛跳起来。可是，大西北黄沙扑面，前程茫茫，这里会有不为人见的蝴蝶吗？
这个问题前人并不知晓，李传隆也不敢确定，可是当他想到坚忍不拔的唐玄奘，心里面又迸发出一股豪情，心想：“不管怎么样，我得去看看再说。”就这样，李传隆搭上了一辆西去的运货卡车，开始了他的万里之行。当时，西安往西不远就没有了铁路，到了兰州再往西，连像样的公路也没有。李传隆只能走一段算一段，遇到商人的马队就搭一程。
不过，李传隆在沿途中，只要发现蝴蝶的踪影，就要停下来捕捉，有时蝴蝶把他引出了大路，他就不得不脱离马队，开动两条腿不行了。在沿途的教堂里，一位保存着许多蝴蝶标本的神父，表示愿出高价收买他的标本。据说，他们可以专卖到国外盈利。这使得李传隆十分不满，他想不多宣扬上帝的教堂，会干这种交易。不过，李传隆也明白了，为什么有的外国学者引证了那么多中国蝴蝶，而他们根本就没来过中国。
李传隆对于这种科学研究上的投机，感到嗤之以鼻，断然拒绝了神父的要求。六月初的戈壁滩，骄阳胜火，刹那间狂风骤起，刮得天昏地暗，这里没有花草，没有湖泊，如果说有人要在这里寻找蝴蝶，肯定会被笑掉大牙。可是，李传隆的眼前，仿佛有个小蓝点一闪，凭着多年的扑蝶经验，他相信那正是蝴蝶。李传隆兴奋极了，立即搜索起来。
果然，在不远的前方，他发现一只小灰蝶，在飞快地舞动着双翅。“这种蝴蝶在沙漠里吃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李传隆不急于抓捕，而是一只跟踪着，终于那只小蝴蝶落在了一堆马份上，正用它细细的虹吸口器吸湿粪汁。真想不到鲜花丛中的娇客，在这里竟只能以畜粪为食，这让李传隆感慨万千：“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是何等的惊人啊！自然王国里还有多少领域，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
由于长期的旅行，李传隆养成了同劳动人民交朋友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就向当地的牧民、商人、担夫等问路请教，了解本地的风土人情。来到天山的寻找蝴蝶，然而当地正闹瘟疫，李传隆也被传染，幸亏当地哈萨克牧民救了他，并及时送他下山，才避免了生命危险。有人写文章把他比作中国的“鲁滨逊”。他风趣地说：“我比鲁滨逊强得多，他在孤岛上只有一个‘礼拜五’，而我在祖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亲人。”
珍蝶标本献国家
1947年春天，李传隆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大西北之行，横穿了整个中国，度过台湾海峡，从新疆戈壁滩来到了台湾日月潭，仿佛从荒野进入了天堂。在这里，李传隆第一次观赏到高山族姑娘的“杵舞”，她们最爱用蝴蝶来装扮自己。台湾特产的一种美丽的凤蝶，李传隆就是在一个高山族少女的花冠上发现的。李传隆捉到了许许多多珍贵的蝴蝶，有重月纹凤蝶、有“阴阳种”怪蝶，有“领域性”极强的翠灰蝶。
为了采集一种闪光极美的荧光翼凤蝶，他决定去台湾东南的红头屿。荧光翼凤蝶原是菲律宾的特产，在我国只有这个小岛上才有，捉不到它，中国的珍蝶谱里，就会留下一个很大缺陷。李传隆费了很大劲儿，才搭上一只到红头屿搬运货物的渔船，终于在当地耶美人的帮助下，在一片密林中发现了荧光翼凤蝶。这种蝴蝶在丛林里翩翩起舞时，后翅在阳光的照耀下，闪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时而金黄、时而翠绿，忽然又变紫变蓝，当真是美轮美奂。
新中国成立后，李传隆被聘为山东大学农学院副教授，结束了单枪匹马的探索。1956年，又调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参加了科学院组织的考察队，先后去了西双版纳、西藏等地。在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他捕到了誉为“丛林之王”的疏毛薮环蝶等，我国特有的一些珍蝶。在西藏高原，他发现了高寒地带蝴蝶的奥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勇士们，还送来了冰川裂缝中捉到的蝴蝶，这是世界上蝴蝶飞行的最高纪录，有力地证明了蝴蝶的耐寒性能。
文革时，李传隆收到了冲击。后来，还流传着一个趣闻：当时在昆虫学界，蝶类研究尚未形成显学，再加上李传隆出身寒微，且无名师挚友提携，所有很多人不把他当做专家。但是，在文革批斗会上，他却和其他大人物一起，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其他人皆低头做认罪状，唯有李传隆理直气壮地仰起头，问道：“你们终于认我为权威了？”
李传隆历经数十年时间，精心采集所得珍稀蝴蝶标本近千盒，在完成巨著《中国蝶类图谱》后，悉数捐献给国家。1978年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授予锦旗，上写两行金黄色打字：“珍蝶标本献国家，力攀高峰臻四化”。1980年，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许自强采访李传隆并执笔，把这段长达50年的“扑蝶”经历，写在《万里扑蝶》一书中。2005年1月，李传隆在北京去世，结束了学术界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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