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井保雄创办的武富士公司现已破产，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消费信贷公司。资料图
俞飞
近日，国内互联网投资风险事件频发，失控的民间金融海啸，让投资者不得不在投资领域慎之又慎，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金融监管的不可或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曾经的日本首富武井保雄的起家、落幕，亦可见金融监管的作用之重。
1966年，武井保雄创办了“富士商事”公司，向个人发放小额消费贷款，也就是日后日本最大的个人消费信贷公司“武富士公司”，外号为“日元商店”，意思是这里可以买卖日元。在高利贷行业呼风唤雨的他，登上了东瀛首富的宝座。然而好景不长，他因卷入窃听记者的犯罪活动，以丑闻告别了商界。
彼时，日本官方严厉打击高利贷，武井保雄公司最终破产。遗憾的是，武井家族利用法律漏洞，打赢了赠与税官司。
穷小子变身金融巨擘
1931年，武井保雄生于东京附近的埼玉县深谷市，母亲是家小杂货店的店主。
中学时代正值“二战”后期，武井保雄辍学后，进入陆军飞行学校——日本的战争预备队。1945年“二战”结束，14岁的武井保雄刚逃脱神风特工队员白白送死的厄运，又和很多学生兵一样沦入失业大军。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到处流浪，靠打零工艰难谋生。武井保雄当过铁路职员，贩卖过蔬菜，也做过黑市生意，与黑社会关系匪浅。
饱尝世态炎凉以及老板、工头欺辱的武井保雄，发誓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出人头地。“如果留下很多钱，后人就会认为那个人多么伟大。”这是他常对友人说的一句话。
武井保雄对外表示，发财的灵感来自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美国之行，让他了解了美国个人消费信贷企业的运行模式。
1966年，36岁的他白手起家，以在黑市从事大米交易赚得的第一桶金，在东京板桥区租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创立了富士商事。通过无担保的小额贷款起步，一个庞大的消费信贷帝国悄然诞生。
日本虽在1954年出台了《出资法》及《利率限制法》，但因执法不力，两部法律形同虚设。此后日本的经济进入腾飞阶段，普通民众对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的需求迅速上升，民间消费信贷登上时代舞台。但自生自灭的贷金公司，长期未被政府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至于日本各大银行，主要信贷对象是企业，对消费信贷态度消极，手续繁琐，有些干脆退出零敲碎打的消费者小额贷款市场。监管真空加上正规消费信贷渠道的缺失，给日本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机会，营业点遍布大街小巷。
武井保雄能在竞争激烈、风险极大的民间高利贷市场赢得一席之地，自有他的高招。
武井保雄最早把放款目标锁定在家庭主妇身上，他认为“主妇的个人信用要比男人好”。他以最原始的信贷理念起步，“不能借给不打扫厨房、厕所的主妇”，而要“借给孩子穿着干净衣服的主妇”。
早上10点，穿着笔挺西装的武井保雄，四处观察住宅小区的阳台，看谁家的主妇在晾晒清洗干净的衣服，“能不能借用您家的洗手间？”他厚着脸皮，挨家挨户地敲门，借机混进洗手间进行调查，以整齐干净的家庭环境，作为判定“好借好还”的依据。
“借给一个企业很多钱，不如借给很多人少量的钱。这样不但风险小，而且利润大。”武井保雄对下属说，“日本是经营信贷的良好国家。因为贷款人不管多穷，都会想着还钱。”这也是他选择高利贷的最大理由。
1969年，大阪几家大公司联合成立了日本消费金融协会，将用户借贷数据共享，信贷业务中最大的隐患——多头借贷问题得以解决。
1993年，日本消费金融公司ACOM公司研发成功自动完成贷款申请和签约的机器，申请者只需在用户界面填写相关信息，中央信审机构通过摄像头跟申请人交谈，就可完成个人信用评分。爱面子的日本人害怕被人拒绝，自助式借款的新机器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同时大大降低了公司运营成本。
武富士筹措的资金利率是1.85%，放贷的利率却高达29.2%。高额利润让武富士的生意，越做越大。1996年，武富士公司在二板市场日本佳斯达克成功上市。此时，公司的个人消费放贷余额超过1万亿日元，最高突破1.7万亿日元，成为日本个人消费信贷业翘楚。
1999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武井保雄以78亿美元个人资产，成为“日本首富”。他本人也一度成为日本纳税最多的个人。
铁腕武井获三方保驾护航
被事业成功冲昏头脑的武井保雄专横跋扈，管理上推崇“独裁”和“铁腕”。“武井保雄董事长的照片被陈列在各店铺，职员上下班的时候必须对着照片鞠躬致意，大声背诵老板的名言警句。”公司员工说，“公司从外部招聘过7名社长，但武井保雄从不放权。外面来的社长只是装饰门面。”
员工暗地里说老板是“大独裁者”和“对金钱贪婪无厌”。在母亲的葬礼上，面对送来礼金的部属，武井保雄居然用那些平时白送给客户，每块仅价值300日元至400日元的手表作为回敬。在公司员工培训中心留宿一个晚上的话，老板还得收8000日元。不过，他在自己身上花钱可不会这么小气，光是他那幢位于东京的豪宅就价值80亿日元。
武富士的高离职率在日本金融界人人皆知。对高管稍有不满，武井保雄就会立马将其扫地出门。多疑、霸道的性格，让武井保雄在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走向孤家寡人，甚至自我毁灭。
但是，武井保雄内举不避亲，妻子和两个儿子均在武富士任重要职务。武井保雄总是怀疑公司职员谁私自偷了客户的情报，谁在说他儿子的坏话。
在日本民间，消费信贷公司声誉不佳。他们乘人之危，大举发放高利贷，以暴力方式催债，许多借贷者陷入债务危机，走上自杀的不归路。“他们不仅向父母等其他亲属催收，还擅自进入民宅，恐吓老人、孩子，有的孩子甚至得了抑郁症。”
“无担保高利贷地狱”的社会问题，日益引发媒体对于“消金三恶”的关注：高利率、过剩信贷和暴力收欠款。此外，武井保雄与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也成为人们非议的焦点。
干这一行，没有官僚、警察和黑社会的保驾护航是不行的。公司上市前，武井保雄就将部分股票转让给政治家、高级官僚等人，另外他高薪聘请离任的前大藏省银行局局长为公司董事，还重金请来退休的警察总监出任公司顾问。
通过警察总监的介绍，武井保雄聘用了解黑社会情况的警官，专门负责讨债或与警方打交道。在公司上市期间，遇上黑社会团伙捣乱，他花钱请右翼团体“熏风同志会”摆平，自诩“以黑制黑”。武井保雄津津乐道：“在日本，暴力团比右翼厉害，警察比暴力团厉害，右翼又比警察厉害，这三种人好好利用将事半功倍！”
窃听丑闻引发武富士破产
2003年12月2日晚，东京赫赫有名的富人区杉并区，一幢占地1840平方米的超级豪宅前突然热闹了起来，近百名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和5辆闪着红光的警车把豪宅的前后门堵得水泄不通。
警察搜查了整整两个多小时，不时有人把装有文件、电脑的纸箱子往车上搬。最后，两名警调人员一左一右把赫赫有名的武井保雄扶上面包车，摆脱了记者的追堵。
警方发言人发表声明，之所以逮捕这位“传奇人物”，是因为他涉嫌命令属下长期窃听记者和公司高管。直到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武井保雄仍不相信眼前这一切会是真的，他语无伦次地说：“我真的不知道窃听的事。”
在东京证券市场仓促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武富士时任总裁称：“武井保雄的被捕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希望这一事件的真相能迅速告白天下！我迄今仍坚信窃听事件只是公司的个别人行为，相信法官会还给我们会长一个公道。”
然而，东京警方可不相信这位73岁的老人是清白的，因为从他办公室搜出的文件清楚显示，窃听是由最高层组织的。在指使下属对他人进行窃听的秘密文件上，清清楚楚地盖着武井保雄的个人印章。
原来上个月，东京警视厅接到一通神秘电话，说武富士涉嫌不法行为——对敢于揭露其公司丑闻的记者和被怀疑对其不忠的高管进行非法窃听。按照日本的法律，这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重案组对此案进行突袭式调查。
警视厅以违反《电信事业法》为由对原涉外担当中川一博、侦探公司代表重村和男等4人以及原专务董事小泷国夫进行逮捕，并追究武井保雄的责任。
中川一博立刻招供，将保存的71盘录音带交给警视厅。他大倒苦水：“窃听指令都是会长亲自下达的，我哪敢不听！”那是2000年6月，东京的著名记者山冈俊介采访到了武富士在消费者贷款操作过程中的黑幕，决定曝光，这势必会导致公司股价暴跌。
武井保雄立马派公关美女出马，希望能以巨额“封口费”和美色让记者闭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山冈不但软硬不吃，还正色警告：“如果再这样的话，就告知警方了！”
武井保雄授意中川、小泷找上私人侦探社，组织了一个“窃听小组”，专门窃听山冈的家庭、移动和车载电话。事关重大，公司最高层成立了代号为“耳朵”的绝密机构，成员之间用暗语交流。
窃听显然让武井保雄尝到了甜头，不久他下令将窃听范围扩大到好几个记者身上，后来甚至扩展到公司内部他不信任的高层身上。先后遭窃听的共有6人，每次均由武井保雄下口头命令。
中川向警察哭诉，他也知道这是重罪，可他没办法：“会长告诉我说：‘这事办得漂亮的话，至少能发给你大笔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作出什么选择呢，只能服从。”
对此，武富士员工表示：“在公司打电话时，我们不愿被听到的内容，都用手机或公用电话。武井保雄除了家人，谁都不相信。”
12月8日，武井保雄认罪，并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一家上市企业的经营者染指窃听，在日本闻所未闻。2004年11月17日，青屋木法官以违反《电信事业法》以及诽谤罪判决：武井保雄处以三年监禁，缓刑四年，武富士公司判处罚金100万日元。
2006年年初，日本最高法院裁定：所有超过《利率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为无效，且贷款额不得超过借贷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新规规定消费信贷最高年利率为20%，此前多出的利息，要返还给借款者。
同年8月，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去世，终年76岁，日本消费信贷的“黄金年代”宣告终结。
2010年9月，武富士向东京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留下51亿美元债务。次年4月韩国A&P金融公司正式收购武富士。昔日的日本消费信贷帝国轰然倒塌。2017年3月，武富士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破产之下，武井父子巧妙避税
2011年，日本最高法院柳田幸三法官裁决：日本政府(国税厅)需向武井保雄长子武井俊树，退还一笔连利息约187亿港元的税款，等于日本政府每年所收赠与税总和的两倍，是日本政府有史以来向单一纳税人支付的最大笔的退税。
前首富死后打赢和日本政府的官司，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原来1999年，武井俊树从父亲那里获得一笔赠与的财产，日本政府向他征收了124亿港元的赠与税。根据当年法律，住在境外的日本国民免交赠与税，在1997年至2000年间主要住在香港的武井俊树，2007年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退税。其间日本政府以武井俊树蓄意逃税为理由抗辩，获得胜诉。
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法官以武井俊树当年居留香港时间长于日本，技术上是住在香港为由，判决政府败诉。
当时，正在向破产的武富士追偿还款的债权人总数达到200万人，总金额高达2兆4000亿日元。听说武井俊树凭空得到日本政府2000亿日元的退税后，他们纷纷要求武井俊树吐出这笔钱偿债。
债权人对武井保雄留给大儿子巨额财产恨之入骨是有道理的。武富士破产前，武井保雄夫妻把个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卖给了自己在荷兰成立的公司。然后武富士在日本东证上市，引发武富士荷兰公司的股价大幅上涨。于是，武井夫妻赶紧在高位将荷兰公司90%的股份赠与大儿子。
境外上市、控制股价、适时买进卖出套现、选择低税率国家和地区转移财产……这一系列的洗钱运作，是很多日本家族企业家躲避“世界第一高遗产税赠与税”的惯用伎俩，只不过，这一次武井父子玩得太过“巧妙”了。
日本最高法院强调：“税法是不能因为环境、条件和人而随意作出变动的，当初我们制定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遵守。”话虽如此，武井父子逃避税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洗钱行径，难逃日本国民舆论的口诛笔伐。
2013年8月，债权人状告武富士原副社长武井健晃(武井保雄次子)的集体诉讼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官司一打就是5年，日本最高法院至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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