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据说，近代上海开埠通商后，最早闯荡上海滩的宁波人主要靠“三把刀”——剪刀、菜刀、理发刀。这就是说，早年来上海的宁波人主要从事裁缝、厨师和理发三个行当。不过，凡事皆有例外，譬如被誉为沪上“宁波帮”先驱的叶澄衷靠的可不是“三把刀”，而是一条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上摆渡卖货的小舢板。
只身闯荡上海滩
叶澄衷，字成忠，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浙江镇海人（今宁波）。
叶澄衷出生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其家乡，与镇海隔海相望的舟山（定海县）与英夷发生了激烈战事。战争结束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划为通商口岸。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与叶澄衷毫无关系，但他的人生却因为这些变化而全然改变了。
叶澄衷早年丧父，家境贫穷，9岁才进私塾，但也只读了不到半年的书，后来就到一家豆腐坊去当学徒了。众所周知，以前的学徒生涯极其艰苦而难熬，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店主的气而回到了家中。
14岁那年，一位倪姓乡人愿意带他到上海去学做生意，但需送人情和旅费两千文，叶家拿不出这笔钱，最后只好以秋收稻谷作抵，这才得以成行。此后，叶澄衷即随乡人闯荡上海滩，并由此闯出了一番大名堂。
初来上海时，叶澄衷受雇于法租界某杂货铺，从学徒开始做起。做满3年后，好不容易可以出师了，但叶澄衷却觉得店主经营懒散，前途无望，不久就自动离了店。
此后，在乡人的指点与帮助下，叶澄衷干脆自立门户，他每天都会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上驾着一条小舢板，在船上备些日用品和食品等，专门贩卖给停泊在江上的外国轮船。因为经常和外国水手打交道，叶澄衷也逐渐学会一些外国话，并在这一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外国人。从此，他就靠着这些所谓的“洋泾浜英语”在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
没多久，未满18岁的水上小货郎叶澄衷突然在上海滩爆得大名，其事迹不但被当时的西文报纸竞相登载，而且在半个世纪后，这事还被写入了《清史稿》中的《孝义传》，其中云：“西人有遗革囊路侧者，成忠守伺而还之，酬以金不受，乃为之延誉，多购其物，因渐有积蓄。”
原来，当时有个洋行经理雇叶澄衷的舢板摆渡过江，船靠岸后，洋人因有急事而匆匆离去，结果将公文包给忘在舢板上了。叶澄衷打开包一看，里面钱款甚巨，而且还有戒指、公文等物。叶澄衷选择了在原处等候，待那名洋人赶回后，即将皮包原物奉还。洋行经理万万没想到，一个年轻的苦力竟然如此诚实，不免大为感动。事后，洋经理不仅为叶澄衷介绍了生意，而且还在报上为之大大宣传了一番。
1862年，叶澄衷用几年来辛苦赚来的一点积蓄在虹口百老汇路（大名路）上开了一家“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主要为来往的外国船舶和周边的机器厂提供五金配件等。可不要小看了这家五金店，它既是上海滩上华人开办的第一家五金商号，也是叶澄衷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随着近代工业的不断发展，五金行业也迅速兴起，上海作为开放的前沿城市，生意更加好做。在此难得的机会下，叶澄衷将五金店的规模不断扩大，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陆续开设了“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等分号。之后，叶澄衷花费巨资收购了德国商人开设的“可炽铁号”，由此介入煤铁生意，并先后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总局等大企业的供应商。
1873年，34岁的叶澄衷做了一笔大生意。当时上海的一家钱庄以4万银两押进苏州河北岸一带的上百亩地产，但年终结账清算时业主无力赎回，钱庄因资金无法周转而陷入困境。这时，钱庄经理经人介绍后向叶澄衷求助，叶开始并未表态，而是先到租界工部局咨询。当他得知工部局打算在苏州河上造桥后，随即果断地将这块地产购入，并向工部局表示愿资助造桥费用的三分之一。桥建成后，苏州河北岸地价飙升，之前的4万两投资一下子就变成了100万两，利润可谓惊人。
煤油开路 多种经营
在上海滩做地产生意无疑是一种投机，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有人因此输光了家当。事实上，真正给叶澄衷带来稳定而丰厚收益的，是与美孚洋行的合作。
1870年，洛克菲勒在美国创立了美孚石油公司。10年后，美孚洋行开始进军上海，但其主营的煤油生意早有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捷足先登。因此，当美孚洋行找到叶澄衷时，后者对此的态度并不乐观。因为当时除了租界外，使用煤油灯的用户并不多，而要开拓外地及农村市场的话，网点与渠道的建设耗时费力，不仅成本很高，收益也难以保证。
经过反复的谈判，叶澄衷向美孚洋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获得美孚煤油的独家经销权，二是佣金提高到25%（其他公司为20%），三是提货后3个月再结算货款。
在与美孚洋行达成协议后，叶澄衷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协议的第三条，叶澄衷充分利用这3个月的结算时间差，其不仅在资金周转上游刃有余，而且“用洋钱生钱”，这些短期资金不断被投放到钱庄或实业中而不需支付分文拆息，因此叶家的财富与日俱增。
据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叶澄衷每年在煤油经销方面的赢利高达10万元。尽管后来美孚洋行与叶澄衷在业务上发生矛盾并终止了代销合同，但顺记号经营煤油的业务从未中断，叶澄衷也一直都是“煤油董事”。
在多年的煤油经销中，叶澄衷十分讲究销售技巧。从一开始，他就建议美孚重新生产一种体态小、燃油少、光度也可以差一点的灯，因为这比较符合当时国人的心态。后来，美孚公司听从叶澄衷的建议，不但把灯改小了，而且盛煤油的油箱也改成一听约30斤的小包装。而且，这种油箱使用完之后被简单地一剖为二，就是一个很好的垃圾簸箕了。因此，很多农民都觉得，用美孚煤油既点了洋灯，让房间亮堂了许多；价钱不贵，还多了两个垃圾簸箕，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叶澄衷想出的另一个销售妙招是买油送灯，也就是说，客户买一箱油他就附送一个灯。其中值得一说的是灯上的玻璃灯罩，煤油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燃烧后的光会损失很多，而玻璃灯罩非常脆薄，稍不留神就会碰坏。因此，叶澄衷又推出了一项优惠，那就是如果碎的玻璃灯罩还在的话，可以免费置换一个新的玻璃罩。
当时，为了尽快打入并占领中国市场，美孚洋行采用了很多廉价倾销的方式，而叶澄衷的顺记号及各地分支机构也因经销美孚煤油而创造了一种无成本的广告效应。这对于叶澄衷的其他事业来说，无疑也是大有好处的。
除了五金和煤油外，叶澄衷也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实行多种经营。1883年，趁着上海各棉花行陷于困境的时机，叶澄衷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十余条原用于运棉的沙船。在此基础上，他又将沙船队陆续扩充至一百余艘并频繁往来于沿海和长江航线，运送煤油、煤、铁等货物。由于运输体系完备，不但美孚煤油的销量因此骤增，而且其航运业务也大发利市，年盈利竟达数万两银子。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叶澄衷也开始投资实业。1890年，叶澄衷创办了燮昌火柴公司，这也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本土火柴公司。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燮昌非但没有被挤垮，反而越战越勇，销量占到上海市场的1/3以上。之后，叶澄衷又在汉口、苏州开办分厂，公司日产火柴40余万盒，行销大半个中国。
1894年，叶澄衷投资白银十万两在上海开办了纶华缫丝厂。在该厂鼎盛之时，共有缫丝车800架，雇工近千人。每年收茧的季节，纶华缫丝厂往往要调用上百万两资金，这在当时的各缫丝厂中可谓独占鳌头。
尤其重要的是，叶澄衷对金融业涉足颇深，其先后在上海、镇海、杭州、芜湖、湖州等地开办了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大庆等钱庄，后又与他人合股开办了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钱庄。这些票号、钱庄的资本虽然只有数万两，但放账往往数十万乃至百万，远远超过了其资本。在最鼎盛之时，叶澄衷经营的钱庄多达上百家，“镇海叶家”也因此成为江浙一带声名显赫的九大钱庄家族之一。此外，叶澄衷还曾独资创设三元保险公司，并且是近代中国首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九名董事之一。
此外，叶澄衷对地产也有大量投资，其创办树德地产公司时，在上海即置有地产400余亩。由于对上海的发展十分有信心，叶澄衷此后又陆续购入了大量地产，而地价的持续上涨，也使得叶澄衷富上加富。到19世纪末，叶澄衷所拥有的资本约合800万银两，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巨富了。
关心慈善与教育
叶澄衷以贸易起家，继而办实业、做金融，他身上有两种性格，一是“敢为天下先”，二是“谨慎从事”的经商之道，两者的完美结合最终让这位出身贫苦的少年一跃而成为早期“宁波帮”的首富。
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说，“叶澄衷首先在五金行业，他是第一个领袖人物，他的规模也很大，所以他定下的规矩就是五金行业的规矩。”譬如当时的同业拆借，叶澄衷的“顺记”从来都是自家低价拆借给别家，而从不向别家拆借，这一做法让同行们心服口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澄衷对外做生意时不卑不亢，不失国格、人格，如《叶公澄衷荣衰录》中所说的：“海上通商以来，中国商人能抗衡外国者，首推宁波，而其间又以胡君雪崖、叶君澄衷为之领袖。二君皆毫无凭藉只身崛起。”
以下仅举一例。1884年中法战争时，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为备战而同时向叶澄衷订购了煤炭。接到订单后，叶澄衷先安排本商号的煤炭立刻运往福州船政局；此外，他又不惜赔本买下了另一船煤供应江南制造局。如此举动，当时让外人很是费解。有人说，叶澄衷每次做的都是赚钱生意，为何这次明知亏本还要一意孤行呢？对此，叶澄衷的回答是：“该赔本的时候，就应该赔本。赔，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发展，更加赚钱。”
和其他富商不同的是，叶澄衷发家致富后仍热心于社会公益，其在家乡设立了树德堂、忠孝堂、牛痘局、救火会等，其间抚恤孤寡，急人所急，深得人望，当时即有乡谚称：“依澄衷，不忧穷”。此外，叶澄衷还在上海设立了怀德堂、崇义会、广益堂等机构，为各种公益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888年，因带头捐出巨款赈济浙江的灾荒，清廷传谕嘉奖叶澄衷并赐给其“乐善好施”“勇于为善”两块匾额。
叶澄衷虽然读书不多，但对教育却十分热心，其曾表示：“兴天下之利，莫大(博客,微博)于兴学。”为此，他早年曾筹办顺记商务学堂，为本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1875年，叶澄衷又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设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堂内。
1899年六十大寿时，叶澄衷做出一个决定：在上海虹口张家湾捐地30亩并捐资10万两创办一所新学堂。为此，叶澄衷表示：“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秉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这所新学堂，就是后来知名的澄衷学堂，也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学校。
1900年5月，新学校开始破土动工。但遗憾的是，还没等到学校开办，叶澄衷即于当年10月因病去世。去世前，叶澄衷遗命对学校事须有久远规划。之后，叶澄衷的长子叶贻鉴两次续捐共计10万两白银，学校规划与建设日趋完善。1901年正月，新校落成，其中正舍30幢、旁舍15幢，风雨操场一块，校门砌以大理石雕刻的门额，定名为“澄衷蒙学堂”。
澄衷学堂成立后，同乡翰林蔡元培曾应邀担任过校长。在之后数十年中，澄衷学堂共培养了学子4万余人，其中不乏胡适、竺可桢、倪征燠等近代名人。
此外，叶澄衷还在家乡创办了义学，这就是后来的中兴学堂（初名叶氏义庄）。其中，如邵逸夫、包玉书、包玉刚、赵安中、包玉星、楼志章等近代知名实业家都是在这里接受的启蒙教育。
（图片来源于网络）
联系客服
